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锦的妻子是香港第一世家何东的长女何锦姿。两人一九一八年结婚后，共生了四女二男，罗德丞便是其幼子。何东是欧亚混血，罗德丞从其母系方面继承了欧亚混血。据他透露，其欧洲血统包括：苏格兰、西班牙及荷兰。事实上，从罗德丞的外貌上，便可看出欧亚混血的特征。

罗德丞早年曾就读于广州岭南小学及香港皇仁书院，十六岁时，步其父之路，到英国牛津大学华顿学院攻读法律。在英国，他居住了九年。一九六零年，罗德丞自牛津大学毕业，获得法理学硕士学位后返港，继承其父创办的律师楼，成为该律师楼的合伙人及律师，并出任中电、太古、永安银行等公司的董事。他并进入高等法院实习律师业务。也许是受家族的影响，罗德丞对香港的政治问题十分感兴趣。一九七零年，他出任香港市政局议员，从此步入政坛。四年之后，罗德丞年仅三十九岁，便获委任为香港立法局议员，开了政坛年轻一代之先。一九八零年，罗德丞又出任香港行政局议员。作为两局议员，他先后担任了立法局财务委员会编制小组主席、政府一般事务工作小组召集人、行政和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警察投诉组主席、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等职。

罗家强硬倔犟、敢说敢为的作风，在罗德丞身上继续发扬光大。他多次针对时弊，在立法局中提出批评，令人印象深刻。政务之外，罗德丞亦是商场忙人。他既要打理父亲遗下的律师楼，又要担任好几家大公司的董事，忙得不亦乐乎。不过他的心血也没白花，据报载，至一九九三年，他拥有的财产达四十亿港元。一九八五年二月，罗德丞突然辞去行政、立法两局议员职位，这石破天惊之举震撼了所有港人，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此时正是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起草在即之时。辞去两局议员后，罗德丞转向与中方合作。他担任了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港英政府的高级顾问转变为中方的高级顾问，这个弯子转得可不小。罗德丞为此解释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问题的大局已定，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已是事在必行。从服务港人、为香港能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角度出发，就要与中方沟通，而不是与中方搞对抗。这才是真正为港人考虑，为港人好。罗德丞后来表示，当时他对中国政府及中方官员一无所知，心里还是有点怕怕的，但理智告诉他要考虑与中方沟通。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大局，这正是罗德丞的长处，也是他毅然辞去两局议员职位的主要原因。

作为香港基本法咨委会副主任，罗德丞为基本法的起草和宣传推介作了大量工作。由于他曾任港府高级顾问，又富于法律知识，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为基本法的顺利起草作出一定的贡献。一九八九年，港人由于受到传媒不准确报道的影响，无所适从，对香港的未来丧失信心。罗德丞率先前往北京，会见中国高层领导后，澄清事实真相，向港人说明中方对香港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稳定了香港的人心。一九九一年，罗德丞和韦基舜等创建了政治团体——“新香港联盟”，积极地参与香港的政治事务。次年，他被国务院港澳办及新华社香港分社聘为首批港事顾问。同年，他创办了英文周刊——《中国之窗》，向港人及全世界介绍中国和香港的发展情况。一九九三年，他又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委员。一九九五年底，罗德丞获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罗德丞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对香港所谓“民主派”处处与中方对立，破坏平稳过渡的做法，他嗤之以鼻：“民主拒共的想法是白痴、幼稚、误导港人。拒共已错，以民主拒共更错。”

罗德丞自言，除工作和读书外，最大的嗜好是打桥牌和摸麻将。他曾和北京多位高层领导打过桥牌。他喜欢北京的传统文化气息，为此，还在京城购买了一座四合院。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每日早七时起床，阅读报章，收听新闻。九时许再小睡片刻。中午外出，至凌晨三时方休息。罗德丞与前妻有二子一女，均在海外工作。他与现任妻子张慧瑜亦有一女，时下正在海外读书。罗德丞亦被认为是未来香港十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罗德丞生于1935年1月23日，有三名兄长，两名姊姊，家中排行最小，父亲罗文锦爵士是执业律师，母亲是何东爵士长女何锦姿。罗德丞早年入读广州的岭南小学、香港的岭南中学和皇仁书院，其后入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法律。

罗德丞于1996年曾表态有意角逐第一任特首，并率先于1995年放弃英国护照，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但旋因支持度不足而宣布放弃，此后淡出政坛。至于他领取中国护照一事，亦被人质疑内地护照的审批制度是否严密。他是首批在回归后获特首董建华颁赠大紫荆勋章的人士。

在2006年10月，罗德丞因心脏病发入院，最终于2006年12月11日在玛丽医院病逝，享年71岁，2006年12月14日遗体下葬位于摩星岭的何东家族昭远坟场。

1970年，他出任香港市政局议员；三十九岁，便获委任为香港立法局议员。

1980年，又出任香港行政局议员。

1985年2月，他辞去行政、立法两局议员职位，担任了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因不满英国政府制订法律限制香港人移居英国，愤而辞职。

