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枝纹还是我国传统青花瓷中最主要与最具特色的装饰纹样之一，它最早出现于元青花中，到了明清两代，不论是官窑还是民器，比比皆是，从而成了青花工艺的最重要装饰语言。除瓷器外，缠枝纹还广泛用于各类艺术品中，如传统的插屏，其雕刻牙板几乎都用缠枝纹，而由插屏造型衍的“南京钟”更是离不开缠枝纹，因为对于一种计时器来讲，生生不息，万代绵延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缠枝纹之所以具有强盛的生命力，还在于它的变化多端，婉转多姿，它与不同的花卉组成不同的纹饰，常见的形式有“缠枝莲”、“缠枝菊”、“缠枝牡丹”、“缠枝葡萄”、“缠枝石榴”、“缠枝百合”、“缠枝宝相花”，以及“人物鸟兽缠枝纹”等。

缠枝纹是明代最具表现力和融合性的代表性植物纹样，分析了缠枝纹的基本概念；论述了缠枝纹两种最基本的构图形式，即“S”形和“冏”形构图样式，这两种基本骨骼形式能够适应多种主题花卉的表现；从吉祥文化入手，阐明缠枝纹是把人们的吉祥寓意通过缠枝纹样物化在各种生活物件上了；虽然缠枝纹还融会了异域优秀的纹样，但它始终沿着本民族传统艺术的主脉而发展变化，使其吉祥的寓意代代相传。

植物纹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从新石器时期的简单植物陪衬纹饰到隋唐时期植物纹样第一次大发展，植物纹样逐渐展现出灵活、生动的装饰面貌。随着宋元时期花鸟绘画的重视和发展，加之明清吉祥寓意和世俗文化的浸染，促使植物纹样在明清时期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呈现出丰富多样而又一脉相承的时代特征。明代是中国吉祥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明代的纹样，在传统图案的基础上，凝练升华，达到了高度的样式化，具有浓厚的装饰美。如果说汉代的纹样是我国古代前期工艺文化成熟的缩影，那么，明代的纹样则是我国古代后期工艺文化结晶的标志。”

缠枝纹正是明代这一特殊时期，最具表现力和融合性的代表性植物纹样。它在前代纹样的发展基础上，在明代吉祥文化的充分浸染下，延续极具特色的传统构图样式，加之丰富多样的构成要素，演绎出鲜明、直观的时代特色，体现出中国传统装饰纹样极具生命力和包容性的突出特点。

缠枝纹样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又称“缠枝花”、“万寿藤”，在明代甚为流行，一般说来它是藤蔓型卷草纹的延续和深化，其基本构成是使植物的枝茎成藤蔓状，骨骼呈曲线形或圆形分布，以波浪形、回转形或蜗旋形等枝茎样式进行扭转缠绕，并配以叶片、花朵或果实，其中花朵和果实为表现主题，而枝茎和叶片则为骨骼陪衬。关于缠枝纹的概念界定有很多，田自秉先生对缠枝纹有这样的解释：缠枝花是以花茎呈波状卷曲，彼此穿插缠绕，……有永远常青、连绵不断的吉祥意义……因缠枝的花朵不同而有各种名称，以牡丹为花头的叫“缠枝牡丹”，以莲花为花头的叫“缠枝莲”，以菊花为花头的叫“缠枝菊”，以牡丹、莲、菊等多种花为花头的叫“缠枝四季花”。

《说文》对“缠”字的解释是：“缠，绕也，从糸廛声”，所以“绕转缠绵”是缠枝纹样的一大特点。

缠枝纹是明代流行的装饰纹样，其组成形式繁复多样，但从纹样的发展演变来看，明代缠枝纹样与前代植物装饰纹样中的忍冬纹、卷草纹有着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某种植物的藤蔓或枝叶进行绕转，虽然用以绕转的素材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形都是在传统的构图法则影响下发展变化的，即太极图式构图法则（“S”形）和“冏”形构图样式（如图2所示）。

太极图阴阳鱼构成的动感“S”形被南宋易学家张行成（生卒年不详）载入《翼玄》中之后[3]，更加确定了这种“S”型的构图法则，被古人认为是最优美、最合矩的格式图。从明代缠枝纹样图像资料可以看出，其构图法则就是在太极图中的“S”形构图的基础上，经演变而发展丰富起来的。如图3所示为明代的缠枝牡丹纹、缠枝菊花纹、缠枝西番莲纹等常用样式，虽然起伏回转的枝茎在花朵和叶片的掩映下显得忽隐忽现，但仍然能够看出其整体走向呈现“S”形，植物茎叶以固有的弧形自然形态，经过绕转，形成波形不同、动感各异的“S”形框架。加上与此相适应的俯仰相对的花朵，形成了花繁叶盛、枝转叶舞的纹样形式。在构图上，明代缠枝纹样中还能看到冏形构图法则的身影，冏形是我国传统图案构成的典型代表（如图2右图所示），“主要特征是从一个圆圈的边缘向中心展开三个钩线或者是四、五个钩子（最早是三个钩子）。三个钩子又发展为三组同样式的纹样，……三个凤形、三支花、三支果。”雷圭元先生这里所说的几组“同样式的纹样”和“沿圆圈边缘向中心展开”的构成特点，与缠枝纹样中出现的沿枝茎分布的叶片的生长动势非常类似。同样式的叶片、勾状小茎、花朵，以及其他图形元素组成的“同样式的纹样”，沿着扭转的枝茎展开分布，与俯仰有序的主花、回转起伏的枝茎相呼应，形成生动有序的冏形构图形式。

