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贯三、柯象峰、高达观、蒋旨昂等人也通过将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指出社会学的综合性特点。简贯三认为，“社会学注重综合的研究，其他社会科学注重个别的研究”；“社会学的观点是综合的观点”。柯象蜂指出，“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之点，乃在于，社会学是综合的科学，为研究社会生活之普遍的全体现象。”高达观认为，“其他社会科学各有专精之研究，社会学则专注于综合的研究。”蒋旨昂则提示，“社会学是采综合的功能观点”。各家虽说法有所不同，但对社会学的综合性特点的认识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吴文藻是文化学派或社区学派的重要代表。他在倡导与实地进行社区研究过程中，尤其强调文化的因素。而实际上，他虽重视文化，但他注重社区整体的观点。他从功能整合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对社区作整体的研究。什么是功能的观点，在他看来，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以此为基础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因此，要从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加以探讨。

可以认为，从整体的、综合的观点出发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界的共同的研究趣向。当时的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虽有所侧重，有所偏好，在说明社会现象时，强调某一因素的作用，但并不完全排斥其他因素的影响。即使像潘光旦那样极端强调遗传（生物）因素作用的社会学家，在其著述中，亦不完全排斥后天因素如环境、文化等对个人的影响。

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

孙本文（189l一1979），字时哲，1891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曾就读于江苏第一师范、北京大学和美国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并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任教，兼任过中央大学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等职。1928年，他与吴泽霖、吴景超等人发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在他们积极推动与组织下，“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孙本文担任理事，并主编社刊《社会学刊》，为建国前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孙本文先后改任南京大学地理系及哲学系教授，并加入九三学社，历任江苏省第一至四届政协委员。

由于教育背景的关系，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及其探索活动，深受美国社会学的文化学派及心理学派的影响。回国后他曾出版《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一书，为介绍美国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奥格本及其他社会学家学说的创始之作。孙本文认为文化为社会成立之要素，它对人类行为有强制的作用。无文化即无社会。他并认为，社会变迁实即文化变迁，社会问题之发生乃由于文化失调所致。鉴于孙本文对文化要素的如此重视，论者每每将他划归文化学派社会学家一列，但他本人对此不以为然。在其所著《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他在列举其重视文化因素的言论之后指出，“不可误会视著者为文化学派。著者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实际上，他在强调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社会学探索活动之中。

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活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社会学的许多重要领域。他从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原则出发，在对社会行为的探究中，注重心理与文化因素的作用，并将这一思想贯穿于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社会问题等各方面的研究之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社会学中综合学派之集大成者的地位。

综合学派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在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居正统地位，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与探索甚至影响至今。

首先，综合学派是建国前社会学中的“正宗”。这主要是因为综合学派有关社会学的基本观点、理论构架等直接师承于孔德~系西方社会学家，只不过根据自己的理解而重新加以概括。这与社区学派、乡村建设学派等有所区别。此外，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大多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中的骨干人物、学术权威。他们的社会学探索活动成果，是正宗的社会学教科书或参考文献。

其次，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建国前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综合学派不少社会学家把社会学界定为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孙本文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并以社会行为为核心构建了比较严密的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以社会行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观点不仅在当时就很有影响，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一些社会学家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并作出了自己的论证。除此之外，其他如关于社会的整体性观点、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观点、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的观点、社会与个人的相互作用的观点等，直到今天，仍具有参考价值。该派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方法与途径等，对于今天做好社会问题的综合治理，也不无借鉴意义。

最后，综合学派在社会学中国化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有关社会学的基本观点、理论与体系架构，师承西方各派社会学，博采众长，经融会贯通后自成一体。于观点与理论体系之外，引证事实部分，一般尽可能采用本国资料。孙本文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的结束语部分，还分别提出了理论社会学中国化与应用社会学中国化今后应当努力的几个方面，非常详细、具体。

综合学派的缺陷也是客观存在和极为明显的。

第一，综合学派对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对唯物史观采取了完全拒斥的态度，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理论探索活动在指导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在综合学派看来，社会学与唯物史观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唯物史观是“一种主观的见解”，而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现象。综合学派的上述观点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维持了其在中国社会学界，作为孔德一系社会学的主要代表的“正宗”地位，但从长远来看，实际上是在拒斥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社会学的指导与改造，而保持社会学研究的所谓“客观性”或“价值中立”，该派的影响力也因之而大为削弱。

第二，综合学派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探索，理论基础比较薄弱，思想观点亦存在种种片面、肤浅与矛盾之处。综合学派的社会学体系是融化西方社会学各家观点而形成的。它把社会学视为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它提出了地境、生物、心理、文化等四个方面，并特别强调了后二者的作用，而惟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等关键因素对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这样就使得它对社会行为现象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也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

第三，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忽视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他们有关“社会学中国化”的认识是肤浅的，所作的努力也是初步的。由于忽视实地调查研究，就使得综合学派的理论创新活动受到很大的制约。综合学派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认识与努力方面，概言之，即是以欧美社会学家的理论为框架，再填充以搜集而来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资料，创建“中国化”的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体系。这种认识和努力的方向是肤浅的、初步的，其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总之，尽管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正宗”，而且他们的理论探索活动功不可没，至今仍有影响，然而终究由于存在种种缺陷与不足，尤其是在指导思想上所存在的根本缺陷，使得该派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地位大为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