1987年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王宽诚去世后，又继为基本法咨委会副主任。他拥护一国两制。

1989年与谭惠珠等发起组织“新香港联盟”，并推出“一会两制”的模式，引起极大争论。他曾被港府委任为太平绅士，先后获OBE及CBE勋衔。

1992年，被国务院港澳办及新华社香港分社聘为首批港事顾问，同年，他创办了英文周刊 ——《中国之窗》，向港人及全世界介绍中国和香港的发展情况。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委员。1995年底，获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罗德丞亦被认为是未来香港十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估计财富约有5亿美元。

罗德丞具有中国和欧洲血统，平时的爱好包括爱吸烟、打桥牌和麻雀，他更曾代表香港参加国际桥牌赛。另外，他曾结婚三次：

首任妻子是Tamara Federova，

第二任是苏靖文，

第三任是富商张祝珊的孙女张慧瑜。两人育有两子两女。分别名克平、信优、国伦及孔君。

香港自1908年开始发车牌，港英政府将无字头1至20号车牌分配予高官及对社会有贡献人士，当时尚未晋身立法局的罗文锦因热心公益而获赠18号车牌。当罗文锦在1959年过世後，18号车牌由其仍在世的儿子罗德丞承继（罗德丞兄长罗德权英年早逝）。罗德丞将18号车牌先後套用於其凯迪拉克、两部劳斯莱斯及最後的宾利豪华座驾之上。

1973年罗德丞出任交通谘询委员会主席，向当时港督麦理浩爵士建议实行拍卖特别车牌制度，并规定持有人不能转让车牌，过世後需交回政府，以将收益拨作慈善用途。有关建议获得港府接纳，香港遂在同年5月举行首次车牌拍卖会。

罗德丞没有将18号车牌转到公司名下，以永久拥有该车牌，相反，他却坚特死後要将车牌归还政府。在他身後，运输署在2008年2月23日的拍卖会中拍卖其车牌，结果以破香港纪录的1,650万港元由电子商人张程光投得。

JP（1970年6月26日）

OBE（1976年）

CBE（1982年）

大紫荆勋章（1997年）

LL.D. （Hon，岭南大学） （2005年12月12日）

罗德丞在香港的名门望旺族中，罗氏家族名闻遐迩。该家族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家族成员大多是执业律师。香港是个法务社会，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律师家族，罗氏家族在香港政坛上的地位迄今无人能出其右——罗家先后有三人出任立法局、行政局议员。在罗家的后代中，罗德丞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丰富的法律、行政经验脱颖而出，成为香港后过渡期的风云人物。

罗德丞是著名的爱国社会活动家，为香港顺利回归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联办致唁原文：

惊悉罗德丞先生不幸病逝，我们深感悲痛！

罗德丞先生爱国爱港。他曾出任香港基本法谘询委员会副主任、港事顾问，曾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委员会委员并曾代理法律小组召集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法律小组召集人，为香港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

香港回归后，积极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为“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贯彻落实，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担任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认真履行委员职责，参政议政。

罗德丞先生是一位资深的律师，曾获颁特区大紫荆勋章。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朋友感到十分惋惜，我们永远怀念他。（完）

此外，前港澳办主任鲁平及夫人，与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均发出唁电，对罗德丞离世表示沉痛哀悼。鲁平在唁电中指，罗先生生前为香港回归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逝世是香港的损失，并向罗家遗属致以最亲切的慰问，望节哀顺变。

周南指出，罗德丞先生长期坚持爱国爱港立场，并为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维护香港的持续稳定与繁荣都作了重要的积极贡献。罗先生的离去，不只令他痛失良友，也是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生平所完成的业绩，将永远为人民所怀念和铭记。

香港最后一个政治贵族——罗德丞

有“大罗”之称的罗德丞是香港“大老”何东的外孙，他的父亲罗文锦是老牌律师，港英时代曾任行政、立法两局议员，更曾担任首席华人非官守议员，可谓系出名门、身兼巨富，是香港典型的政治贵族。

而他在香港政坛，特别是香港回归前一段日子里的戏剧性起伏，更是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品评的空间。香港民建联前主席马力就曾称赞罗为众多当年有意角逐首届特区行政长官的政治人物中，最有政治智慧、能力最强者；而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则贬损罗为没有政治道德和政治智慧的两面小丑。孰是孰非，这本书的作者高继标，出任罗氏的新香港联盟总干事与私人秘书多年，由他所写就的回忆录，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评判视角。

一直以来，港英政府都利用本土华人家族的影响力去管治香港，对于他们的后代如罗德丞，自然多加栽培重用。到了1980年代麦理浩就任港督后，更视罗德丞为延续华人世家与港英协作仅有的一灯香火，并先后委任其为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

