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6 12:17
罗迦陵（Liza ，R，1864年3月28日—1941年10月3日）是近代上海的英国籍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51年 - 1931年6月19日）的中国籍妻子，本名俪穗（Liza），号爱蕤、迦陵、慈淑老人，法名太隆。
按照罗迦陵自己的说法，她是一名中法混血儿。父亲路易·罗诗是一名法国水手，母亲沈氏，原籍福州闽县。1864年，罗迦陵出生在上海县城内九亩地（今黄浦区露香园路、大境路一带）。罗迦陵出生不久，父亲回国，六七岁时母亲也去世，因此她是由亲戚抚养长大。罗迦陵虽然识字不多，但她自幼聪明伶俐，机智多谋。为生活所迫，她曾经做过外侨女佣，许多书报都说她在虹口做过专门接待外国水手的“咸水妹”，其实并无证据。不过，罗迦陵确实阅历相当丰富，还学会了说英语和法语。
罗迦陵在帮佣期间，结识了一名新沙逊洋行地产部职员，出生在巴格达，在印度孟买长大，只身来沪的犹太人哈同。不久哈同发现，罗迦陵虽然只是一名出身低微的中国女子，但她拥有过人的机智，性格大胆泼辣，相信她有“旺夫运”，正是帮助他事业发达的理想配偶。1886年9月24日，哈同和罗迦陵在闸北青云里用犹太教仪式举行了婚礼。
自从与罗迦陵结婚后，哈同的事业就开始蒸蒸日上。结婚的次年，哈同就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1898年又改任更重要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1901年，哈同脱离新沙逊洋行，自己独立创办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业。在哈同经营房地产业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行动无疑是他对南京路的开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租界内的商业中心还位于南部靠近旧城的广东路和福州路，南京路当时还很冷清。不过，随着1899年公共租界向西、北、东三面大规模拓展后，从宏观角度来看，不久这里必将成为全上海新的商业中心。南京路和福建路口有一座虹庙，罗迦陵经常到那里烧香，听信该庙住持的劝说，便鼓动丈夫多多购进南京路两侧的地产。随后又出资60万两，用名贵的铁藜木铺设南京路的路面，使这条马路成为上海最为平整的道路，一方面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博取了做善事的好名声，提升了哈同洋行的社会形象；同时也使其在南京路的房地产大为增值。不久，在1908年，东西横贯上海的该市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走向也正是沿着南京路，那里成为上海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很快店铺云集，又成为上海商业最繁华的黄金地段，在数年间地价上涨千倍以上。一首民谣这样称赞他：“哈同哈同，与众不同。看守门户，省吃俭用；攒钱铺路，造福大众。筑路，筑路，财源亨通。”哈同去世前，占有南京路地产的44%，永安公司、新新公司、慈淑大楼(今东海大楼)的地皮都是哈同的产业，两侧凡是“慈”字头的房产，如慈裕里、慈庆里、慈顺里、慈丰里、慈永里等，也都是哈同的产业。
1904年，哈同开始在沪西静安寺路购地300亩，花费70万两银元，由罗迦陵聘请乌目山僧人黄宗仰设计，到1910年建成了上海最大最豪华的一座私人花园，并以罗迦陵的名字命名为爱俪园（哈同花园），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湖沼，完全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据称是模仿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设计，因而号称海上大观园。整个园林共有景点60余处，每处均冠以美丽的名字，是当时上海最大、最为豪华的私家花园。
