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犯的实行行为必须具有时间上的继续性，即在一定时间内持续，持续时间的长短不影响继续犯的成立，但瞬间性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继续犯。至于中间是否有间断，对于继续犯的认定并不重要，只是是否另构成连续犯或者同种数罪的问题。例如，行为人先拘禁他人几天，间断几天后又拘禁他人的，是两次实施了继续犯。再如，醉酒驾驶一段路程后在路边休息一会，然后继续醉酒驾驶的，依然成立继续犯（仅评价为一罪即可）。

（三）一个行为侵犯了同一具体的法益，即实行行为自始至终都针对同一对象、侵犯同一法益。如果数行为侵犯同一法益，或者一行为侵犯数种法益，则不是单纯一罪的继续犯。

继续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法定的继续犯，即构成要件行为必须具有持续性，否则不成立犯罪，如非法拘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另一类是事实的继续犯，即分则条文没有要求构成要件行为必须具有持续性，但行为人实施的实行行为具有持续性。例如，窝藏罪的窝藏行为不必具有持续性，但为犯罪人提供隐藏处所等行为的确可能成为继续犯。再如，诽谤罪的诽谤行为不必具有持续性，但网络诽谤行为完全可能成为继续犯。

对于继续犯，不论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均应以一罪论处。因为持续性的行为仅针对同一对象、侵犯同一法益；规定继续犯的犯罪构成，也预定了该罪行为会持续一定时间，故行为的持续性包含在犯罪构成所预定的范围内。继续犯的既遂时间与行为终了时间并不一致，故在继续犯的行为持续期间参与犯罪的，成立共同正犯或者帮助犯。根据刑法第89条的规定，对继续犯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也说明对继续犯只能以一罪论处。此外，在继续犯的持续时间跨越新旧两法时，应适用新法（依然成立一罪）。

重婚罪在犯罪形态上属于继续犯，重婚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处于继续状态，但期间内可能会发生犯罪地的移动和变化

——桥本郁某与桥本某涉嫌重婚罪案

重婚罪在犯罪形态上属于继续犯，重婚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处于继续状态，但期间内可能会发生犯罪地的移动和变化。外籍被告人于中国的经常居住地亦是犯罪地，所在地人民法院具有刑事管辖权。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仅能证明域外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刑事诉讼中，对于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书证，应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能够确认的，无需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没有给付内容或者不需要执行的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可作为证据中的书证，其所查明的事实可在我国刑事判决中予以确认。

自诉人：桥本郁某，女，日本国国籍，1967年9月20日出生，住日本国京都市。

被告人：桥本某，男，日本国国籍，1960年7月13日出生，暂住中国上海市。

桥本某与桥本郁某于1990年10月1日在日本国京都市南区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二女。桥本某在福井县某市开设儿科医院。2004年5月，桥本某认识了在某市工作的中国籍女子陈丽某，双方交往密切。2005年11月，桥本某向京都家庭裁判所申请调解离婚未果。2007年3月5日，桥本某在桥本郁某未到场的情况下，以协议离婚的形式在向福井县某市长申报离婚登记的文书上伪造桥本郁某的手写签名，还伪造证人桥本某之父、桥本郁某之父的手写签名，骗取了离婚登记。同年3月7日，某市政府向桥本郁某送达离婚登记通知，桥本郁某于同年3月12日向京都家庭裁判所提起该离婚无效的调解申请。京都家庭裁判所认为，桥本某向某市长提交的离婚申报专用纸上载有的桥本郁某署名系伪造，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于同年9月4日作出判决：2007年3月5日向福井县某市长申报的桥本某与桥本郁某的离婚无效。桥本某虽经公示送达被传唤出庭，但在该案口头辩论日并未出庭。同年10月3日，桥本郁某依据该判决恢复在桥本某户籍登记中与桥本某的夫妻关系。2008年3月13日，桥本某以诉讼时人在中国未被及时告知为由，向大阪高等裁判所上诉，要求撤销京都家庭裁判所判决。大阪高等裁判所认为桥本某属于因可归责的事由导致未能遵守上诉期限，上诉期限已过，于同年8月26日判决驳回上诉。

