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能、黄贵保是受害者。作者依照自己的主观愿望为他们指引了一条曲折坎坷而又撒满芬芳鲜花的光明之路。他们年轻有为，文武双全，虽然一时蒙难，却终究会飞黄腾达，建功立业。在他们身上寄寓者作者的理想。除了金榜题名的扬扬得意和洞房花烛的幸福甜蜜，他们还有幸亲帅兵马为国讨贼，为民除害，为自家报仇。这虽然不曾脱出凡事无不美满的陈言旧套，却令人读后为之大快，使沉重的抑郁情绪得到渲泄，使他们在痛苦中得到一点慰籍和欢乐。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种恩仇尽报，美满团圆的结局才会在传统的中国通俗小说中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黄素娟是作者称颂赞美的人物。她年轻貌美，“生得千娇百媚”，又“好读奇书，好设奇计”，满腹文韬武略。张居正能平倭寇，全是依仗素娟运筹帏幄，以攻心计取胜。朱能、黄贵保遇“落魂阵”大败而归之际，贵保也曾念叨：“恨我姐姐不在此间，阿姐好读奇书，好设奇计，若今日得他在此，必有一破阵之法。”作为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作者为她安排了令人欣羡不已的幸福结局。她不仅与昔日的意中人重续旧姻缘，而且已经双双得中男女状元。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故事虽然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而且散发着荣华富贵的陈腐气息，却洋溢着作者对女子的由衷赞美和钦佩，表现出相当进步的妇女观点。

《绣球缘》的作者注意到外族入侵的现实与明代后期倭寇之患的某些历史相似现象，把故事背景置于明代万历年间，以古喻今，借此表达了一种期待盖世英才和圣君贤相平外患、除奸佞、保国安民的愿望。只是这种历史的比附实在太牵强，因而小说竟不惜违背历史的真实，把昏庸透顶、终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朱翊钧改扮成礼贤下士、体察民情的圣明天子。但这并没太多妨碍作者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综览全书，上自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下至地方豪强、吏卒百姓；外起岛国倭寇，内及山寨大王，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善恶美丑各异的形象纷然登场，表现出非常鲜明的爱憎褒贬和审美情趣。

胡豹、胡云福父子是作者着力鞭挞的反面人物。他们身为皇亲国戚，一方面依仗权势横行乡里，草菅人命，另一方面又怀有险恶而强烈的政治野心。胡豹不仅纵子作恶，还暗中拉拢党羽、培植势力，积极准备与朝廷对抗，并进一步取而代之。为了满足急遽膨胀的政治贪欲，他甚至不惜干出杀母囚妻的禽兽行径。他们父子俩是全书矛盾的焦点，集中体现了荒淫无耻、贪婪残暴、无情无义、狂妄无知的丑恶本性。以胡氏父子为中心，再加上雷象星、宋琼那样一帮贪赃枉法、为虎作伥的贪官污吏和铁威那种豪强恶霸，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把朱能、黄贵保等商贾市民压迫得透不过气来，反映了封建时代不可摆脱的政治冲突酝酿、积聚的起因。这张罪恶之网所依附的正是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王朝。

本来朱能等平民百姓如果不甘心忍受屈辱，除了死与反抗，通过告状获胜的希望极其渺茫，而作者却偏偏为他们安排了这样的出路。作者具有忧国忧民的意识，但在内忧外患交加的严峻形势面前，他看不到新的出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封建王朝的自我调节和补偏救弊上。他不可能超脱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不敢冒犯圣明天子的无上权威，却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的胡豹父子与封建王朝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难割难分的联系。作者虽然让朱能在进京部控这条道上达到了目的，却又对封建时代“八字衙门朝南开，无权无钱莫进来”的黑暗现实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第七回中刘承恩便曾感叹道：“老拙天生热肠，闻兄说出如许悲凄，恨不得举囊相助。但进京都控，使费浩繁，非万缗不能了事。自恨鞭长力薄，一时措办不及耳！”有些产业的人家尚且如此，赤贫百姓更何以堪。朱能若无黄世荣等人的资助，只怕对此途也不敢问津。第十二回中朱能进京后即欲告状申冤，李建良劝道：“近来势利的世界，正系贫不与富敌，贵不与官争，我劝贤侄不可心急，待等考过秋闱，等金榜题名，此时更易为力。”可见若无权势地位，即便有府尊的支持，兵部尚书的照应，也难斗倒胡家父子。即此不难见出作者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何等深刻有力。

从语言上看，此书文笔凝炼，富有文采，往往能注意把写景写情融为一体。如铁威初至黄世荣家登门道谢时，“一一进花园，见铺设十分景致：奇花堆砌，玉树盈阶，西雕栏半池绿水。过了碧鸳塘，直进百花亭，亭虽小而甚轩敞，周围玻璃，对面隐隐朱楼。”以此清幽雅致的环境描写引出美貌才女黄素娟，当然会令人生出如见天仙之感。又如朱能离乡赴京之后，“一路逶迟，不胜踯躅之苦。历三湘，望九嶷，见烟水澄清，白云荡漾，行途之际，触绪纷来，不禁思乡撩人，倍增悲悼。”可谓景中有情。情自生景。

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咸丰元年（1851）广东富桂堂刊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院；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江南书局石印本，藏浙江省图书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洋海左书局石印本，藏芜湖市图书馆。 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扳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广东富桂堂刊本，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排印广东富桂堂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