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无闻，也是大多数文学青年的命运。莫里亚克很幸运，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默默无闻后，一部《给麻风病人的吻》让他声名鹊起。法国的文评家、读者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位年轻的作家不是一部昙花一现的畅销书的作者。一种独特的幽深洞明的激情，将一直灌注这位波尔多作家的所有作品及生活，从而照亮整整一代人的心灵。法国文坛上，将长久看到一位思维与创作同样活跃，想象与行动同样投入的大作家。

纵观莫里亚克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莫里亚克的人生非常全面，是典型的法兰西文人的一生。作为作家，他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记者、政论家、时事评论家、日记撰写者；作为社会名流，他介入法国政治的方方面面，在长时间内左右法国的舆论导向，与戴高乐将军惺惺相惜。

莫里亚克1885年生于波尔多，一个出产举世闻名的葡萄酒的地方，同样也孕育了两位思想的巨人：蒙田和孟德斯鸠。父亲早亡，母亲笃信天主教。殷实的家境使他很快就可以放弃工作，完全投身于文学创作。这种物质上的富裕并不让他对贫穷和悲惨闭耳不闻，反而深知现代社会中金钱对人心灵所能造成的腐蚀和影响，多次强调这种家境让自己感到“羞耻”。他年轻时参加了一个倾向于左翼的基督教组织，该组织致力于将基督教与劳苦大众结合在一起，后因过于激进而被教皇取缔。

1909年，他在巴黎自费出版诗集《双手合十》，得到著名作家莫里·巴莱斯的赞许，但公众并不知道他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身体原因，只能成为救护人员，抬担架，救伤员，却也因此而见证了战争的残酷。1922年，他的小说《给麻风病人的吻》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引起轰动。他一鼓作气，创作了《母亲大人》，讲述一个被母亲的溺爱和管制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儿子的情感生活，同样受到好评。1925年，《爱的荒漠》出版，一举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1927年，发表《苔蕾丝·德斯盖鲁》，同样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好评如潮，被视为经典作品，莫里亚克正式跻身于人们关注和尊敬的大作家之列。1932年，他得了声带癌，治愈之后，声音变得嘶哑，从此成为他著名的个人标志。1933年，莫里亚克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不朽者”。在这前后，他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精力，先后创作了《蛇结》《弗龙特纳克的神秘》，并为《苔蕾丝·德斯盖鲁》创作了续集《黑夜的终止》。随后，他尝试了一些戏剧创作，但除了第一出戏《阿丝莫黛》获得成功之外，其余均无太多影响。

1939年，法国向德国宣战之后，莫里亚克回到波尔多自己家族留给他的马拉加尔庄园，但德军很快就征用了这一庄园。莫里亚克开始了以笔抵抗的生活，尤其在1941年发表《法利赛女人》，1943年以笔名“弗莱兹”发表《黑色手记》，并为此不得不到处躲避德军的搜查。

二战结束之后，莫里亚克呼吁宽恕那些被称为“法奸”的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勃拉齐亚克，但最终勃拉齐亚克还是被处以死刑。他拜会了戴高乐，并终其一生拥护戴高乐。1952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评语中，诺贝尔奖评委们高度赞扬他的小说作品，认为他在这些作品中“以强烈的艺术表达手段，在人情世态中挖掘了深刻的精神层面”。

二战以后的莫里亚克虽然还发表了《加里加伊》《羔羊》等小说，但主要以政论家、杂文家、回忆录作者的面目出现，关注法国乃至全世界的各种时事。他不仅像纪德那样出版了好几册《日记》，还在《费加罗报》《快报》等刊物上发表《备忘录》，并接连出版《内心回忆录》。1969年，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昔日一少年》发表，几乎是莫里亚克的“临终遗言”。1970年，莫里亚克辞世。

莫里亚克与纪德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小说的两个半圆。阴与阳。莫里亚克在中学时代就读纪德的小说，尤其是《背德者》和《地粮》，并受到很深影响。纪德仿佛是莫里亚克的反面，两人却有着一种惊人的共性：对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冲突持有最诚实的观察与最真诚的反省。

