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姚罗英与朱雯在上海结婚，朱雯被邀约撰写电影评论和电影艺术理论文章，姚罗英继续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同年8月，他们回到家乡。

在写长篇小说的前后，姚罗英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特写，多发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和王统照编的《文学》、施蛰存编的《现代》以及《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等刊物上。1935年，上海未名书屋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腐鼠集》。关于这部小说集的书名，姚罗英说：“这个书名，当时我起得很得意：《庄子》上有一段话：‘夫(宛鸟)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宛鸟)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我觉得用‘腐鼠’来比喻我这些不足道的文章还是十分恰当的。”这是她谦虚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里说，书中的故事都是社会给她的一个悲哀或个人生活的一点悲哀，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扩大起来，便成为笔下的小说。

从上海回家后，她就动手创作长篇小说《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这部长篇的故事背景是故乡松江，小说通过一个兼做投机买卖的绸缎店老板的店铺的倒闭，描写了各种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故事。绸缎店老板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骗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剥削欺哄别人，在他店里存了钱的小户人家，有的竟郁急而死，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谓社会上层人物，表面上讲礼义廉耻，暗中却勾心斗争，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现实。一位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气氛比较沉郁，作者没有给故事安排一个结局。但它所给予读者的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收在里面的是表现方法、艺术构思有相似之处的几个短篇。姚罗英对小说的特点十分注意，这几篇都是心理描写细致，采用朴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节一个横断面，整个结构严谨而完整。

抗日战争爆发前，姚罗英写下了《白的风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其中，《白的风暴》有两万多字，背景是淞沪战役之前的生活，写印剧厂工人对现实不满，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反动派进行侵略。但小说被当局禁止，不得发表。后来，她作了较大的删改，收在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活路》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姚罗英一家人撤往长沙、桂林。在这里，姚罗英文思汹涌，思想活跃，写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汉口和长沙的《东方杂志》、《少年先锋》等报刊发表。

敌机开始狂轰滥炸后，姚罗英夫妇过了一年半艰苦的流亡生活，又回到家乡附近的上海。他们同许多作家和文化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民族自卫的爱国运动。先后发表了《感伤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这些作品，连同在大后方发表的散文，编成《流浪的一年》和《为了祖国的成长》。这时期，《文汇报》晚刊，连载了她的长篇小说《急流》；此外，她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倪胡子》、《雪夜》等。

上海，这个特殊的环境，给姚罗英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特殊的题材，她以后作品中的那些汉奸形象，多半是在这段生活中观察和概括出来的。1942年至1943年间，她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连载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晨》。她认为，“这个长篇没有将人物和情节充分展开”，后来经过修改，改题为《孤岛时代》，于194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占领区加强了法西斯控制和统治。”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经受了种种酷刑。宪兵队到姚罗英家查抄，发现了她写长篇小说时拟的提纲中的人物姓名，竟以为是抗日组织的名单，如获至宝，于是也把她抓去审讯。朱雯出狱后，宪兵队还常到他们家侦伺，后因他患重病，得以回家乡松江疗养，于是才秘密潜赴安徽屯溪。姚罗英跟两个孩子暂留上海，处理善后，并在上海报上登一讣告，声称朱雯已在松江因病逝世。等了一阵子，见没有什么动静，才带着孩子回到家乡。在那里，恐怖笼罩着一切，她只好也去屯溪。

1944年，朱雯在内迁屯溪的上海法学院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上海孤岛时期那段生活，在姚罗英的创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她把那些观察和感受，写成《友谊》、《践踏的喜悦》、《王伯炎和李四爷》等短篇小说，寄往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她这时期的作品与抗战初期的创作很有不同。这时期的作品比较深沉，在写作方法上更注意人物的刻画。

抗战胜利了，她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

1949年秋天，辅仁大学的法国人善秉仁为编纂《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及《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两书，专程赴上海征求文艺界部分人士的意见，叶圣陶、徐调孚、赵景琛、臧克家、唐弢、梅林、孔另境及罗洪夫妇参加了在康乐酒家举行的茶话座谈。1950年，那两本书的中、英文本同时出版，在姚罗英的著作目录里，只收了她的部分著作——《春王正月》、《儿童节》、《活路》和《这时代》四种，而对于她作品的评论也不甚恰当。

1953年，姚罗英作为作家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同年开始，先后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文学刊物担任编辑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姚罗英被迫退休。80年代以来，姚罗英再度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福建文艺》、《上海文学》、《文汇报·笔会》、《人民日报·大地》、《女作家》等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写出了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1981年《长江》文学丛刊第4期），及当代爱情悲剧的《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1986年《清明》第4期）。

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这些关于她创作历程和作品的回忆文章，是对她进行研究的宝贵资料。她的作品选后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3集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新女性的地平线’等重要选集之中。

三卷本《罗洪文集》于2006年编辑出版。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编的《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出版，书中收入了包括罗洪、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宗英、姚芳藻、黄屏、彭新琪等七位从80岁到100岁健在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罗洪（姚罗英）以百岁高龄领衔。

2009年，《上海文学》6月号刊发了百岁女作家罗洪（姚罗英）的短篇小说《磨砺》。百岁作家坚持创作并推出新作，在中国文坛史无前例。罗洪依然思维敏捷，保持着严谨的叙事风格。小说中的时空跨越半个多世纪，讲述了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反右”运动中遭遇冲击，最终获得平反的故事，文中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人物的赤子之心与爱国情怀。

2017年2月27日凌晨，上海文坛最年长，同时也是中国文坛最年长的女作家，因病于徐汇区中心医院安详离世，享年108岁。

罗洪（姚罗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解放前后共发表、出版了九个短篇小说或散文、特写集和三部长篇小说，1980年又为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书”自选了一本集子，取名《践踏的喜悦》；还有新编短篇小说集《倪胡子》（郑树森编；1982年，台湾远景出版社）、《群像》（“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短篇小说《浮蚁集》，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的旧作选集《逝去的岁月》。

罗洪（姚罗英）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尤其是社会小说。她的小说，有壮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有对丑恶势力的鞭挞，有对光明的追求，也有对解放后新人新事的歌颂。

罗洪的小说写得心平气和，少有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氛围，但也不乏其感人的力量。罗洪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多工笔、善白描，文笔流利、洒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如《践踏的喜悦》《王伯炎与李四爷》及《友谊》等，都是成功之作，对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既深又细。其实，解放前罗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没有多少“轻松”的地方，读者从中看到的是动荡的社会、垂危的祖国，其忧虑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着泪水，凝视社会、人生和前途 。

读罗洪的作品，不仅可以通过时间的隧道回顾到历史的昨天，而且又能强烈领略到她那独特的笼罩全书的一种哀愁伤感的氛围。罗洪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她摄取生活的能力与把握题材的技巧。在她的作品里并无复杂错综的故事，而以侧重人物性格刻画见长，特别是细微精致的心理描写，竭尽当时的人情世态，在她那几乎分辨不出作家性别的作品里，依然浮现出她作为女性那种特有的丝丝情状。

“罗洪的小说，似乎由拘谨到洒脱，由工笔到写意，由堆砌到白描。”（赵景深）

“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赵家壁《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旧作《春王正月》）

“……她的短篇，虽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成绩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罗嗦，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院’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特出的地方。”他说的是罗洪的《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她作品的整体评论。（郑树森《读罗洪小说札记》 ）

“她的小说之所以成为一种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正好说明了‘文如其人’这一条古今中外的文学原理。”（施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