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南京。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宁死不屈，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

罗登贤自幼父母双亡，由在香港做工的姐姐抚养。由姐夫接至香港。11岁在香港的太古船厂当学徒，师满后在厂里当钳工，目睹资本家对工人的无理欺压，非常气愤，民国11年（1922年）参与发动厂里工人成立维护工人权益的太古船厂工会。接着又发动铁工、铅铜铁喉和钨厂等行业工人成立了香港金属业工会，成为该会的领导人之一。

1925年春，他刚满20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当上香港海员工会的秘书。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他协助苏兆征发动海员和金属业工人参加省港大罢工，并率领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1926年4月，任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党团书记。省港大罢工10月结束后，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清党”事变，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成立中共广州市委，他任市委委员，协助吴毅和周文雍发动海员、印刷和人力车等行业工人，于当月23日举行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的罢工斗争。“八七”会议后，被选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回广州协助张太雷、杨殷等策划广州起义。10月15日出席了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参与具体研究发动广州起义事宜。12月11日，广州起义事发，他率领部分工人赤卫队，攻占市中心区据点，随后又在长堤一带与进犯珠江北岸的敌军作战。13日，起义部队从广州撤出，他率领少数赤卫队员同入侵市区内的敌人作战，掩护主力转移。之后，留在广州市内重新组织革命力量。1927年底，离开广州到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1928年夏，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被调往上海，与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任弼时等主持与领导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日常工作。“六大”会议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在《中国工人》杂志上发表了《卷首语》，揭发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工人、封闭工会和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号召全国无产者团结起来，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1929年任中共南方局委员，次年2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复回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0月，任中共南方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贵州和云南等五省的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民国20年1月，到上海参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指导开展工人运动。同年夏，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任满洲省委书记，曾发动奉天兵工厂、抚顺煤矿和中东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发动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学生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发动珠河、东满地区农民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团结原东北军和农村中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武装一起抗日；并与满洲省委同志研究、派出一批干部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建立了革命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1932年12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局书记，组织反帝大同盟。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后的不久，在哈尔滨道外头关街牛甸子岛上的共产党员冯仲云家，罗登贤召集了北满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罗登贤庄严表示：“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党内不允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如果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罗登贤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1928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时候年仅24岁。工人出身的他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学习能力非常强，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与陈潭秋同为周恩来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助手。1931年春，罗登贤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工作，化名达平。瘦瘦高高的罗登贤看上去和蔼又严肃，讲一口北方话，偶尔有广东口音。同年4月，中央又派魏抱一（即李实）来东北巡视。“罗登贤、李实和满洲省委的同志，当时已经感觉到东北的情况与关内不同，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武装侵略已经非常明显，并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在对历史往事的叙述中，作为学者的谭译流露出对罗登贤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出色判断能力的由衷赞扬。“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22日，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特别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1年9月，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分析了当时形势和这次事变的性质，于9月19日、9月21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当时形势十分险恶，11月间，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叛变，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和军委书记廖如愿被捕。1931年12月，罗登贤临危受命，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并将满洲省委从沈阳迁到当时尚未陷落的哈尔滨，当时李杜、冯占海的部队均在哈尔滨。正确的工作策略和全民抗日救国热情的高涨使党组织和其他抗日组织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在组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罗登贤和省委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在城市中进行反日宣传和发动罢工斗争；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组织发动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游击战争。他经常奔走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在他的领导下，沈阳、鞍山、抚顺等地的工矿区数万名工人举行反日罢工，长春砖窑工人，中东路、呼海路、吉沈路、哈尔滨电业工人及大中专学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日斗争。磐石、珠河等地的农民曾多次举行反日大示威，东北各地的农民进行了规模很大的农民武装暴动。当时的东北“义师如潮”。义勇军的组成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东北军的一些将领，在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强烈要求抗日的推动下，拉起队伍抗日，如黑龙江省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丁超、李杜等。第二是东北军与民众结合组织起来的义勇军，如吉林省的王德林，辽宁省的唐聚五、郭景珊、邓铁梅等为代表的抗日救国军或自卫军。第三是农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第四是抗日“山林队”。“山林队”是以报山头、报号为名义的民众抗日武装。罗登贤领导满洲省委胸怀大局、审时度势，积极支持和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根据各种抗日义勇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策略，组织这些队伍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如对吉林抗日救国军王德林及其所部吴义成、孔宪荣等队伍，满洲省委先后派遣共产党员李延禄、胡泽民、孟劲清、金大伦、周保中等去开展抗日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李延禄担任了王德林抗日救国军参谋长和游击司令，胡泽民担任吴义成部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周保中担任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议、抗日救国游击军总指挥等。

