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经济辐射现象的理论研究比较早，主流理论有以下几种：

增长极理论

经济增长极最早于1955年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雷提出。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总是首先由少数区位条件优越的点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极。增长极的辐射表现为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使资金、能量、信息、人才等向发达地区集中，之后再通过扩散效应把经济动力与创新成果传导到广大的腹地。法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增长极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

点轴开发理论

该理论把国民经济看作是由点、轴组成的空间组织结构，“点”即增长极，“轴”即交通干线。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认为空间极化不仅会出现在若干点上，也可以出现在连接各点的重要交通干线及其沿线的线状地带上。它的产生会对产业和人口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导致产业和人口在沿线的聚集，形成新的增长极与点线一体的极化带，使极化过程与扩散过程在空间上可以沿着既定的方向连续进行，由单个、静态的点成为一个空间的量，因而具有了动态的性质。

网络开发理论

在经济布局框架已经形成，点轴系统比较完善的地区，进一步开发就可以构成现代区域的空间开发结构，实行网络开发。网络开发必须同时具备三大要素：一是“节点”，即以各类中心城镇为增长极；二是“域面”，即沿轴线两侧“节点”所吸引的范围；三是“网络”，由物流、人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形成的流动网及交通、通讯网组成。

经济梯度推移理论

经济梯度是指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差异。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逐步传递。

循环累积因果论

1957年缪尔达尔曾提出过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首先是从一些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发展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时，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回流和扩散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差距。

中心——外围论

弗里德曼将经济系统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当经济持续增长进入一定阶段后，随着政府平稳发展政策干预加强，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

倒“U”型经济发展理论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J.C.威廉姆逊分析了世界上4个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提出了倒“U”型经济发展规律；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是不断扩大的，但经过一定时期，平衡的力量将使区域差距保持稳定；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区域差距将随着总体增长而逐渐下降。

知识溢出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能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美国经济学家罗默(B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由知识溢出的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是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实力和辐射扩散能力不断增强，因此，国内有关学者对我国的经济辐射进行了深入研究。

1987年，中科院学者陈田首先对全国性城市经济影响区域的空间组织进行研究，定义了城市经济影响区。他认为：城市经济影响区是城市经济活动影响能力能够带动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

1993年，复旦发展研究院课题组提出大都市经济圈的概念，也就是某一大城市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同它邻区化或外围化的地区组成紧密经济联系的一体化经济区。

2002年，中科院研究员胡序威提出都市区是由中心市和外围非农化水平较高、与中心市存在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邻接县（市）两部分组成。都市区的地域范围，即为与中心市保持便捷通勤联系，或城市功能由中心市向外扩散直接影响所及的范围。其地域范围的大小与中心市规模的大小呈正相关。

2003年，孙娟综合采用空间要素、时间要素、流量要素以及引力要素界定出四个空间范围，将这四个空间范围进行叠加得出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并对南京都市圈进行了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经济辐射现象的研究得到了我国有关学者的高度重视，除了对该现象的形成与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外，他们的研究方向由最初的理论方面转向实证方面。

开放经济下的经济辐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考虑了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物质、资金、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及其相互间的影响。

学者周旭霞将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辐射强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她借鉴了对外贸易乘数的研究方法，在两国模型中，推演了一国对另一国经济辐射强度的数学计算方法。周旭霞先假设只存在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然后根据本国和外国的国民收支供需均衡方程，将本国和外国的消费函数和进口函数代入方程，在根据本国的出口即外国的进口、本国的进口即外国的出口这个默认条件，整理出本国对外国经济辐射强度计算公式，并且利用该公式分别计算了中国对香港、日本和美国的经济辐射强度。

另外，学者陈正伟在《总部经济辐射力的统计测定方法》一文中对经济辐射强度也作了研究。他选取了10项指标来反映总部经济辐射能力：单位分布辐射力、全部业务收入辐射力、资本运营辐射力、负债辐射力、资产辐射力、税收效应辐射力、就业岗位贡献辐射力、要素贡献辐射力、国民经济辐射力、技术进步辐射力，然后进行了实证分析。

可以看出，这两位学者在研究时，都考虑了研究对象与外部的联系。根据周旭霞的研究方法，可以计算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经济辐射强度，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美中不足的是，该方法只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研究；陈正伟的研究方法与学者周旭霞的相比，更适用于地区经济辐射强度的研究，但是，根据他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其计算结果的意义比较宽泛，只是笼统地让人知道该经济体的经济辐射强度是多少数值，并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封闭经济下的经济辐射研究方法

该研究方法所采用的指标数据仅局限于研究对象本身，未考虑研究对象与其他地区物质、资金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情况。这种方法主要是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个研究对象的综合经济实力，然后把该结果代入相关公式计算，得出经济辐射强度或经济辐射半径。

例如，学者高丽娜在《泛长三角核心区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半径的界定》一文中，首先选定年末总人口、年末就业人员数、工业总产值、GDP、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存款余额、贷款余额这14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长三角16个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然后将该数值代入经济辐射半径计算公式，算出了综合经济实排名前五城市的经济辐射半径。

文章《小城镇经济辐射区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与高丽娜的研究方法大致相似，亦是先选定了非农人口比重、农村非农产值比重、居民点和工矿用地比重、农村第三产业比重、人均GDP、小城镇财政收入、人均乡镇企业收入、劳动力转移比重、电话门数/百人、初中文化所占比重10项指标，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重庆大足县22个小城镇的综合经济实力，然后将这22个综合经济实力数据代入有关公式，计算得出该22个小城镇的经济辐射半径。

由以上两则例子看出，封闭经济下的经济辐射研究方法，选定的各项指标数据只是描述研究对象自身的特征，数据并不涉及研究对象与外部的联系情况。

另外，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其主要目的是减少描述研究对象的指标数量，同时使研究对象的特征更明显。显然，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的综合经济实力只是一个简化后的用来描述研究对象特征的一个综合指标，无论是求两个研究对象综合经济实力的比值，还是将综合经济实力代入有关公式进行计算，其结果具有的辐射意义并不是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