2007年6月13日，桥本某与陈丽某于中国重庆市登记结婚，并经重庆市公证处公证，后向上海日本国总领事申请将陈丽某登记于桥本某日本户籍中，陈为桥本某配偶身份。桥本某与陈丽某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并育有一子，于2008年10月30日起租住于上海市。

自诉人桥本郁某以被告人桥本某、陈丽某犯重婚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控诉，后桥本郁某撤回了对陈丽某的控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重婚罪是指自己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被告人桥本某伪造配偶桥本郁某的签名骗取离婚登记并与陈丽某在中国登记结婚，桥本某之行为系有配偶而重婚，依法已构成重婚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桥本某与陈丽某的婚姻无效。法院于2010年11月19日判决被告人桥本某犯重婚罪，判处拘役三个月。被告人桥本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本案系一起较为复杂的外籍被告人重婚刑事案件，有关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绝大部分证据源自国外。该案的审理不仅涉及涉外重婚犯罪的管辖权等程序问题，而且还关联到域外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审核与采信等实体问题。

关于重婚犯罪的刑事管辖权

关于本案的刑事管辖权，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桥本某伪造桥本郁某签名骗取离婚的行为发生于国外，桥本某与陈丽某在中国缔结的结婚符合中国法律，日本法院判决离婚无效致桥本郁某恢复与桥本某夫妻关系，桥本某户籍登记中有两位妻子即构成重婚的事实亦发生于国外，犯罪行为地和结果地均在国外，中国法院不具有刑事管辖权；

第二种观点认为，重婚行为一经实施，重婚罪即告既遂，重婚犯罪行为在犯罪既遂时已经实施终了，其后的非法婚姻状态是不法状态的继续，而非犯罪行为的继续。桥本某与陈丽某在中国重庆登记结婚，在其领取结婚证时已构成重婚罪既遂，其在上海租房工作和生活仅是重婚犯罪行为所产生的不法状态的继续，故应由婚姻缔结地重庆有关法院行使刑事管辖权；

第三种观点认为，重婚罪从犯罪形态上属于继续犯，重婚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继续状态，但期间内可能会发生犯罪地的移动和变化，外籍被告人在中国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具有刑事管辖权。桥本某与陈丽某在上海租房工作和生活已满一年，上海法院具有刑事管辖权。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重婚罪是指自己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刑法学界通说认为重婚罪属于继续犯。继续犯，是指犯罪行为自着手实行之时直至其构成既遂、且通常在既遂之后至犯罪行为终了的一定时间内，该犯罪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不法状态同时处于持续过程中的犯罪形态，又称持续犯。继续犯具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犯罪行为的继续性。犯罪行为的继续性应理解为自犯罪行为的着手实行到实行终了，直至不法状态解除的过程中，犯罪行为一直呈现一种持续状态。第二，犯罪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不法状态同时继续。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不法状态，是指犯罪行为对客体造成损害所形成的一种持续结果或状态。继续犯犯罪行为的持续实施与客体遭侵害之结果或状态的持续是同时或同步的。重婚罪完全符合上述特征。婚姻既是一种状态，同时也是一种行为。重婚者在重婚结婚时，其犯罪行为已经既遂，但重婚状态的存续是犯罪行为的继续，而不仅仅是不法状态的继续。重婚罪的本质是重婚行为侵犯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关系。把握了该本质，才能对重婚罪有清楚的认识。重婚结婚虽然构成了重婚罪的既遂，但以夫妻关系非法同居的行为并没有结束，重婚结婚正表明重婚行为的开始而不是意味着其终止，因此，不应当把重婚结婚的行为和以后的以夫妻关系非法同居的行为人为地割裂开来，而应看作是完整统一的重婚行为。虽然重婚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处于继续状态，但期间内犯罪地可能会发生移动和变化。外籍被告人桥本某与陈丽某于重庆登记结婚，但在上海租房工作和生活已满一年，上海作为其经常居住地亦是犯罪地，故上海法院可以行使刑事管辖权。第一种观点仅片面强调桥本某伪造签名骗取离婚后将陈丽某登记于其户籍的行为涉嫌重婚犯罪，忽视了桥本某与陈丽某在中国登记结婚的行为根据中国法律亦构成重婚犯罪。犯罪行为发生于中国，根据刑法第六条之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中国法院具有刑事管辖权。第二种观点将重婚罪仅局限于结婚行为，结婚行为一结束，重婚行为也随之结束，剩下的只是不法状态的继续。但以夫妻关系非法同居行为的实质是侵犯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关系，亦是犯罪行为，故该认识有失偏颇。