1932年，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刊》第20期（1931年10月21日出版）传到东北，该期刊物载有周恩来以伍豪为笔名发表的重要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罗登贤组织满洲省委相关负责人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进一步明确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罗登贤和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等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先后派出一大批优秀党员，分赴各地组织武装抗日斗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兴起，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延缓了日军迅速占领东北的计划，鼓舞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但义勇军成分庞杂、组织混乱，有时出现分化瓦解。罗登贤和满洲省委认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迅速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被派往各地的党员，罗登贤都亲自找他们谈话，交代工作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鼓励他们为东北民族解放斗争作出贡献。在南满地区，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出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在那里创建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领导这支队伍，使之发展成为日后威名赫赫的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在东满地区，满洲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2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多支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4、5、6、7军。先后派出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等一大批优秀党员，分赴各地创建党的抗日武装，使东北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建立抗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的党员将绿林武装“平南洋”改造成工农义务队，成为抗联第5军的一个师，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功例子。抗联的许多基础力量就是义勇军的余部和残部，改造的做法和经验是由罗登贤创造的。

罗登贤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几次他到沈阳去都差一点遭到逮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忘我地工作。他坚毅、冷静、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对东北党内的许多干部有良好的影响。1932年春，罗登贤和负责军委工作的赵尚志准备组织哈尔滨伪警备队兵变。为了保密，有关兵变的宣传品没有送到地下印刷所去印，而在冯仲云家里印。罗登贤装作哄孩子睡觉，用脚使劲地踏地板，以掩盖印刷时的响声，完成了印刷任务。同年10月27日，罗登贤夫人周冷波在哈尔滨生下他们唯一的儿子罗伟飞。为了不影响党的工作，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忍痛将孩子送到罗登贤在香港的姐姐家抚养。这一去竟是罗登贤与儿子的永别。1932年12月到上海后，罗登贤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继续为党努力工作。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33年8月末，遍遭酷刑而坚贞不屈的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而罗伟飞再见到母亲周冷波，则是在1949年北京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候。

1932年6月24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参加会议的满洲省委代表反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的形势与关内和南方各省不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东北，应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上来。这符合客观形势的正确意见却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残酷打击，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满洲特殊论”的帽子。在7月到12月间，罗登贤没有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意志消沉，而是以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坚持留在东北，为抗日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32年秋，唐聚五部义勇军失利后，当时受河北省委领导的“东边特委”中多数学生出身的党员“都同意回北平”，只有李兆麟等4人因和奉天特委有横向的关系而暂时留在奉天，罗登贤在奉天见到李等，当即指示他们，“不允许回北平，应参加奉天特委领导下的工作”，“组织关系由中央负责转党”。就这样，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李兆麟将军，就在罗登贤主持下留在了东北。

北方会议后，在对待抗日义勇军的问题上，有人提出了“要兵不要官”的“左”的招数，激化矛盾，“燕子队”沈保龄因而投敌，教训深刻。罗登贤不赞同这种对抗日统一战线有破坏作用的做法，尽管身处逆境，他仍然尽己所能，保护了许多党员和抗日团体。“罗登贤不论自身境况如何，总是坚定自己的信念，当有人对东北艰苦的斗争环境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竭力争取留下来。”罗登贤和满洲省委其他同志满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孤悬敌后、浴血苦战，没有一个人不经组织调动而离开东北。抗联英雄谱至少有几百人，抗联著名将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从接受罗登贤代表满洲省委的派遣之时起，就开始了他们可歌可泣的武装抗日生涯。他们的历史功绩永远不会被后人忘记。

1932年12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被撤销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职务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工作一段时间后，被调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组织反帝大同盟，开展工人运动。

1933年3月28日，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南京等地监狱。狱中，遭敌人酷刑折磨，两个腿骨被铁杠压断，但他宁死不屈，领导狱中难友与敌人作斗争。1933年3月31日，他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的“公开审判”中，大义凛然地说：“我曾在东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在那里与义勇军一起同日本强盗作战，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最近我从东北回来，又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进行反日大罢工。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谁敢说我反动？！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出卖我东北神圣领土，才是真正的反动。”驳得法官瞠目结舌。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组织营救活动。于1933年4月1日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告中国人民书》，书中写道：“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宋庆龄还亲自到南京监狱探望和慰问了罗登贤等同志。罗登贤激动地说：“我自始至终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为这斗争贡献了我的生命——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呼吁全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及其他反帝爱国志士。宋庆龄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但均遭到拒绝。1933年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就义时，狱官问他有什么遗言？登贤凛然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就义时，年仅28岁。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写上了罗登贤的名字，肯定了他为抗日救国作出的历史贡献。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用鲜血和智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东北人民的杰出代表。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设置登贤县纪念他。

罗登贤这位临危受命的满洲省委书记，在历史危急关头，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事迹穿过半个多世纪的时空依然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