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到1937年，国立山大中文系只有两位女讲师，第一位是方令孺，第二位就是罗玉君。当时中文系师资力量可谓强大，教授有游国恩、姜忠奎、闻宥、丁山、老舍、胡鸣盛、黄孝纾等人，讲师有罗玉君、沈从文、萧涤非、彭啸咸、台静农等人。在青岛，罗玉君夫妇与黄际遇交往甚密，黄际遇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1936年2月13日：晨起清行囊，分广州者六件，归汕者二十余件，老鼠搬疆更相关也。晤智斋，即来宏成发补日记。为纫秋书手卷，写《直妇行》全首六百余言，以行草行之。心思二王(孟津、阳明)之意，欲出矣简劲清适而未能也。智斋来共饮几爵，亦索一轴以爪印之迹。晓舫玉君夫妇来(各资馈行粻)。值得一提的是黄际遇50岁生日时，罗玉君亲自拍照，为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

在青岛，罗玉君还参加了国立山东大学的许多学术活动，包括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会。“1933年11月24日，徐光启先生三百年纪念祭下午三时在科学馆举行。主会者大学数理学会，到会者数学物理两系全体师生，到会者蒋右沧(李珩代表)、教育局王科长、赵太侔、杜毅伯、赵涤之、罗玉君。”1936年11月28日，国立山大校务会议通过设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决议，罗玉君与校长林济青、汤腾汉、汪公旭、宋君复、张紫雏、王秩疆、王文元、邓初、施畸、叶方哲组成委员会。

也是在国立山东大学期间，罗玉君坚持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杰作，对19世纪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玉君早在1932年与《红与黑》结缘。她当时在法国巴黎大学，为了文学预读心理分析学，听从乔治杜马先生的建议，买来经典作家集版《红与黑》上下册，热情地读了起来。罗玉君读了一遍后，便有意把它翻译成中文。因当时忙于写博士毕业论文，她只译了五六章，翻译工作就搁置了。

1933年罗玉君到青岛后，又着手开始翻译《红与黑》。她曾这样回忆：“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结婚，一九三三年我回国，定居在绿油油的青岛后，我又才重理就业。那时我在山东大学教课之暇，总是临窗伏案，做这种翻译工作。不料七七事变起了，卢沟桥的炮声，不但毁灭了我们青岛理想的乐园，也打断了我的《红与黑》译本的繁华的梦幻。”

《红与黑》这部近50万字的小说书晦涩难懂，涉及繁多的历史背景、宗教典故，要求译者必须翻阅大量资料以注释，可以说“工程浩繁”。“为了克服译书的困难，罗玉君参照了各种法文版本，也参考了《红与黑》的英译本。翻译实际是一种再创造，除了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外，译者本身的文学素养和写作风格也会融入译作之中。”

罗玉君译完《红与黑》已是抗战后期，烽火燃遍半个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过了黄河侵犯山东，山东大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影响。11月，教育部令山东大学南迁，代理校长林济青组织全校师生从青岛撤退。此时罗玉君夫妇离开国立山东大学，她先后任成都华西大学、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51年起，罗玉君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抗战期间，罗玉君在迁徙流离中，一直把《红与黑》的译稿带在身边，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在1947年夏天全部翻译完毕。1948年夏天，她又进行了全文的校对与部分的抄写。罗玉君曾回忆说：“今年暑假，成都多难。在米荒水灾之中，我一直与《红与黑》做着好朋友。每天写得腰酸，写得手软，写得朵朵的黑云，从我眼底飞来飞去。但是我决心要把这个难产的孩子哺育成人……我不敢说我的《红与黑》是名作名译。但是这译本的工作，经过了我的少女时期，少妇时期，它的年龄比我的长女还大三岁。这不能不算是我的生活史上的一个纪程碑。因此我珍重这译本。”

罗玉君的《红与黑》译本，1949年由正中书局出版，至今仍不断出版，发行量多达数十万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她的译文不仅保留了原作人物的语言个性，而且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鲜明节奏。此书的翻译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学翻译上的地位。”赵瑞蕻评价罗玉君的译本“译笔生动流畅，在我国普及《红与黑》这本杰作方面，罗女士做出了贡献。”

罗玉君还翻译了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雨果《海上劳工》、莫泊桑《我们的心》等作品，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贡献。1987年8月20日，罗玉君因脑溢血，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终年80岁。

走出“套子”，眼界大开

罗玉君未满4岁那年，父亲患霍乱去世了。罗玉君的外婆能识字诵佛经，时常给家里面的孩子讲民间故事。后来，罗玉君的家里请了私塾教罗玉君的兄弟姐妹们发蒙读书。

罗玉君7岁时进入小学读书，12岁写的作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论》获得了第一名。之后，罗玉君考入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里再次展示了她的写作才能，她写的骈体文章里面许多句子成为名句，在全校传诵。

不久，罗玉君又转学到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学校里罗玉君遇到了一位国文老师和一位数学老师，两位老师给她打开了眼界，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位国文老师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萧楚女。萧老师给罗玉君她们读的是自编的油印讲义，里面的文章都是从《新青年》等杂志上选的。几十年以后，罗玉君还记得从萧老师自编的油印讲义里读到的胡适的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罗玉君的数学老师李珩（字晓舫）是华西协合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李珩小时候，每当夏天晚上母亲带着他坐在院子里乘凉时，他仰望夜空，漫天闪烁的星空以及偶尔划过天空的流星让他好奇，而母亲讲的牛郎织女故事更引起他的遐想。1910年，每隔76年就回归的哈雷彗星再次出现，12岁的李珩亲眼看见了这奇特的自然景观，此时一个梦想在他小小的心里扎下了根，那就是将来要从事天文学的研究。