莫里亚克的人物处于精神的荒漠之中。烈日下的孤独，旱季中的彷徨。痛苦万分，却不肯就此沉沦，一边呻吟着，一边在求索。所以，对莫里亚克来说，“基督教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给人类的痛苦带来了一种意义”（《羔羊》）。当人们身处深渊之底，却又隐约看到一线天空之时，真正的精神危机就产生了。莫里亚克不愿意放弃的，是基督教的信仰，而非基督教教会。在他看来，现代基督教会中充斥了“伪善之人”，徒知教条，而乏真正的基督之爱。法国教会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反应，让莫里亚克看到了许多基督教徒其实缺乏正义感，而教会人士对金钱的贪婪，更让莫里亚克从小就感到“惊诧”。他一生追求的，是一种类似帕斯卡尔的宗教神秘主义激情，以及带有冉森教派痕迹的神恩的缺席所带来的悲剧感。所以，他一生都与拉辛和帕斯卡尔对话，创作了《帕斯卡尔和他的妹妹雅克琳》，以及《让·拉辛的生平》。基督教的善恶二元之分，如同在雨果作品中一样，以一种强烈的对比同时呈现，从而赋予莫里亚克的作品一种自始至终的浪漫主义色调。信仰与堕落，灵与肉，波德莱尔所说的“上升的愉悦和坠落的畅快”，在他作品中以人物的对立方式体现出来，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可以同时看到病人膏肓的赢弱之人和追求快乐、身体健康的强者，拘谨的知识分子和充满动物蛮力的农民，毫无经验的腼腆的外省人和左右逢源的巴黎情场高手。他的人物仿佛永远在天使和野兽之间搏斗，在精神性和“母狗性”之间摇摆。

虽然诺贝尔奖评委们认可的是莫里亚克的最大成就——小说，但他富有诗人气质的天赋一直未变，而且他直到去世之前还自认为是诗人。这种诗意在小说及散文作品中均有表露。就小说而言，他对气氛的描写十分精湛。照莫里亚克本人的说法，创造氛围的天赋，就是诗的天赋。正如老一辈翻译家，莫里亚克的最好译者之一桂裕芳先生所说，莫里亚克善于赋予自然景物以人性，使之与人物同呼吸，共哀乐。春夏秋冬、白昼黑夜，无不带上人性的色彩。风暴、烈日、淫雨都与人物激烈的内心活动，汹涌翻滚的激情或孤独哀怨相互烘托，对应。在形容苔蕾丝的孤独时，作者这样描写当时的气候：“一直到十二月底都必须生活在这黑暗中，仿佛这数不清的松树还不够似的，雨又下个不停，在阴暗的屋子四周竖起了几百万条活动的栅栏。”“雨落在瓦片上，模糊的玻璃窗上，荒凉的田野上，一百公里的荒原和沼泽上，最后几座活动的沙丘上，大西洋上。”对于人物的外貌，莫里亚克的描写高度简洁。同样是苔蕾丝：“深陷的双颊，颧骨，干瘪的嘴唇，还有那个宽广而秀丽的前额。”仅此而已。在问及她的下毒动机时，苔蕾丝回答说：“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可能还容易说清楚。我不想扮演角色，装腔作势，说些俗套话，总之，每分钟都背叛另一个苔蕾丝……”

波尔多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占了重要的位置。他本人承认：“波尔多地区的那片土地和那片天空永远在我心中，因此也在我的书中。”他的人物是“马拉加尔的黏土和圣孚里安的砂岩土捏成的”。所以，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有人惊讶，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奖，怎么给了一个地方性、区域性的作家？莫里亚克对此类评论毫不介意。

四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有一次最为著名的讨伐，由于双方身份的特殊，以及深远的影响而成为经典，那就是萨特对莫里亚克的文学讨伐。这两位都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是法国文坛的领袖级人物，而且这一讨伐改变了后来文学创作的方向。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作为小说家，莫里亚克一直探索小说的本质和创作手法问题。1928年，他发表《论小说》，1933年，发表《小说家及其人物》，全面阐述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在莫里亚克看来，小说必须同时符合两个要求，一方面，作品必须是“逻辑的，理性的”，另一方面，必须让人物具有“不确定性和生命的神秘”。小说家从现实中汲取原材料，再运用自己“变形和放大的权利”，创造出活生生的男女众生相，从而形成完整的小说世界，其中充满了人性，但人物不是“由骨肉构成”，而是人在变形之后的、风格化之后的形象。这些形象构成一张张“道德的解剖图”，以区别于“人体的解剖图”。