关于域外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审核与采信

本案对被告人桥本某定罪量刑的绝大部分证据包括日本国的居民票（类似于户籍证明）、全部事项证明、离婚登记文书、裁判所（即日本法院）的判决书等来自日本国。对于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如何审查与认定，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尚无相关规定，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和总结。

1、民事、行政法律法规审查域外证据的审判实践

参考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民事、行政审判实践对域外证据的审核采信，从起初要求所有证据都必须履行公证认证程序否则不予认定，到实际操作过程中灵活合理地区分证据适用公证认证程序，彰显了公正和效率。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该条款规定了外国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办理有关公证认证程序，但对涉及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的审查认定未作规定。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1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该条款规定了域外证据应履行与授权委托书相同的公证认证手续，是因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某些证据发生于国外、产生于国外，人民法院的司法权无法达到，对境外形成的证据的调查又存在着现实的诸多障碍，依据这些证据来判断案件事实自然又多了一层误判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境外提供证据本身施加程序或手续上的限制，以增强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尽力消除司法权的地域性给民事诉讼带来的不利影响。该条款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域外证据要适用公证、认证程序。随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至此，我国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民事、行政审判中域外证据应当适用公证、认证证明程序，所形成的制度常被国内学者称为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规则）。

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主要包括两种方式：公证和认证。公证是指公证机关对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证明的活动。根据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国家之间相互没有管辖权，因而发生于一国之内的公证事务，应当由该国的公证机关公证证明，所以域外证据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认证是指外交领事机关对公证文书上印章和签字的真实性进行证明的活动。因为在一国境内有权进行公证的机关可能为数甚众，他们所出具的公证文书如果不经过认证，对于外国而言极难辨其真伪，而经由外交或领事机关进行认证，则其真实性可以得到确认。认证的目的是使一国公证机关所制作的公证文书能为使用国有关当局确信和承认，其作用在于向文书使用国证实文书的真实性。但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的规定较为原则和生硬，有较多弊病：第一，公证和认证程序是作为证据能力的要件还是确定证明力的要件不明确。如是前者，则未经公证和认证程序的域外证据材料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是后者，则本身就是法官自由心证的裁量范畴。第二，忽视了各国公证制度的差异。公证制度是国家根据本国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需要而决定是否设定的，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法定的公证制度，且各国之间的具体公证制度并不相同。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文书具有准司法功能和法定证据效力，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公证文书仅负责形式真实性，不审查内容的真实性，不具备法定证据效力。第三，履行证明手续的证据范围过于宽泛。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些证据形式，即使用我国的公证法去衡量，亦难以操作，但对全世界的域外证据却都要求公证应是不太科学的。第四，可能带来诉讼的不经济和不效率。对于一个以域外证据为主的案件，涉案证据可能多达上百份或更多，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正和效率的实现。

