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歧的出现，一方面因为在最近几个月内，确实出现一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经济现象。另一方面因为学界和政界所处的位置不同，各自看到了同一个硬币的不同侧面

政界：近期不会出现通货紧缩。

第一个理由是经济不可能偏冷。本轮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所推动。今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增幅虽然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降低，但从月度数据的变化轨迹看，加速增长态势非常明显。而且由于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呈现“前高后低”的格局，在基数的作用下，我们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断加速的态势在全年都可能得以保持。换句话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至少应高于上半年的25.4%。而25.4%（即使不将去年高基数这一因素考虑进来）就已经高于我国正常年份的投资水平了。

我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太大，高达近20万亿元，足够未来花3年来消化。而且由于本次宏观调控的方针是“有保有压”，在抑制一些过热行业投资规模膨胀的同时，也加大一些薄弱领域比如农业、能源等的建设。

另外，现在地方政府上项目的冲动还比较强烈。比如说，今年我国农用地转建设用地计划为400万亩，各地申请的用地量却超过了1000万亩。这一切都表明，不仅是今年，甚至明、后年我国经济都得到固定资产投资的有力支持，不至于“偏冷”。相反，如果一旦因为害怕“偏冷”而放松有关调控，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之下，过热的投资立刻就会变得炽热！

第二个理由是物价增长不会转负。

从过去的经验看，抑制通货膨胀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当经济进入上升时期之后，物价增长的加速度总是要明显快于经济的加速度。然而，从近3年来经济运行的情况看，物价问题似乎成了一个“被夸大了”的问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年度增幅最高只为3.9%，月度增幅最高也只有5.3%，与前几次经济周期中二位数的最高物价相比，基本属于小儿科，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另外，从过去的经验看，物价是经济的一项滞后指标，通常是在经济高峰过后一年左右才达到它的顶点。但这一次，物价的运行却出现了异常，在去年7、8月就达到其高峰，随后一路下跌。

物价出现异化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即经济运行环境变了。本轮经济景气周期是我国买方市场出现之后的第一个周期，在消费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格局下，物价水平自然不再像过去那样扶摇直上。

尽管如此，今年的物价也不可能由正转负。虽然，今年前两个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分别为2.8%和1.7%，呈现下跌走势。预计，第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水平还将按惯性下行至1.4%附近。但是进入第四季度以后，在去年同期低基数的牵引下，又将出现回升，从而将使得全年物价增幅维持在2%左右。

另外，我国的物价水平还受制于国家发改委的“两条控制线”，即凡是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月环比超过（含达到）1%或者同比累计连续3个月超过（含达到）4%时，必须暂停出台省级管理和授权市、县管理的政府提价项目3个月，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随着物价水平在第三季度的继续走低，越来越多地为“两条控制线”所限的服务类价格将自动解冻。如果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全年的物价总水平就将到达2%以上了。

由上可知，今年全年经济既不可能偏冷，物价也不可能转负，通货紧缩自然无从谈起。

学界：未来存在通货紧缩的隐患

汇总起来，主张通缩的依据主要有六：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下降较大，二是物价水平下降较快，三是企业利润下降较猛，四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外需，五是银行信贷收缩过度，六是高速投资带来的新增产能过剩。

在前面，我们实际上已经对前两个依据都做了具体分析，下面再对第三、第四个依据进行分析。

第一，企业利润也有个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并与经济周期基本吻合，但波动的幅度要远大于后者。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266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依然增长了19.1%，仍然处于历史上正常水平。其下跌速度虽说有些大，但这只是利润对经济变化的一种夸大效应。同时这也是紧缩型宏观调控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不能指望，在实施紧缩型调控政策的同时，企业的利润还能保持持续上涨，更不能因为企业利润下降，就要求放松宏观调控力度，甚至要求改变调控方向。

第二，从外贸顺差大来推断经济对外依赖性大，理由也难以成立。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450亿美元，其中，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396亿美元。剔除价格因素之后，上半年外贸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在3个百分点以上。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外贸出口的贡献，上半年国内需求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幅度只有6%左右。但是，上半年出现如此之大的外贸顺差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许多企业都赶在了欧美对中国产品正式设限之前加速出口。