从这一小说理念出发，莫里亚克提出了“创造物的自由与创造者的自由。”在莫里亚克那里，作品中人物的“自由”，源自于他们身上作为上帝所造之物的“神秘”。这种神秘使得人物本身具有一种抗力，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总是令人担忧最终命运会将其引向何方。小说家作为“上帝拙劣的模仿者”，不能任意、随机地介入，去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人物本身的张力会反过来引导小说家，将其带向未知的领域。只有这样，创造物的自由与创造者的自由才能很好地协调起来。

这些论述，即便从今天来看，依然闪烁着真知灼见。这是对小说的一种深层理解。但这种理解同时也是非常古典式的认识。因为这种理解建立在“折射”之上。莫里亚克人物的神秘，是对神性的一种折射，而小说人物，归根到底，在“折射”一种现实。或者反过来说，现实在折射着人性深处的东西，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去探索这现实所“折射”的深层的东西。既然是折射，就还是脱离不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归根到底归属于古典体系。

莫里亚克根据自己的小说理论，在《黑夜的终止》中，身体力行，极力营造苔蕾丝的神秘与自由。

但就在这一点上，年轻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开始对莫里亚克发难。1939年2月，萨特在著名的《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莫里亚克先生及自由》一文，后来收入《境遇种种》（第一卷）。对于萨特来说，莫里亚克“扼杀了人物的意识”，“在创作之前，就已经铸就了他们的本质。他已经下了命令，他们必须这样或那样”。萨特指责莫里亚克将苔蕾丝转化成了物，她被一种命运所笼罩，这种命运虽然是在自然之中，却代表着超自然的力量。连苔蕾丝的自由都是可以被预见的。而且这种自由只是在价值上而非在本质上与奴役相区别。因为在莫里亚克那里，所有向上、向善的意图就是自由的，而所有向下、向恶的意志就是非自由的，受到束缚的。因此，对萨特来说，“《黑夜的终止》在莫里亚克的脑子里，想必是一部关于自由的小说，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部关于奴役的小说”。 萨特认为，莫里亚克的小说创作手法陈旧，老套，尤其在人物视角方面，莫里亚克“选择了神圣的全知全能。但是，小说是一个人写给众多人看的。上帝的眼睛可以丝毫无碍地穿透表象，所以，在上帝眼中，没有小说。上帝的眼中也没有艺术，因为艺术是靠表象存在的。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

这篇文章对莫里亚克是巨大的打击。因为，对这位基督教作家来说，他所一直致力的，正是要展示一点：“即便是那些最受宿命打击的人，也具有一种力量，可以向那些压垮他们的法则说不。”而萨特的文章则表明，至少在新生代的眼中，他的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了。

颇有意味的是，最具论战精神的莫里亚克，作为功成名就的大文学家，面对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萨特的讨伐，却保持了沉默。这也是莫里亚克的人格伟大之处。对于他心目中的政敌，他可以极尽讽刺、攻击之能事，然而对于后进，尤其是理性的批评，他即便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还是保持克制。他甚至认真思考了萨特的批评。在后来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也开始注重人物的视角，以及人物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

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其人格光芒和宽恕之心，另一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本人也意识到，文学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