鉴于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理论上存在重大弊端，给案件审理设置障碍，我国审判实践中对该制度进行了纠正。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诉伟嘉船务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差纠纷案中，广州海事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明确承认，对域外证据公证认证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未经公证认证的证据并不是就不应被采信，而只是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而不能采信。对该案中未经公证认证的三份提单（外资SKAB公司出具），因可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对提单的真实性及所载明的内容予以确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更是在二审判决书中对未经公证认证的商业发票（一审法院未认定其真实性）亦予以确认。200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第39条规定：“对当事人提供的在我国境外形成的证据，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如下处理：（1）对证明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应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2）对其他证据，由提供证据的一方当事人选择是否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人民法院认为确需办理的除外。对在我国境外形成的证据，不论是否已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人民法院均应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进行审核认定。”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的第16条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但如果其所在国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该证据应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但是，对于用于国际流通的商业票据、我国驻外使领馆取得的证据材料、通过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者外交途径取得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材料，则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年1月11日公布的《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也对该问题有所涉及：“对于域外形成的公开出版物等可以直接初步确认其真实性的证据材料，除非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能够提出有效质疑而举证方又不能有效反驳，无需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纪要》规定根据证据的种类不同适用公证、认证程序，赋予当事人选择权，给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更为灵活、合理、可行。《解答》进一步规定了国际流通的商业票据等四种证据材料无需适用公证、认证程序，更利于审判实践操作。《意见》表明域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特别证明程序并不必然具有强制性。《纪要》、《解答》和《意见》虽然是人民法院的内部纪要、问题解答和意见，无法对抗属司法解释性质的《民事证据规定》，但对于审判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即公证认证仅是证明证据真实性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当事人质证等其他方式加以证明。如果在域外证据真实性能够得到证明的情形下，仅因为没有履行公证认证程序就排除其证据能力，实际上是对域外证据的不公正限制。

（二）刑事审判实践对域外证据的审核与采信

对于我国司法机关通过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外国司法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法院无需就该证据本身施加程序及手续上的限制，只要其具备了完整的证据属性，即可予以认定。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涉外刑事案件审理程序”中第320条第3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居住的外国人寄给中国律师或者中国公民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所在国外交部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才具有法律效力。但中国与该国之间有互免认证协定的除外。”该条款规定了外国人委托中国律师或公民参加刑事诉讼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办理有关公证、认证手续，但规定所指对象仅为授权委托书。有种观点认为《民事证据规定》第11条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基本相同，将授权委托书扩大到了证据。对域外证据可借鉴《民事证据规定》中的相关规定，同时注意到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求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因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也应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所在国外交部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有关授权委托书的相关规定均是审查诉讼代理人身份是否真实，其目的是防止无权代理人代当事人出庭参加诉讼活动的情况，但该规定不能作为审查域外证据的法律依据。首先，授权委托书不是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只对诉讼过程产生程序上的影响，而不会像证据那样对案件实体产生影响。其次，证据具有不可替换性和重复性，不能撤回或更改，但授权委托书可由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随时撤销或更换。第三，授权委托书的性质是法律文书，将对一种法律文书的要求扩大到所有证据，并无逻辑和法律上的依据。