1917年李珩高中毕业，他想实现学天文学的梦想，然而当时现代科学刚刚进入中国，没有专门的学校可以学天文，但数学是天文学最重要的基础知识，为此李珩考入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理科，学数学，为日后学天文学做准备。1922年李珩毕业留校任教，父亲要他子承父业，去经商，他学天文学的愿望落空，父亲也不再为他的继续学习提供经济支持。不久他到重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数学和英语，希望攒积出国学天文学的费用。1925年李珩离开师范学校去法国留学，罗玉君和同学们在朝天门码头为他送行。

在师范学校，罗玉君不仅接受了新思潮，也开阔了视野，长了见识。她后来回忆：“（我过去）接受了那么多的封建教育，好似一个封闭在套子里的人，呼吸都是窒息的。来二女师后。一切都是新奇的，我的眼界大开了。忽然呼吸到丝丝缕缕的新鲜空气，一切不同于过去，有无限清新、无限活泼的感觉。我认识到天外还有天地，我决定还要读更多的书才对。”

师范学校毕业后，罗玉君与她的堂兄和表姐相约到上海读书，她说：“一出夔门，天地俱阔，我那时是深有感触的。”

1927年罗玉君从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到日本留学，不久就转到法国继续留学。不知是否上天有意的安排，还是巧合，罗玉君在巴黎大学遇见了自己在师范学校的数学老师李珩。不久，两人相爱了。随后，李珩考取公费，到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天文学。

李珩离开巴黎到了里昂，给罗玉君写了一封很浪漫的信，信中这样写道：“从现在起，我每天给你写一封信，等我写满一千封信，就向你求婚。”

在巴黎大学，罗玉君为了学好法语，不仅听文科课程，也听理科课程，这样来锻炼听法语的能力。居里夫人上物理课，罗玉君早早来到教室，坐第一排，认真听课，做笔记。在这期间，罗玉君已经开始翻译法国著名的文学作品。

《红与黑》这本小说对人物的描写不重肖像、服饰等外部特征而重内心世界，司汤达运用剖析方法描写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和感情的微妙变化，从而揭示人物内心的秘密和复杂的性格。这本小说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罗玉君读了《红与黑》后就萌发了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念头。当时她忙于写博士毕业论文，只译了五六章就搁置了。

在里昂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间，李珩给罗玉君写了一千封信，等他回到巴黎时，罗玉君翻译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文学作品、三幕话剧《婀丽女郎》已经在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1932年李珩与罗玉君在巴黎结婚，婚后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1933年，李珩与罗玉君双双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10月，一家三口回国，到了山东青岛，夫妻俩都在山东大学教书，李珩还被青岛观象台聘为特约研究员，罗玉君则在教学之余继续翻译《红与黑》。

罗玉君李珩夫妇与孩子们在华西坝合影

抗战期间，罗玉君李珩夫妇带着孩子在迁徙流离中，一直把《红与黑》的译稿带在身边，他们回到了故乡四川，夫妇二人分别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与文学院任教。

罗玉君除了在华西协合大学执教外，还在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现四川音乐学院前身）任教，分担家庭一半的生活费用。艺专的校歌“巍巍岷山，潺潺锦水，唯此山川能效灵，天府自昔集众美，智者创物巧者述，制器创新文彩斐。复兴民族在琢人，因材而督期同轨”就是罗玉君撰写的。

然而，罗玉君的翻译工作因为生计的忙碌不能持续进行，只能在暑期抽时间翻译。1947年，罗玉君终于翻译完成了《红与黑》这本世界名著，随后不久正式出版了。之后，罗玉君还翻译了乔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雨果的《海上劳工》、莫泊桑的《我们的心》、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等法国作家作品。翻译家赵瑞蕻评价罗玉君的译本，“她的译文不仅保留了原作人物的语言个性，而且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鲜明节奏。此书的翻译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学翻译上的地位”“译笔生动流畅，在我国普及《红与黑》这本杰作方面，罗女士作出了贡献。”

被称为“女翻译家中的佼佼者”的罗玉君，擅长翻译以心理分析见长的作品，譬如都德《阿里女郎》、聂芳《母爱与妻爱》、柏乐尔《青鸟》、莫泊桑《我们的心》、乔治·桑《魔沼》和《安吉堡的磨工》、司汤达《红与黑》、雨果《海上劳工》、比·加玛拉《自由的玫瑰》、大仲马《红屋骑士》等。

她还撰有《论海涅》、《论雨果》、《歌德与浮士德》和《论司汤达的（红与黑）》等论著。

罗玉君的《红与黑》译本，由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1955年推出，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她的译文不仅保留了原作人物的语言个性，而且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鲜明节奏。此书的翻译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学翻译上的地位。”

由于当时外国文学译介的环境较为宽松，作为建国后《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罗译《红与黑》在读者中有很高的知名度。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知识文化异常渴望，印数在百万以上。赵瑞蕻肯定她的功绩说：“她的译笔生动流畅，在我国普及《红与黑》这本杰作方面，罗女士做出了贡献。”但是，有时罗译选词“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只注意了译文的华丽与流畅，无意中忽略了原文的确切含义与感情色彩”。如于连用”monsters! monsters!“怒斥瓦勒诺等人的丑恶，可以按赵瑞蕻的译法“妖孽!妖孽!”，或者更通俗些的“畜生!畜生!”罗玉君的译法则足“啊，社会的蠹贼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显然，这里译者“深化”得过了头，偏离了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