从深层次分析，上海经济服务化趋势对商业银行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值在上海GDP中的比重，15年前是7：3，现在是5：5，而15年或更短时间后，这一比例可能将完全颠倒而成为3：7（上海中心城区目前这一比例已经实现）。在这之前，国内银行业的业务重心一直在生产性企业上，那么，当经济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时，商业银行的战略方向和业务重心是不是也应作相应调整呢？服务经济的发展无疑为国内银行的业务转型提供了战略机会。

经济服务化趋势对国内银行业的金融服务同时也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缘自服务经济的金融需求特征对商业银行的传统经营方式、服务领域和经营理念构成了挑战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种挑战体现在：①产品和服务的无形性加大了商业银行风险评估和控制的难度。这种无形既体现在其产品、服务，也体现在其利润来源：作为高附加值产业其利润来源更多地来自其知识性、技术性，更多地体现在信息、渠道、技术、知识等无形的东西上。②服务业的新兴性为银行提供切合客户需要的金融服务方案提出了挑战。原因在于，作为新兴产业，商业银行对服务经济的主体－现代服务业缺乏深入的了解，包括其运行模式、流程、金融需求、风险点及其相应的风险把握。③融资需求的弱化、金融需求的多样化为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出了挑战。需求多样化大大削弱了国内商业银行的传统强项：信贷业务优势，使得银行传统的产品和服务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其需求。④服务业需求个性化和服务专业化为银行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服务业需求的个性化要求银行提供更多度身定制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它对于银行服务的质量要求更高，如结算的速度、便利程度等，还可能涉及全国及至全球的结算网络，对于网络化、电子化要求极大提高。此时满足服务业的金融需求不仅涉及一家分行，还需要遍布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支持，对银行一体化、网络化、电子化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

服务经济对国内商业银行的上述挑战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国内银行尚未建立与服务经济相配套的产品与服务体系。目前国内银行的金融产品服务体系主要还是以生产性企业为对象的。对于生产性企业，我国银行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服务与支撑体系，包括提供的产品、对企业的风险评价与控制等。而相比对生产性企业的产品与服务，我们对于服务业的配套服务要弱得多。我们对于服务业的配套产品和服务，目前尚停留在零星的、自发的阶段，只是根据既有的对生产性企业的产品与服务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补。具体体现在我们目前尚存在很多与经济服务化趋势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对于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具体行业的运作模式、金融需求尚缺乏了解，从而对新兴服务业缺乏风险评估与控制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企业评价体系、风险控制体系等。简言之，我们尚没有建立与服务经济相配套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

如果说十八世纪起于英国、十九世纪席卷全球的工业化浪潮标志了农业主导型经济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的转变，那么在先进国家工业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从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的时代早已悄悄地来临。

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人类经济活动重心渐次从农业向工业并进而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性。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指出了美国经济从产品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特征，其标志是美国服务业的劳动力与GDP比重（1969年分别达到60.4%与61.1%）已经超过工业与农业之和（Bell, 1973）。同一时期，未来学家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也相继提出类似概念与理论。

贝尔等人的理论引起世界性的广泛关注，而国际经济发展的现实则为其提供有力的验证：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年提高，无论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是从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看，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已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50%上升到64%。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70%。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5%和44%。在一些主要城市，这一数字达到了70－80%。与此同时，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60－70%，中等收入国家在45－60%，低收入国家也达到30－40%。

可见，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经济特征并进一步成为国际性的发展趋向，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的这一现象，被称为“经济服务化”（杨治，1985）。

一般认为，经济服务化趋势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产业结构服务化

表现为服务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引致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变，服务产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成为产业结构的主体。从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是GDP的产业构成还是各国的就业构成，服务业在发达国家都已普遍成为第一位的经济部门，而且这一经济服务化的潮流已开始向工业化水平较高的中等发达国家与地区扩散，在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其次是生产型产业的服务化

