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06 10:37
罗钰如（1915年~1999年6月17日），山西省介休县张兰镇西里村人。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教育主任、教务处处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五九旅考察团，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秘书，第四野战军兵团司令部秘书兼湖南军区司令部秘书。参加了四保临江、解放梅河口、长春、沈阳等战役战斗和平津战役。建国后，历任海军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办公室主任，海军军校部副部长、部长，海军训练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党组书记），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海洋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等职。1999年6月17日，罗钰如因病在北京逝世。
1915年1月的一天，山西介休县张兰镇西里村一户姓罗的农户家降生了一个男婴。按当地习俗，家添一丁属于村上的喜事，男婴的父亲便到族长家报喜，并请族长为孩子起个名字。罗氏族长为这男婴起名钰如，喻其秀玉可雕、前程远大。
按说在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是不可能有上学机会的。然而，罗钰如赶上了好机缘，罗氏族长的儿子到了上学年龄，需要一个陪读生。族长自然想到了与自己儿子年纪相仿的罗钰如。于是，小小年纪的罗钰如便有了上学的机会。罗钰如聪明好学，与族长的儿子一起读完了小学，又读中学。中学毕业后，罗钰如以优异成绩考到了北平。
1933年，他先是就读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第二年转入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从山西穷山沟农家考到北平上大学的罗钰如，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他不仅积极参加学生自发组织的“清寒同学会”等社会活动，还结交了有进步思想的同学。如宋平、刘康和李昌等都是在那个时候结交的朋友。这些人有的已是共产党人，他们对罗钰如之后参加革命起到了引路作用。
1935年，罗钰如已升至大二，他是清华大学“清寒同学会”化学系推选出的代表。当时清华大学“清寒同学会”作出决定，响应北平学联的号召，在12月9日这天参加全市学生罢课大请愿。这天，罗钰如组织化学系的同学，走出清华校园，汇集到浩浩荡荡的大学游行队伍之中。
12月16日，罗钰如作为清华大学的联络员，在前往北平农学院接应该院学生出来一起游行时，被守候在农学院门口的军警扣留。后经过学联的积极营救，在游行结束之后被释放。经过参加“一二·九”等革命运动的洗礼，罗钰如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
1936年，在李昌、宋平等同学介绍下，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承担了大量印刷、交通联络等具体工作任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罗钰如与同系的山东籍学友宋平、陈舜尧等一起离开北平，随西南联大南下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年初，在党组织安排下，罗钰如与宋平等同志一起来到延安，正式投笔从戎，加入革命队伍。在延安，罗钰如随即转入抗大学习，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受八路军总部委派，由罗钰如带队，从抗大抽调有一定知识水平的6名学员，前往湖南参加国民政府军政部组织的防毒训练班学习。
学习期间，罗钰如带领大家拒绝国民党的各种威逼、利诱与刁难，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学习，并携带部分宝贵的防化器材，全员按期返回延安。回来后，罗钰如被委任为军委防毒训练班筹备负责人，以及八路军留守兵团防毒训练班主任兼教员，他运用在清华大学所学到的化学知识，结合抗日战场上防化防毒的使用需求，亲自编写教材授课，为八路军培养了首批30多人的防毒、防化技术骨干，为开创我军的防化作战和培养防化作战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罗钰如先后担任延安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教育主任、教务处长，以及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的机要秘书等职。解放战争期间，罗钰如随同肖劲光转战东北，协助首长指挥所属部队作战，参加了四保临江、解放长春等重大战役，以及后来的平津战役、南下渡江作战等，并荣立大功一次。
1949年10月，时任四野12兵团司令兼湖南军区司令的肖劲光接到党中央的通知，急速回到北京。罗钰如跟随肖劲光一同进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这次接见中，肖劲光领受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光荣任务。