由于罗迦陵笃信佛教，在爱俪园内建有佛教建筑频伽精舍，按照佛经中极乐世界的说法，设计七重行树，七重罗网，七宝莲池，八功德水，成为上海的佛教圣地。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这里曾经招待了无数南来北往的僧侣。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地区的佛教受到了毁灭性打击。1909年，她出资20万元，聘请黄宗仰主持，历经四年，刊印了全套《大藏经》40帙（帙号为“天”至“霜”）414册1916部8416卷，称为《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简称《频伽藏》。这是中国近代出版的第一部铅印本《大藏经》。
1913年，罗迦陵听从康有为的建议，在爱俪园内创办了僧侣学校华严大学，聘请从湖北来沪的月霞法师主讲。招生规模六十人，订为预科三年、正科三年，方可毕业。开课之后，月霞法师任主讲，亲为学生讲授《华严经》，率学生坐禅。他的师弟应慈法师在校襄助，担任副讲。这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重要事件。不过，华严大学仅在哈同花园上课一学期，罗迦陵提出要求，要全体学僧于每月朔望，为罗迦陵顶礼问安。学僧无法接受，月霞法师乃率领全体师生离开爱俪园，迁往杭州海潮寺。华严大学虽在哈同花园上课仅一学期，然若无罗迦陵居士之支援，则华严大学即无由诞生，则于民国初年（1912年）的佛教复兴运动亦大受影响。以一在家奉佛妇女，提倡僧侣教育，颇难能可贵，也开中国佛教近代史的新纪元。
哈同夫妇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还在园内开办了仓圣明智大学，这是一所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日制学校，学生的膳食、住宿和学杂费全部由园内提供。课程则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字、古董和典章制度，聘请的学者包括王国维、章一山、费恕皆、邹景叔等。他们还曾出巨资收集河南安阳出土的大批甲骨，并请著名学者罗振玉等在爱俪园进行整理，所以中国的不少甲骨文专家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国画大师徐悲鸿也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学校鼎盛时亦曾有学生1600余人。
1909年，罗迦陵应邀前往北京，被隆裕太后的母亲认为义女，于是罗迦陵与隆裕太后成了干姐妹。后来，宣统皇帝的弟媳又认哈同为义父。民国初年，哈同夫妇又去北京给干娘拜寿，受到清宫款待，封罗迦陵为正一品夫人，又赐给60名太监回上海使唤。全盛时期园内有管家、警卫、仆人、和尚、尼姑、教师、学生近800人。据与罗迦陵亲近的人回忆，她在家中颇有贾母和慈禧太后的风范，颇为讲究排场。花费最巨的是她的两次祝寿，一次是1922年71岁的哈同与59岁的罗迦陵做“百卅大寿”，一次是1933年哈同去世后罗迦陵做七十大寿，这两次祝寿当时均轰动了整个上海。
哈同夫妇终其一生都非常相爱。哈同大量的产业均以罗迦陵的名字命名：爱俪园、南京路迦陵大楼、慈淑大楼、杭州西湖别墅罗苑等，其名下的里弄名称也都以“慈”字冠名，如慈安里。
哈同夫妇一方面以吝啬节俭著称，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参与当时上海的各项慈善活动。他们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但收养了20名中外孤儿，全都住在爱俪园中。由哈同领养了11名外国孤儿为养子女，均从父姓；罗迦陵则领养了9名中国孤儿为内侄子女，均从母姓，他们是：罗友良、罗友兰、罗友三、罗友启、罗友仁、罗友翔、罗馥贞、罗慧秀、罗岫梅、罗转坤和罗补乾。
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爱俪园病故，留下土地450余亩，房屋1200余幢，30万平方米以上，1931年英国领事估计，哈同财产值400万英镑。英国驻华法庭鉴证了哈同生前所立的遗嘱，决定把其全部遗产归其妻罗迦陵继承；又根据英国法律向遗产继承人罗迦陵征收了税金达1700余万银元的遗产税。