刑事诉讼中应区分证据适用公证认证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有7种，判断域外证据是否需要适用公证认证程序，既要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也要根据不同的证据类型，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证据合法性及真实性的判断标准等上位原则及制度出发，不应一概而论。域外证据通常使用涉外公证、领事认证的方式这一国际惯例，其针对的仅是涉外书证，特别是公文书。公文书是指外国有关权力机关颁布的具有明确法律意义的文书，如一国的法律条文、判决书、行政裁定书、政府函件、身份证明等，其形式上的真实性应当根据证据形成国的法律加以判定。内国法院囿于司法权的限制无法判断文书的真伪，由证据形成国有关机关对公文书形式的真实性予以证明，有利于诉讼的便捷和公正。但证据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所有的证据形式都能够由国外公证认证。对于物证，我国虽然将物证规定为证据的一个种类，但实践中往往将物证作为勘验、鉴定或保全的对象和内容，如枪支、毒品、足迹、刀等物证，通常需结合有关的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明案件事实，而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需有司法机关的参与，上述证据当不存在公证认证的前提，即不属于当事人提供的域外证据，故物证亦无公证认证的必要。对于证人证言，域外证人对其证言公证认证，仅是对证人与其证言的关系予以认证，无法对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肯定的证明，且会受讯问人立场与水平的限制与影响，无法适应庭审的需要，不具备实质上的意义。对于被害人陈述，因为利益关系，被害人往往在公证人员面前作有利于自己的陈述，公证认证无法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对于被告人供述，我国规定被告人必须到庭接受审判，不可能缺席判决，故被告人的供述应为域内证据，亦无公证认证的必要。综上，刑事诉讼中除了书证以外的其他证据或是无法公证认证，或是公证认证无实际意义。司法实践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于2008年3月31日制定的《关于刑事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刑事证据意见》）第15条规定：“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应当依法履行必要的证明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侦查机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取得的证据，因特殊原因未履行上述证明手续，但其真实性得到其他证据佐证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侦查机关在获取上述证据材料后，应当对其来源、提取人、提取时间及提供人和提供时间等作出书面说明，连同其他证据一并移送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审查。”《刑事证据意见》摈弃了对域外证据施加的强制公证认证手续，在域外证据真实性得到确认的基础上，由审判机关予以审核采信，是刑事司法实践对域外证据审查的有益探索。笔者认为，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仅能证明域外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就本质而言，域外证据和域内证据并无不同，故笔者建议：对于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书证，应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能够确认的，无需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

（三）外国法院的民商事判决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审查认定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一般限于民商事领域。刑罚性判决和行政法方面的判决具有惩罚性或较强的公法性质，不能在他法域内生效，因此，判决的民商事性质是承认与执行的前提。我国内地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法院判决的案例并不多见，多是对外国离婚判决的承认，较少外国商事判决案例。我国与日本国之间没有缔结或者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国际条约，亦未建立相应的互惠关系，因此我国对于日本法院判决不予承认和执行。但该判决指的是具有执行内容的商事判决。本案中，认定桥本某伪造桥本郁某署名离婚无效、桥本郁某恢复与桥本某夫妻关系致桥本某构成重婚的重要依据是日本国京都家庭裁判所、大阪高等裁判所的一、二审民事判决，该判决并非要求我国承认和执行，我国刑事审判对于外国法院的此类民商事判决如何审查认定，实践中尚未见相关判例。

我国是多法域的国家，内地法院对其他法域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已有法律规定。2006年4月1日起生效的《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第三条规定：“一方法院作出的具有给付内容的生效判决，当事人可以向对方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没有给付内容，或者不需要执行，但需要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认可的判决，当事人可以向对方法院单独申请认可，也可以直接以该判决作为证据在对方法院的诉讼程序中使用。”该条规定为我国法院确认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提供了法律参考。外国法院判决是对讼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法律上的确定，不仅认定了相应的案件事实，而且还引用相应的法律作为确定权利义务的依据。在英美法国家，判决中还包括法官对判决的解释以及规则的创制。笔者认为，在涉外司法实践中，出于本国审判的需要，对于并非承认身份关系、无给付内容或者不需要执行的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适用公证认证程序证明其真实性，可作为证据中的书证，其所查明的事实在我国刑事判决中予以确认。但对于外国法院基于案件事实所作的法律判断，由于系外国法官根据该国程序法及实体法所作的综合性法律确定，因涉及我国的司法主权等问题，应不予确认。

本案中，自诉人桥本郁某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居民票、全部事项证明、通知、离婚登记文书等证据均为各自独立的书证，而京都家庭裁判所根据桥本郁某的陈述等证据，结合上述书证等，认定了桥本某伪造桥本郁某署名申报离婚的事实，判决离婚无效，经大阪高等裁判所二审维持。日本法院的判决系终局性判决，没有给付内容，不需要执行，亦非夫妻关系身份确认，认定了桥本某伪造桥本郁某署名申报离婚的事实。被告人桥本某对此予以认可。如对日本判决认定的事实不予确认，则人民法院须将与本案相关的大量日本国证据公证认证，甚至需传唤有关证人到庭作证等，最后审核确认的事实却与日本国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徒添讼累。

连续犯；吸收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