1950年1月，肖劲光被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为海军司令员。在跟随肖司令组建人民海军的筹备过程中，罗钰如先是被任命为海军司令部秘书处长，1951年又改任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协助肖司令处理大量的人民海军筹建过程中的机要事务。直到1952年，肖劲光司令员指示罗钰如离开秘书部门，负责筹建海军学校管理部。1955年，肖劲光被授予海军大将，担任其多年秘书的罗钰如被授予海军大校，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罗钰如在主持海军军校部门领导工作期间，刻苦钻研海军业务，深入院校、舰艇、边防调查研究，广泛吸纳各方面人才，制定并坚持海军院校要实行正规化、科学化建设的方针，呕心沥血，功绩卓著，为海军各方面的发展建设培养了大量的科技骨干与人才。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罗钰如被扣上所谓“教条主义十五年一贯制”的帽子，受到无情打击与批判时，他也是坚持真理，忍辱负重，恪尽职守，竭尽全力，为尽量减少海军院校工作的损失进行了不懈努力，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1973年，罗钰如接到中央军委的任命，调到国家海洋局任副局长。这对罗钰如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他一到任，便作为国家海洋局的代表，参加由外交部牵头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1973年12月3日开幕，到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字，持续了9年多时间，先后召开了11期16次会议。罗钰如从始至终参加了几乎全部会议。他抓紧一切时间强化自己的外语能力，记单词、学语法、练口语，不但能阅读外文资料，还能进行简单的口语交流，为增进与国外人士的交流、迅速掌握国际海洋相关信息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改变了少数海洋强国控制海洋的状况。罗钰如亲身参加海洋法公约的制定，对这点感受最深。于是，他将他的感受和获得的相关信息带回国内，不仅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告，还在各种场合向各界人士广泛传达，让更多人了解学习相关信息知识，推进海洋工作。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使领海宽度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沿海国家的主权权利和管控权以新的形式，扩展到距离海岸200海里的领域。罗钰如最先组织专人进行研究，在他的建议下，中国海洋学会成立了海洋法学研究会，国家海洋局成立了海洋法规政策研究室，培养专业研究人员，为国家提出对策。
1996年5月15日，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罗钰如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以及在中国生效贡献了他的力量。
1973年，罗钰如担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后，就把关注点放在如何团结广大海洋科技工作者上。当时，国内有识之士建议，应遵循国际惯例，扩大国际交流，团结和发挥地方科研院所及企业的积极性，尽早成立中国的海洋学会组织。
当时，国内这方面的实践很少，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1974年6月，罗钰如副局长带团出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次会议，他利用这一机会，对各国海洋学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进行了考察。回国后，国家海洋局成立了由罗钰如副局长牵头的中国海洋学会临时机构。在罗钰如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广泛征求海洋科学界专家们的意见后，正式向中国科协和民政部提出成立中国海洋学会的申请报告，并很快获得批准。
1979年7月29日，中国海洋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大连隆重召开。全国98个单位的15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罗钰如为中国海洋学会首任理事长。罗钰如是中国海洋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创始人之一。在他担任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期间，他坚持中国海洋学会的宗旨，民主办学会，广泛团结国内海洋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罗钰如主持中国海洋学会期间，注重发挥国内学者智库的作用，开展行之有效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提出要围绕国家海洋科技重点领域和地方经济发展急需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策划了多项国家重大科学课题，完成了高质量的咨询报告。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海洋学报》，并担任第一届编委会主编。一直以来这一专业学术刊物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为推动学术交流，培养海洋科学技术人才，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罗钰如利用中国海洋学会这个平台，广泛开展海洋意识的宣传教育。针对我国长期以来“重陆轻海”的社会现实，积极倡导并开展普及海洋知识，提高全民海洋意识的宣传教育。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国内最早的海洋科普期刊《海洋战线》（后改名为《海洋》）。他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海洋科普宣传教育，亲自为青少年讲解海洋科学知识，多次组织并担任全国青少年海洋夏令营的营长。