由此可见，明代缠枝纹样的构图形式是将太极图“S”形的构图特点和冏形构图法则融合的体现，在传统构图法则与自然植物形态的相互映照之间，不仅使人惊叹于前人的创造意识，也感叹缠枝纹样这一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构成能力，缠枝纹的构图形式就是对传统纹样艺术精神灵活变通的继承和发展。

明代是中国吉祥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同时也是内外文化碰撞的交流时期，缠枝纹作为这一特殊时期广为流行的装饰纹样，以其回转缠绕的构成形式、丰富有序的组合法则，明确生动地表达出明代百姓热爱生活、渴望幸福的世俗心境。特别是明永乐、宣德时期由于郑和七下西洋，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地区的友好关系，而东南亚地区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较深（如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伊斯兰国家），带动了融合伊斯兰装饰特色代表性纹样的多种工艺品（特别是陶瓷用品）的外销，实现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人们渴望吉祥的心理由来已久，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各异，但从古至今未曾停息。在远古时期，由于对生存环境的诸多未知，人类寄托“吉祥”的期望于各种神秘力量的庇佑，庇佑自己和种族能得以生存和幸福，这种对“生命”的基本渴求便是人类早期的吉祥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带有祈福意义的图案纹饰开始出现，正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逐渐增强了对生命的掌控能力，此时表现在纹样上的“吉祥”寓意也在随之而变化，变的更为丰富和具体，早期纹饰上经常出现的神秘几何纹样和凶猛野兽，也逐渐让位于轻松活泼的祥花瑞草等植物纹样。在明代，缠枝纹样成为集祥花瑞草于一身的典型代表，它以通俗易懂的寓意表达成为人们祈福求祥的最佳代言。缠枝纹更是一种载体，把人们喜欢的各种讨人喜爱的花草通过其骨骼形式，物化在各种器皿或其他生活物件上了。

明代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繁荣的一个时期，手工业、商业高度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并成为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对于处在社会中下层的市民阶层而言，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是通俗而质朴的。因此反映在装饰纹样当中，就是较为直接的寓意表达形式，也就是一方面，在缠枝骨骼上采用了简单直白的添加形式，即直接选取有某种吉祥含义的花卉形式来寄托人们的美好情愫；同时另一方面，在组织形式上，通过突出主题要素，即以突出花朵和果实、弱化枝茎和叶片的形式来说明吉祥和富贵就隐藏在日常不起眼的重复环绕的生活之中，表达人们对连绵源长、幸福久远生活的渴望。这种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的形式极大地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如图3所示为以象征富贵华丽的牡丹为主题而成的缠枝牡丹纹、以象征出世悠闲的菊花为主题的缠枝菊花纹、以象征外来文化的西番莲（西番莲纹在西方纹样中的特殊地位就像是中国的牡丹纹一样）为主题而成的缠枝西番莲纹，这些纹样都反映出吉祥文化对缠枝纹样构图形式上的影响。

明代缠枝纹灵活的构图形式和组合方式不仅能迎合本土文化，还能在新的市场需求背景下，迅速融合异域文化特色，既丰富了本土装饰艺术，又为当时的对外贸易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如缠枝纹样与伊斯兰植物装饰纹样特色的融合，由于伊斯兰地区宗教信仰的限制，他们更习惯以紧密连贯的植物花卉形式作为纹样装饰，而这种装饰特色恰好与缠枝纹样繁复、缠绕的特点有着共通之处。大量外销的明代青花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缠枝纹样的特点是花朵相对较大，叶片相对较小，枝茎成曲线且不断延长。这种“盘曲错节、丰富饱满而又连续不断的构成”[6]样式能够把各种吉祥寓意的花朵结合在缠枝纹里，是吉祥文化的可视化载体，符合当时明代各阶层人们的心理需求。考虑到明代对外商贸的往来，又将外来的图案样式特别是伊斯兰纹样融会进缠枝纹的表现形式中，这种新的样式吻合了当时的市场需求，也为明朝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缠枝纹样是明代最具活力和包容性的装饰纹样，从极富盛名的青花瓷装饰到日常必备的织物装饰，从平民百姓的常用物品到王公贵族乃至异域人士的收纳珍玩，随处可见缠枝纹样那灵活生动、婀娜多姿的影。

从整个纹样演变过程来看，缠枝纹样的构成形式在当时是深受欢迎的，虽然接受了来自异域的图案风格，但进入本土之后便被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缠枝纹这种纹样形式能够根据诸多外在因素去改变和丰富自身，却始终保持着本民族传统艺术的主脉而发展变化，因为不变的是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加入的是时代风貌、异域特色，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进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下，缠枝纹样才得以使其连绵不断的结构形式真正做到生生不息，使其吉祥的寓意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