哈同病故后，罗迦陵终日卧床，不理家事，致使爱俪园逐渐呈现荒芜的景象。1941年10月3日，罗迦陵去世，11月12日葬于爱俪园。葬礼耗费约20万元。但因哈同夫妇二人留下的2份遗嘱有很大出入，引发旷日持久的哈同遗产案。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哈同花园被日军占领作为营地，又遭受数次火灾，园内建筑被破坏殆尽。1949年以后，新政府征用了爱俪园，在旧址上建造了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
至今，哈同夫妇的房产仍属于法律上未了诉讼的标的物，按沪房(1987)第548号文精神由房管机关代管。
罗迦陵继承哈同全部遗产
哈同在留下巨额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份谜团重重的遗嘱。
这份遗嘱是哈同夫妇以英国律师劳敦、葛立芬为证人签署的，一式两份，内容相同，签订的时间是1931年2月10日。遗嘱规定，如果哈同死后7天之内其妻罗迦陵不死，则罗迦陵将继承全部遗产；如果7日之内罗迦陵去世，那么遗产归遗嘱执行人管理，由遗嘱执行人监护继承人成年后，按遗嘱规定将遗产分割给各继承人。这份遗嘱规定，在扣除赠与其他养子女的款项以及包括丧葬费在内的一切开支以后，哈同的两个养子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分别获得遗产的70%和30%。遗嘱的执行人是哈同的大管家姬觉弥和高易律师公馆的律师拉亥脱。
这份遗嘱为什么强调7日之内罗迦陵不死才能继承遗产呢？难道罗氏也重病缠身、行将就木？
原来哈同信奉犹太教，根据犹太教的习俗，丈夫去世后妻子一般在7日内殉节而死，所以哈同在遗嘱中特地注明。当时罗迦陵还不足70岁，身体非常健康，也没有殉节的打算，故顺利继承了哈同的全部财产。
正当罗迦陵为获得哈同全部遗产沾沾自喜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难题，原来根据英国遗产税法的规定，哈同留下的巨额财产需缴纳1700万元的遗产税。罗迦陵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无奈之下只好将地处市中心的16处房地产作抵押，贷款1800万元缴纳税金。这笔贷款年息6.5厘，约定期限为10年，但直到罗迦陵去世也没有还清。1949年后债权人还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扣押罗氏的抵押物以及其他财产。
中东不速来客要求继承遗产
哈同去世后，首先对其遗产继承提出异议的是哈同的伊拉克本家。
1931年9月，哈同的堂兄弟爱士拉·阿道尔·哈同来到上海，向英国驻沪最高法庭提起诉讼，要求继承哈同的遗产；次年3月，又有一名来自伊拉克的哈同远房亲戚向法庭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们狮子大开口要继承全部财产，否认罗迦陵的继承权。法庭认为哈同已加入英国国籍，是受英国保护的公民，按照英国法律哈同遗嘱有效，其中国妻子继承有效。
1934年年初，哈同的侄孙（也有侄子说）爱士拉·散利·哈同代表他的12名（也有10名说）兄弟来到沪上，再次向英国驻沪法庭递上了诉状，声称根据伊拉克法律，哈同遗产应由他们12人平均继承，但鉴于罗迦陵年老孤寡，又与哈同结婚多年，所以同意分给她四分之一作为照顾，但法庭同样驳回了这些伊拉克人的要求。
巨额财产的诱惑鼓舞着伊拉克军团的斗志，罗迦陵去世后，爱士拉·散利·哈同又分别向汪伪政权法院及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但均未成功。对于此事，长期在哈同花园编撰书目的李恩绩在其《爱俪园梦影录》中作了详尽的描述：“一方面是老东家（指哈同）的嫡亲胞侄。据说照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的伊拉克国家法律，老东家的全部遗产，应该归他们血统最近的胞侄承继。老太太(指罗迦陵)就算与老东家是配偶，因为没有血亲关系，所以半点儿份也没有。大概伊拉克国还停留在宗法社会的时代，所以法律如此，原也不足怪的。”
