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左右的人告诉他座上的人就是洪承畴以后，他便反过来痛骂一顿，说“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土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权伪托其名，以污忠魄！”弄得洪承畴色沮无以应”，这时和他一同被审的他丈人钱栴已经有些泄气，夏完淳厉声激励他说：“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子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钱栴于是也就不屈，和完淳同时死难，全了晚节。夏完淳死时，年仅十七岁，他以英勇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名垂青史，甚至在清乾隆时还追谥他为“节愍”。

夏完淳在世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七年，但他在明末文坛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他幼年时代就吸收了古典作品的精华，长大后又加上实际战斗生活的锻炼，因而形成了他诗歌的慷慨悲壮而又清新开朗的独特风格，留下了大量爱国主义的诗篇，象他这样年轻有为的英才，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的著作有《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及《续幸存录》，集中很多优秀的诗篇，特别是《南冠草》中的他临难前的十几首诗，都以生动精炼的语言，表达了他那国难受家仇，未报万一的无限悲愤，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这些作品，无论是从思想性或艺术性方面看，都是非常成功的。

即便这些也真假杂糅，并非原璧，其他六卷不知是否还存于世，书后有无名氏跋，云：“以书生谈朝事，其讹者十之三四，故予删其讹而存其是，非全录也”，亦可证明现存本子是给后人窜乱删削的，又传抄本有“建夷授官始末”，“沈辽失守始末”，“拟谥逊国诸臣评”诸篇，是记水都时事的，有人认为不是完淳所撰，而是后人所抄附，但原书残缺，已无从比较。

《续幸存录》被后人窜改，已失去本来面目，不过吉光片羽，亦自可珍，从现存的部分也可窥见全书之一斑，本书主要记载南明的政事及党祸始末，如有群臣关于拥立福王的不同意见汇水四镇的督守情况，对清策略上战与和之争，与农民军作战的平贼将左良玉和马士英的对立，抗清英雄史可法的事迹，崇祯皇帝的谥号等。

书中记载左良玉与马士英的对立：“二月中而妖僧大悲之狱起，大铖等借此为名，欲尽杀诸君子，大悲自称先帝，既归法司，复言潞邸之弟，群奸竟锻炼以合拥戴一案，于是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之说，士英义形于色，奋然阻之，遂仅以大悲口中所供谦益及申绍芳二人上闻，二人疏辨，亦旋解，二月晦日，斩于通衢，三月朔，而王之明，童氏两狱俱发，一称故皇太子，一称上应妃，其真其伪，草野小臣不敢仰视天象，总之处置无术，斧烛之疑，难负千古，遂致靖南有揭，广昌有疏，定南侯左良玉遂以清君侧名举兵向阙，建瓴而下，士英大恐，遂檄得功，良佐以抗上游，而杰已为许定国所害矣，河上之师，尽归瓜扬，定国导虏直下，可法死守扬州，不支而死，左氏复下破安庆，尽杀阮氏，大铖遂谓与左氏之来，不若虏来，我且同虏以杀左民，并杀王之明以绝其望，虏信日急，遂不得行，杰溃卒渡江，靖虏伯郑鸿逵掩而杀之，且也露布告捷，玺书褒封，溃卒遂转降虏引之以南，鸿逵连报虚捷，五月八日，虏遂南渡破镇江矣。

在这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当权派却一昧勾心斗角，内讧不已，甚至感叹：“左氏之来不若虏来”，要借外族之手来杀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可见党同伐异已严重到了何等地步，同时，兵败如山倒，军事上节节失利败退，连“溃卒遂转降虏”，却还“连报虚捷”，拿军国大事当儿戏，那么“虏遂南渡破镇江”也就不足为奇了。

南明弘光政权上至皇帝、下至大小官吏无不贪婪腐败，搜刮民财，卖官鬻爵成风，书中记载“仅仅屈田，张三秉辈及外廷大臣不以国事为忧，日夜娱乐，上端拱宫中，后宫子女以千计”，还有一条当时京城谚语：“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类似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另有记载官吏搜刮民财的劣迹，一方面刻画他们自鸣得意的嘴脸，一方面又对这种行径表示了作者自己的不满和鄙薄：“刘泽清幼时，曾习举子业，试时一拳殴杀一隶，遂跳出。应兵部将材举天下第一，其对客常曰：我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仅仅以富贵自夸，小丈夫，小丈夫。”

另外，本书的议论多于客观记述，难怪要被后人说成是“书生谈朝事”，书中在写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时，虽然也记他们贪赃枉法，打击异己的劣行，可也有许多开颜赞誉之词，这引起后代许多人的不满，如他为马士英、阮大铖开脱：“阮圆海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乌能免其反云乎。

该草荐阮疏，以为在廷诸臣无出其右，为阮任怨任咎，无所不至，阮既得志，遂欲夺其枢席，楦草遽以协理处之，马是小人中之君子，阮是小人中之小人，其他蔡奕琛、陈盟又不如阮有爽朗之气，可与言大义者矣。

在作者看来，马士英、阮大铖竟是可与言大义的人，甚至他们要挟投降、腐败作乱的种种行径，也要朝中廷臣负起一部分责任，这无怪乎要招致后人的强烈反对了：“士英豪宕有将材，四镇俱其心腹，督师淮左，有臂使之便，亦未为失人，既而士英拥兵入朝，遂假中官之援，清留辅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议，而可法出督师，士英兼揆枢矣，士英之人也，其心亦欲为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群起而攻之，迨荐阮大铖而举朝唾骂矣，大铖之阿铛也，仍无实迹，致以落拓不羁之才，久踬田间，不为小屈，且其欲得者不过远方一抚臣耳，廷臣谓大铖一出，则逆党尽翻，则上且??问三朝旧事，诸君子将安所置足乎，于是一呼百和，众论沸腾，士英见满朝异议，愈结内宦及外镇为援，士英之力本可钳制内外，一假其力，遂横不可禁，士英自谓得计，亦失计也，大铖所求不得，其毒愈张，故佐枢命下，斥逐空庭，恶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之使然。

把马、阮的作恶犯上，解释为其不遂其志而斗气使性，实在是太牵强了。《南都杂志》中还记录了当时民谚，反映人民百姓对奸党当道的政治的不满和讽刺，如“两朝丞相此马彼牛，同为畜道；二党之魁出刘入阮，岂是仙宗”，又有署在兵都门上的，“闯贼无门，匹马横行天下，元凶有耳，一阮直入中原”。夏完淳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朝事征诸野，太史陈风，时事可知矣。”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多，财赋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又乌乎不亡。”

夏完淳本人是坚决抗清的，他的著作也反映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这自然为清政府所不容。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军机处认为它失实，且“中间指斥之句甚多”，遂上奏皇帝，请求将其全部销毁，立刻便被批准，后来它在民间秘密流传，又被人删削，致使今天所见的本子残缺不全，十分令人惋惜。

夏完淳的著述很长时期只有抄本流传，清嘉庆年间，王昶、庄师洛等辑其作品，编刻成《夏节愍全集》，诗、赋、词、曲杂文皆集录在一起，共十四卷，内容较为丰富，是现在流传的通行本，也是较为完善的本子，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本为祖本，于一九五九年出版了断句排印本，改题为《夏完淳集》，收有《续幸存录》。《续幸存录》另有《明季稗史汇编》本、《明末十家集》本、《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