表现为工业等生产型产业（非服务性产业）内部服务性活动的发展与重要性增加，从而改变了这些产业的单纯生产特点，形成生产—服务型体系，反映了服务活动在经济领域的广泛渗透。这种趋向在工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早在1980年美国工业增加值就已经有75%以上由工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所创造（Britton，1990）。

第三是服务型经济的形成

经济服务化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以服务活动为主导经济活动类型的服务型经济。服务型经济与产品型经济的区别在于：服务型经济的主要经济部门是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而非制造和加工产品的部门；服务型经济的主要产品是大规模的服务，而非大规模的商品；服务型经济中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服务部门，而非制造和加工的经济部门；服务型经济的大部分产值由服务性行业而非商品生产部门创造。这四个方面揭示了服务活动在服务型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服务活动在服务型经济中更具有主导性的广泛的经济社会功能，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成为推动传统产业的新发展并引致产业体系的整体升级的重要动力。

经济服务化是国际上已经出现的发展现实，并有其历史必然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处于工业化阶段，80年代以来服务业发展较快、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有较大上升，由80年代初的20%左右上升至2004年的34%，劳动力占比也由13%上升至31%。然而总体来看，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较低。从整个上看，我国尚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

然而在中国整体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同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服务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服务化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并进一步扩散。在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其中的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开始出现从工业中心向服务业中心的转变。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都已接近或超过50%，经济活动中心正在从以工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转变。而且从长远看，这种趋向正在进一步扩散。

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在经济服务化方面走在了前列，并且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不失一般性，我们以上海为例对这一趋势进行分析。

1、历史：过去15年中上海服务业保持了高速增长

上海服务业在过去15年中的发展已经充分展示了上海的经济服务化趋势。自进入1990年代以来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开始加速，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其增速更是远远高出其它产业的增长。其结果是服务业增加值在上海GDP中的比重，由90年代初的30%最高增至2002年的51%，并且一直维持在50%左右的水平。

2、现在：上海服务业站上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

从产业发展规律、城市发展经验和上海所处的阶段来看，上海即将进入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加速发展期一般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由中低收入水平向中上等收入水平转化的时期，今后15－20年，上海经济发展正处于类似的阶段。

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同时面临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浪潮的有利机遇。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第三次产业转移浪潮正在进行中，第三次产业转移浪潮同时也是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的过程。近几年来，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知识型服务产业（包括技术性服务、软件开发、芯片设计、建筑设计、数据录入、金融分析及各类研发性工作等）开始出现成规模地向具有智力人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新浪潮。这一产业转移浪潮为上海服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上海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的确立为上海服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上海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目标。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尽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增强上海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上海的重要任务，明确写入了《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

结合发达国家城市的先行经验，从城市发展与服务业的发展关系，以及前述我们对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分析来看，上海现代服务业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而目前正处于新一轮加速发展的起步阶段。上海“经济服务化”特征将日益突出，2010年上海中心城区80%以上的增加值将由服务业所创造；与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思路一致，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的生产性服务业将取得突破性发展；金融、物流、航运、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等将成为上海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领域。市区三带十九区2将形成鲜明的服务业聚集区并形成强有力的集聚效应，而大浦东地区3无疑将构建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制高点。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将迎来新一轮的服务业大发展时期，接下来若干年上海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可能会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上海经济发展所显示的服务化趋势，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将迎来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时期，服务经济的发展可能是商业银行的战略性机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代表了上海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暗示了商业银行公司业务转型的一个方向，即银行重心由融资功能转向更多的服务功能，由主要针对生产性企业以信贷支持为主的服务模式向面向生产性企业和服务型企业提供包括信贷支持的更多的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模式转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影响我们现有的服务模式，并将全面影响我们的经营理念。另外，银行本身就是现代服务业的一员。未来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表示银行业也面临较好的发展机会，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经济服务化趋势对商业银行的启示在于：银行的战略方向和业务重心必须适应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和方向。

经济服务化趋势下商业银行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与服务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