罗迦陵遗嘱陷真伪之争
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但他们收养了几十名中外养子女，最后正式承认的有22位，中外各占一半，其中中国籍的大都随罗迦陵姓罗，外籍养子女则随了哈同姓氏。
1937年9月30日，罗迦陵又签了一份遗嘱，为了与以前的哈同遗嘱相区别，这份遗嘱被称为“第二遗嘱”。遗嘱内容拟定得极为详尽，除向社会、宗教界及政府捐赠外，中外养子女、洋行职员和花园老职工、罗迦陵亲信的仆人、随从都分到了相应的款项，她宠爱的管家姬觉弥一人独得了400万元的庞大产业。
哈同遗嘱与罗迦陵遗嘱最大的区别是对待中外养子女的态度不同，罗氏遗嘱中各位养子女分配的遗产数额基本一样，而哈同遗嘱中格外照料的外籍长子大卫·乔治·哈同由于劣迹斑斑受到罗迦陵的严厉惩戒，不仅被剥夺了养子的资格，就连分给他的14万元遗产也必须在其恶行改善后才能拨付，否则不享有继承权。6名中国养子中除去早逝的长子罗友良，剩下的罗友兰、罗友山、罗友启、罗友仁和罗友翔均担任了新成立的罗氏慈善事业基金委员会理事，而外籍养子女则无可置喙。
由于“第二遗嘱”是罗迦陵死后由其中国养子罗友启发现的，所以外籍子女认为是假冒的赝品，不予承认；中方养子女则认为遗嘱有罗迦陵的亲笔签名，是真实有效的。李恩绩的《爱俪园梦影录》对此事也有记述：“中国养子女们所根据的是老太太的遗嘱，后来称为第二遗嘱。这遗嘱也是个英文本，一共有9页，真所谓洋洋万言……当时在旁人看来，这第二遗嘱似乎更合法，也更合理，应该有效。但据外国养子女们说，这遗嘱是假的，所以非但根本不生效力，而且做这假遗嘱的人，还该负刑事责任。”
围绕着“第二遗嘱”的真伪，中外养子女之间又展开了诉讼，但经过两次庭审以后，法庭并未作出裁决。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公共租界，并控制了法租界，哈同花园随即被日军接管，这场官司最终不了了之。
中外养子女遗产争夺战
在这场遗产争夺战中，外籍子女以长子大卫·乔治·哈同为首，中方则以罗友兰担当领军人物。
1944年10月，在高易律师公馆的策划下，大卫·乔治·哈同与大部分中国养子女达成了一份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中国籍养子女承认1931年2月20日的哈同遗嘱为唯一合法有效遗嘱，其他遗嘱均无法律效力；作为回报，大卫·乔治·哈同分给他们部分财产。此协议由高易律师公馆担保，大卫·乔治·哈同还当场支付了部分款项，这份协议后来由于抗战胜利并未完全执行。
抗战结束后，与大卫·乔治·哈同签订协议的中国籍养子女纷纷发表声明，称协议是在遭逼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属无效，重新要求按照罗迦陵的遗嘱执行财产分配。与此同时，姬觉弥、英国驻沪最高法庭指定的遗产管理人也都拿出所谓的合法材料，要求执管罗迦陵的全部遗产。
在上海名人杜月笙、国民党要员吴国桢、潘公展的调解和斡旋下，哈同家族终于在1946年达成了协议，承认哈同遗嘱合法有效，承认第二遗嘱中捐赠政府的部分有效，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分给中国养子女们比上一次更多的财产作为补偿。
具体分配方案是：将遗产中尚存的金银珠宝估价后，88%分给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12%分给罗氏兄弟；大卫·乔治·哈同分得土地260多市亩，占总数的58.3%，房屋15万多平方米，占总数的48.2%(包括除罗弼·维多·哈同以外的其他外籍养子女分配数在内)；罗弼·维多·哈同分得土地60余市亩，占总数的13.3%，房屋5万多平方米，占总数的13.7%；罗友兰等分得土地70余市亩，占总数的17%，房屋6万平方米，占总数的19%；姬觉弥等其他人分得余下的土地50余市亩，房屋4.7万平方米。
1947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宣布此案结案，长达16年的哈同遗产继承案至此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