正当罗德丞在港府内的仕途大红大紫的时期，香港前途问题提上日程，1984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跌出了外交史上那著名的“一跤”，紧接着中英两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收回香港已经成为定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罗德丞以不满英国政府在香港前途谈判中未有顾及港人利益为由，“愤然”辞去两局议员的职位，与英国政府划清界线，并开设投资移民公司“太平门公司”，协助港人移民。不久，被港英视为“叛徒”的罗氏转投北京，先后提出了多项有针对性的议题，包括“直通车”问题、港英新机场的阴谋论，以及其最得意的一笔——立法会“一会两局”的投票制度。“一会两局”的运作方式类似英国的两院制，将立法会一分为二为功能组别和直选组别，当立法会议员提出私人提案时，两组议员必须分开投票，两组赞成者同时过半，提案才能通过，目标是大大压抑议员提出私人草案的通过机会（据书中所述，罗德丞为了推行该方案，曾向当年的港澳办主任姬鹏飞游说，当时立法会所采取的是简单大多数的议决方式，只要一方得到 51%支持，就相当于得到了100%的票数，拥有话事权，其余49%其实等于零。言下之意，51%的人可以完全控制余下的49%，所以民主派的力量只要在立法会取得51%票数，便可以为所欲为，翻天覆地，因此罗德丞认为适宜把立法会一分为二，以分组点票制去钳制立法会的民主力量。在罗德丞看来，只有这么做，才可以让中央完全放心，中央才不会干预香港。）由于罗德丞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与贡献，很快就获得了中方的器重，被委任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港事顾问、筹委会委员及推选委员会委员等，并成为首位放弃英国国籍，拿中国护照的香港人。

临近九七回归前，罗德丞又雄心壮志地竞逐首任行政长官，可是由于其世家子弟的性格以及路人皆见的野心，加之中国政治文化中素来讲究“韬光养晦，深藏不露”的筹略技巧，结果最后因为不得人心只得宣布弃选。这位曾叱咤风云的香港政治贵族从此淡出政治舞台，鲜有论政，直至2006年底病逝于香港。

一般来说，香港的政治人物，很少有如西方政客退休之后写回忆录的传统；即使有，或者出于中国人的人情世故而对关键事件、敏感人物多所避讳，或者就是王婆卖瓜自吹自擂。这本书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缺陷，作者自己也承认，原定计划写十万字，最后只写了六万字就收笔，为的就是“不想没有了朋友”，毕竟书中所提及的人物大部分仍然健在，而且活跃于香港的政商两界（例如当年贵为布政司的陈方安生曾忠告下属孙明扬要和罗德丞保持距离，但另一方面又派遣儿子参加罗德丞搞的富豪大陆交流团。）但即便如此，书中对香港回归前后十年的政坛生态演化，以及政局转变中那些可笑可悲可叹的所见所闻，依然可以以平实大胆的笔触娓娓道来，甚至毫不忌讳地批评所短，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就以罗德丞为例，作者虽然作为他的私人秘书与其共事长达十年之久，受教匪浅，但作者在书中并没有一味的褒扬，而是通过具体事件勾沉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性格。从罗德丞备战区议会选举时因为组织上缺乏章法，只能出动岳母在幕后参与实务和沟通工作，将政党家庭式经营，到其推销“一会两局”方案时因不满《信报》创办人林行止的批评文章而设立“鸿门宴”刁难对方，再到竞选香港首任特首时搜集竞选对手董建华杨铁梁的“黑材料”，唱衰“董陈配”，作者的行文都未有任何的保留。而对于罗德丞当年放弃英国国籍一事，作者亦理性的分析道：“英国修订国籍法是在1981年，但罗德丞愤而辞职是在1984年，3年才愤而辞职，在时间上欠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罗先生选择了一个疑点重重的理由（指不满英国修订国籍法，把港人拒诸英国门外）去解释辞职的原因，反而留给人更多的疑问。”

与此同时，作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罗德丞行事作风中干练直爽一面的欣赏，并且举出罗经常在大清早教授自己分析政经时局，以及奖赏有度的事例，认为罗氏虽然外表冷酷，但内里却有温情的一面，也很懂得惜用人才，是政界少有的奇才，也是一位真正对学问有兴趣、有追求的人。

但是罗德丞毕竟在历史上“沉”了下去，这一点，从书名的“浮沉录”而非“沉浮录”，就可略见一斑。对此，作者认为，在政治舞台上，罗德丞的行事霸道、侍才狂傲、好行险着，均来自于他显赫家族背景之下所熏陶出的政治贵胄之气。这种政治贵胄性格，从积极的一面看来，锤炼出了罗德丞高深莫测的政治智慧和灵活权变的政治手腕，但也直接导致了他在政台上难以与异己为伍，也难以为大多数人所容受，以至孤芳自赏，最后只能郁郁寡欢地退出香港的政治舞台，成为香港最后一个政治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