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从无到有，先后在南极建立了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在北极建立了黄河站，共进行了34次南极考察、8次北极考察。然而，追根溯源，在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的罗钰如，对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组织工作。罗钰如是我国极地科考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又是南极考察的探路者。
1980年之后，国家海洋局先后派出3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友好国家的南极考察队，赴南大洋和这些国家的南极站进行考察，积累了南极考察的实际经验，培养锻炼了人才，为我国独立自主进行南极考察创造了条件。
1981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人对遥远的南极洲、南大洋是陌生的。任何一个领导对于赴南极考察心中都是没底的。罗钰如也不例外。1983年底在接待阿根廷海洋代表团访华活动中，罗钰如争取到了率团跟随阿根廷考察队前往南极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于是他不顾自己已近古稀的高龄和家人的担忧，毅然决定亲自带领3名技术干部对南极进行为期35天的实地调查，为我国首次南极考察建站探路。他强忍南大洋风暴带来的翻江倒海般的晕船折磨，冒着冰雪严寒登上了南极大陆。他边走边考察，探索未来首个考察站建在哪，南极恶劣的自然环境如何应对……几乎所有的问题和困难，他都认真考虑并做到心中有数。结束考察回到北京，他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制订方案，并与时任海军司令的刘华清积极协商海军派船参加远航的相关事宜，共同推进我国首次南极考察建站的准备工作。后来我们看到多家媒体刊登的罗局长身穿红色南极考察羽绒服照片，他坐在一块冰块上，身边站着一只可爱的企鹅，正是他为首次中国南极考察建站打前站最真实的记录。
1984年6月12日，在罗局长的力推之下，《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呈上之后，国务院领导于6月18日正式批准。拟定于1984年12月至1985年3月，我国独立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考察，派出国家海洋局的“向阳红10”号考察船、海军排水量达1.2万吨的J121打捞救生船，搭载超黄蜂直升机1架，以及310名军官、学员共同组队前往南极进行考察建站。此后，在短短几个月内，所有手续、经费、装备和人员等事项，都是在罗局长具体组织下，甚至亲自出马，通过各种途径，一桩桩落到了实处。
1985年2月20日，中国南极长城站建成，随后编队胜利返航。罗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交代任务。他说，编队胜利返航回到上海一定要组织盛大的欢迎大会。参加欢迎大会的除了海军、总参首长外，中央各部委都会派人参加，部级以上首长大约40余人。1985年4月10日，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返回上海。国家海洋局、海军、上海市政府等方面负责人在罗局长陪同下与千余名群众冒着倾盆大雨参加了欢迎仪式。百余家新闻媒体现场报道了这场盛大欢迎活动。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经济建设百废待兴，特别是我国沿海城市，由于过度开发，污染海洋的事件时有发生，部分海域严重污染。
也许是因为罗钰如代表中国政府多次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视野宽广的缘故，他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敏感。当他看到国内海洋环境保护出现问题，便把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向国家海洋局党委作了详细的报告。他在局党委会上，在国务院领导的汇报会上，不断呼吁中国应尽早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最早提出要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政府官员。
他的呼吁和建议得到党委一班人的支持。党委分工由罗钰如具体主抓这项工作。1980年6月16日，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了海洋环境保护法起草小组。经过中央和地方及学术研究部门共同努力，1982年8月23日，《海洋环境保护法》由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1983年3月1日正式施行。
很快，在罗局长的主持下，国家海洋局又报请国务院成立“海监总队”。1984年4月27日，军委总参谋部批准国家海洋局在执行海洋环境航空遥感执法任务时，执法飞机可使用“中国海监”标志。罗局长专门写报告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请其为执法船题写“中国海监”船号。10月9日，彭真同志秘书将“中国海监”4个大字及亲笔信送到国家海洋局。这一年6月20日，国家海洋局正式启用饰有彭真委员长题写的“中国海监”的执法飞机，不定期巡航监视我国海域，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1985年6月28日，罗钰如离休了。从退出领导岗位到去世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继续为我国海洋事业尽力，积极参与海洋各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参加百科全书海洋卷的主编工作，撰写了《海洋与中华民族》《经略海洋》《海洋国土》等重要专著。
1999年6月17日，罗钰如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