其实，萨特本人也很清楚，他之所以对莫里亚克如此关注，也是因为莫里亚克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主义者们的先驱，正如纪德，正如马尔罗。莫里亚克不光直接通过他的接触，影响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新一代小说家，如著名的“轻骑兵派”（最重要的代表为罗杰·尼米埃），也以自己的榜样为年轻的存在主义者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可以说，加缪是莫里亚克的某种继续，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尤其在是否赦免勃拉齐亚克的问题上——两人也曾激烈论争。因为，虽然莫里亚克是个基督教信徒，但他最为关注的，还是人。作为基督教徒，即便在最为黑暗的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时期，他还鼓励人们“不要躲到天主那里以逃避世人，而要从世人身上重新找回天主”。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我们何曾见过一部杰作，来自一颗对人漠不关心的心灵？”“小说如果不是对人的研究，就什么也不是。如果在有关人心的知识方面，小说不能帮助人向前迈进一步，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所以，他后来坚决反对著名的“新小说”，认为新小说中“既没有性格，又没有典型，也没有用有力的线条刻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对人的关注，使他投身到了记者职业中。与忠实记录自己的个人私生活长达六十年之久的纪德不同，莫里亚克蔚为大观的《备忘录》浓缩了对二战之后法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和思考，他也因此而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论战家之一。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正义”上，莫里亚克与加缪心灵相通。所以，当比他年幼的加缪因车祸不幸去世的时候，莫里亚克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接到电话：阿尔贝·加缪去世了。在刚解放时我们有过几次笔战，有礼貌的笔战，此后没有来往。但我此刻的悲痛表明他当时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他能帮助一代人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德国焚尸炉和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使世界变得多么荒谬。他以热情追求正义的名义去揭示这种荒谬——虽然他从不愿意给这种热情，给这种爱一个名字，一张面孔。”事实上，对莫里亚克来说，这个名字就是天主，这张面孔就是耶稣。在莫里亚克的眼中，加缪面对世界的荒谬，虽无基督信徒之名，却行基督教徒之实。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莫里亚克对现代荒漠的揭示，已经预示了后来文学上的物质主义以及形式主义倾向。他的长子克洛德·莫里亚克也成了新小说的代表之一。一切都证明，莫里亚克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接下来的文学史，将是全新的一页。福柯吹响了“人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号角，法国小说全面走上了现代美学的道路。小说家们似乎都听从了萨特的分析，将艺术聚焦在表象之上，开始拒绝深度，从而也放弃了对人性的深度的探索。

然而，莫里亚克以其全部作品，阐明了一点，即人性的深度只有在神性之光的照耀下才能显示出来。他所挖掘的人性的幽暗及深不可测，代表着人类某种恒定的东西，所以，在讲述波尔多葡萄庄园内发生的种种家庭戏剧的同时，莫里亚克触及到了永恒。

这套丛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将“德斯盖鲁”系列完整地呈现了出来。《苔蕾丝·德斯盖鲁》是莫里亚克最经典的著作，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形象。《黑夜的终止》是它的续集，而莫里亚克还创作了另外两个短篇，《苔蕾丝在诊所》和《苔蕾丝在旅馆》，从情节发展先后来看，处于这两部长篇之间。无论是试图通过精神分析，还是通过新的情感诱惑，苔蕾丝都没有能够得到解脱。而在《黑夜的终止》中，由女儿的情事所掀起的内心波澜，终于在苔蕾丝去世之前，得到最后的终结。莫里亚克的人物，往往只有在去世之后，才能得到完全的解脱，这是一种深深的冉森主义影响的结果。

但莫里亚克往往还是留下一个“光明的结尾”。家庭，这个被纪德最为猛烈抨击的社会单元，最终如宗教一样．为灵魂的游子提供一个栖身之处，免其遭受万劫不复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讲，苔蕾丝的故事，打破了一种对称结构。长长的、无法解释的罪恶感与孤独，一直持续到了小说的终结，才伴随着黑夜之终结而告终。这与《给麻风病人的吻》中男主人公让的去世及时转变了他的妻子，《母亲大人》中母亲的去世改变了儿子的习惯，尤其是《蛇结》中妻子的去世改变了男主人公的所有计划等等，非常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非对称性，反倒为莫里亚克的人物带来了更大的张力，正如在另一部小说《爱的荒漠》中，十七年的别离，丝毫未能改变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父子俩的情感。这种恒定性，尤其是黑暗的恒定性，为莫里亚克的作品在强烈的反差对比之外，带来了一种不可测量的幽深，也为他的作品披上了一种现代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