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07-17 17:30
在当前中国面对高速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社会矛盾逐步升级的特殊发展阶段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网络上获得了意见渠道的新公民表达的集团化民族情绪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势力。
一，大众化。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过去在公共场合发表观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他们原来属于不具备话语权的弱势群体，随着因特网的发达，逐步把网络视为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
二，体制外。网络人口已超过4亿，网络民意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但它属于“体制外”，其原因归结于它的“匿名制”；
三，情绪化。网络空间与其说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平台，不如说是发泄生活情绪的途径。大众也好，体制外也好，广泛群体往往属于缺乏政治权利、财富基础、话语权的弱势群体；
四，极端性。由于上述大众化、体制外、情绪化三方面原因，网络上的言论往往趋于极端化。
网络民族主义在概念上基本可以等同于“大众民族主义”和“体制外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是“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为“精英民族主义”和“体制内民族主义”。不言而喻，就从概念的界定而言，“网络民族主义”无疑是“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没有民族主义，就不会产生网络民族主义。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呼吁—回应”的关系，即在因特网兴起之前，本来就具备一定话语权的体制内人士，包括官员、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等从自己的知识体系或利害关系的角度去主张民族主义言论，甚至煽动民族主义舆论，网络民族主义者更多是针对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加工”有关国内外新闻之后的言论进行集团化的回应。 刚开始以理性和分析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言论经过大众化、体制外、情绪化、极端化了的网络民族主义的集团化回应变成以感性和炒作为基础的舆论。两者之间往往形成相辅相成的利益关系。前者认为，自己的观点表达只有引发大众的情绪化回应（比如，博客的点击量）才形成社会价值，成为“意见领袖”。对后者而言，只有前者的言论摆在眼前，才有素材去回应或反击。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官员和商人之间的“政商勾结”似的，往往陷入不健全的、灰色的困境。
对于政府部门或决策者来说，民族主义、精英民族主义、体制内民族主义一般不足以形成一种威胁。既然这批阶层是在体制内谋生的知识分子，属于具有公共话语权的少数精英，从中国特殊的体制背景看，他们的言论不可能脱离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也不可能发表与所谓“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言论，何况他们发表言论是署名，而不是匿名的。他们的言论往往是可控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冒“丢饭碗”的风险去无限制而自由地发表言论，因而不会对政府部门或决策者造成实际的威胁。
相比之下，来自网络的大众、体制外民族主义往往是不可控的，这批人才“不怕死”。随着因特网的普及和社会矛盾的升级，网民普遍在网络上谋求发泄生活不满的渠道，这一“大趋势”足以证明，网络民族主义者们往往遭受社会变革的压抑成本，变成改革开放的受害者，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语权，可称为“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正因为网络言论属于匿名性质，再加上与超过4.5亿的规模数量联合在一起，对于决策者足以形成崭新的政治压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网络民族主义正是意味着“看不见的敌人”。网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