目前，中国与欧盟就中国纺织品出口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受协议影响，下半年中国对欧盟纺织品出口的增长速度将明显放慢。而中国与美国之间至今还没有达成协议，对下半年中国有关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必然会更大。与此同时，下半年世界经济将有所回落，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人民币汇率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一切都将对中国产品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很显然，如果外贸顺差的贡献消失了，中国经济增长就可能接近7%这一警戒线的边缘。

上述论证尽管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实践中却有待商榷。一般地，贸易顺差占贸易总量的比重总是非常小，贸易价格稍有异动，就可以带来外贸顺差（或者逆差）的显著变化。还是今年上半年为例，贸易顺差396亿美元，占贸易总量的6.1%。这就意味着，其中只要有一两百亿美元的出口是假出口，再有一两百亿美元是“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所导致的话，全部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就是“虚假”。当然，在实际中，全部贸易顺差都是虚假的情况可能不会出现，但从过去的经验看，出现一两百亿美元的水分却也不难。

所以，前四点都难以作为支持通缩的有力证据。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是，最后两点，即信贷收缩过度与产能过剩问题。

首先，从理论上讲，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问题从本质上将都可以归类为货币问题。在实践中，也有许多文章对货币供应量与物价的对应关系进行了研究。但遗憾的是，从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几乎所有研究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货币供应量没有显性相关关系。

为了完成本文的写作，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自己的研究，具体的方法是，将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解为能源价格、粮食价格和核心价格三个部分，结果发现：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核心价格依然没有显性相关关系，但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与核心价格之间的关联度则相对明显，在M1到达谷底的第二年核心价格也会到达谷底。在近十年来，我国核心价格有两次出现了负增长，分别是1999年和2002年。对应地，M1在1998年和2001年也达到了谷底，分别只增长了11.9%和12.7%。

根据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由于信贷收缩过度，上半年M1增幅仅为11.3%，甚至远远地低于了1998年和2001年的水平！很显然，下半年如果不放松银根，全年继续保持如此之低的增长水平，根据过去的经验，2006年我国核心物价将出现负增长。再加上，明年国际油价将稳中有降，粮食价格将出现小幅回落，我国物价总水平CPI全年将出现负增长，通货紧缩就将来到我们的眼前。

其次，各种迹象表明，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开始显现。比如说，曾经在前三年不断上扬的钢材价格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就一路下跌，至今没有明显的止跌现象。其中以螺纹钢、线材为代表的长材价格甚至低于了全行业平均生产成本。水泥、电解铝行业也因为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导致了大面积亏损。

由于前期投资过度较为严重，而且绝大多数的项目将在未来3－4年竣工，并在2007年达到高峰，这就意味着在明后两年产能过剩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本来我国经济就处于了买方市场，即使是在本轮经济周期的高涨期，总体上依然保持了供大于求的格局。未来，随着新增产能的巨量介入，市场供求失衡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可能也将随之而来。

双管齐下，化解通货紧缩隐患

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提前化解未来信贷收缩过度和产能过剩问题。前一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有赖于正确处理好“推进银行股份制改革与稳定发展银行业务”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后一个问题的解决。很显然，产能过剩如果能得以解决，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优质的信贷客户就会多。

至于后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采取措施，减少社会各界的投资冲动。可以通过不断提出行业过剩预警，减少社会盲目投资行为。通过转换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具体事务的介入。加速税制改革，将以生产环节为主的现行税制转为以消费环节为主的新税制，从而减少政府通过建厂生产来获得税收的冲动。

二是采取措施，扩大居民（尤其是农民）消费。

实际上，在城镇居民收入已经获得了快于GDP增速的“超额”增长的情况下，国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全世界）通货紧缩的成因只有一个，即农民的收入增长被严重地压低。这也是导致社会消费率依然严重偏低、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根源。

由于历史上我们对农民的“欠账”很多，现在为了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所需要做的事情也很多。

一是加速建立公共财政，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二是大规模地开展农民的技能培训。不仅有利于农民工更好地找工作和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也是实现农村人口迁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

三是精简财政负担人员，缓解基层财政困境。从根源上杜绝政府扰民及官民争食的现象。

四是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发展。

总之，中国的通货紧缩并非“近忧”，却需“远虑”。幸运的是，许多人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用来采取措施，以化风险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