1、与服务经济相配套的产品与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

建立与服务经济配套的产品与服务体系要回答的三个问题是：一是哪些是我们所应重点关注的潜力行业？如何把握其中的业务机会？二是如何深入了解服务经济的主体－现代服务业及企业的运行模式、财务运营特点、资金流动规律和金融需求？三是对于现代服务业，我们能够提供哪些适合服务业金融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如何提供？如何控制其风险？

因此，与服务经济相配套的银行产品、服务体系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加强对服务业重点行业和区域的关注和研究，动态了解、跟踪服务业重点行业与新兴服务行业运行模式、业务流程、金融需求的机制。

二是针对服务业的运行模式和业务流程，建立对其进行风险评价与风险控制的机制。

三是针对服务业的运行模式、业务流程、金融需求，对现有金融产品与服务进行整合或创新，提供适应行业特点与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机制。

2、建立配套产品与服务体系的有效突破口

（1）关注重点行业与区域。对服务业的研究与推进不可能全线挺进，而应选择重点行业与区域。以上海为例，应重点关注在未来若干年有可能大发展、蕴涵较大业务机会的现代服务业重点行业进行重点研究，包括：未来几年可能爆发性发展的物流行业、金融同业及金融市场业务、具有较大增值链的总部经济等。而重点区域则是包括浦东新区和南汇临港的大浦东地区，以及市区“二横一纵”集聚带和聚集区。

（2）通过试点增进了解。对于服务业企业，重点研究其运行模式、业务流程、财务运营特点及资金流动规律、金融服务的个性化专业化要求等。为了实现对重点潜在行业的突破，建议：①可以在若干各分行层面（如上海、北京）上尝试选择重点行业的典型企业进行试点，通过试点加深对新兴行业运行模式、金融需求的了解，积累服务经验。②学习与借鉴国外银行的成功做法。对我们来说是新兴事物的服务经济，国外银行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采取“拿来”的策略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③在分行层面上建立与服务业重点行业的稳定联系制度，定期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掌握经营状况、设立重点行业企业档案，建立项目储备。通过加强研究，试点了解，制订符合行业个性化要求的产品和服务方案，完善对重点行业的信贷评估、信贷制度，风险控制方法，建立适应其个性化要求的其他银行产品和服务。对于服务业一般行业企业，通过研究，制订适合服务业行业一般性的产品和服务方案。

（3）制订重点行业配套金融服务方案。在加强研究和了解的基础上，分别为各个重点行业（如包括物流、金融、总部经济等）设计整套的金融服务方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产品和服务设计、风险评估和控制等方面，生产性企业和服务业性企业有一些共通点，但存在更多明显的差异。在产品/服务设计以及风险评估中，必须体现这种差异性。这就是建立适应服务业企业特点、个性化要求的服务体系和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如果将制造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混为一谈，套用现行统一的标准，其结果不是无法有效拓展业务，就是无法有效控制风险。

3、建立配套产品与服务体系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除了上述内容外，建立现代服务业配套服务体系还需重点解决几个问题，包括新产品创新机制、电子化建设、总分行沟通与协调机制等。现代服务业的金融服务更凸显了银行产品创新机制的重要性，建立和完善银行业的创新管理机制刻不容缓。它同时要求银行业的电子化系统除了具体快捷方便、功能完备等特征外，还必须适应现代服务业多样化、个性化和专业化的要求，甚至与企业的财务系统实现“无缝”衔接。另外，建立现代服务业的配套体系，必须进一步加强总行与分行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特别是在大集中系统上线后，涉及系统开发与完善、新产品开发等，将更多依赖总行层面。上述三点中，电子化建设和产品创新机制是核心和关键。

注：

1三大集聚带构成上海现代服务业的“金三角”，包括黄浦江现代服务业集聚带、苏州河现代服务业集聚带、以延安路-世纪大道为轴线的上海商务走廊。19大聚集区则包括市区12个各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郊区7个以生产型服务业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2 “大浦东地区”泛指由浦东新区和南汇临港地区构成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