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军旗告诉国旗》《兵哥哥》和《请把我的歌声留下》均获“军神杯”MTV音乐电视大赛金奖。

《香港也是妈妈的孩子》获国务院文化部举办的“97香港回归音乐作品征集”大赛声乐部分银奖第一名(金奖空缺)。

歌曲《报答》获1999年第七届全军文艺汇演一等奖，首届音乐金钟奖铜奖。

2019年6月，《我爱祖国的蓝天》（阎肃词、羊鸣曲）、《红梅赞》（阎肃词，羊鸣、姜春阳、金砂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我叫羊鸣，这个名字很怪，牛羊的羊，一个口加一个鸟的鸣。这原本不是我的真名，而是我的笔名，但是我49年作曲的时候就用的这个笔名，现在我所有的档案都用了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再有对我也是一个鞭策。我现在在空政歌舞团，艺术指导，国家一级作曲。我是54年入党，47年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里就搞文艺。我创作的歌曲大家比较熟悉的，最早有一首叫《山歌向着青天唱》，歌唱家张泉唱了这首歌，然后我还写了一首叫《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爱祖国的蓝天》。在这几年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宋祖英唱得《兵哥哥》，还有像最近彭丽媛唱得《报答》等等，大型歌曲我写了九部，小型歌曲我写了六部。

在创作生涯中最使我感动，最值得骄傲的是我参加了歌剧《江姐》的创作，这是我在歌剧这个生涯中重大的艺术事件，可以决定我人生的艺术事件。里面的主题音乐《红梅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实际上干了五十几年的文艺兵，参军以后在部队学习、演戏、唱歌，后来我进入乐队拉提琴、吹长笛，搞了一些打击乐。我49年发表第一首歌曲，叫《庆新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比如说，写江姐的时候，我曾经几次到重庆，《红岩魂

羊鸣由沈阳调到北京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后，创作任务很重。1959年他同当时北京空军文工团的一位编剧萧驰合作创作了大型歌剧《牡丹江畔》，描写了中国空军如何艰苦创业的过程。

创作完成后，《牡丹江畔》参加了当年的全军会演，在会演的会刊上，只有两部作品遭到冷遇，其中就有《牡丹江畔》。另一部作品尚有文章指出其不足之处，而《牡丹江畔》却连指责的话都不曾有，实实在在地坐了一回冷板凳。羊鸣他们很丧气，却也不甘心，他和阎肃、姜春阳等人再一次合作，写出小歌剧《江四姐》，没想到这个小歌剧却获得了不小的反响，连总政歌剧团这样的大团都在排练这出戏，山东出版社还出版了《江四姐》的剧本。

他们收到了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一点稿费，大家商量，这点钱也别分了，大家一起去东来顺吃一顿算了。几杯茅台下肚．创作者们的激情又一次被点燃，借着创作《江四姐》剧本的劲头，不如再写一个大本子出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不记得是谁提议。小说《红岩》流传甚广，干脆根据《红岩》改编一个歌剧。阎肃建议，《红岩》中的江姐是个非常感动人的形象，不如就写一个《江姐》！大家都说这个主意不错，一拍即合。

阎肃利用一个月的休假时间把剧本写好，大家又一起采访了许多江姐的老战友，倾听他们眼中的江姐，深入了解江姐的性格特征，一边采访一边修改剧本，力求把江姐塑造得更加真实丰满。

剧本定稿后，羊呜带着姜春阳、金砂去四川采风，体验生活，他们走访了江姐生前的战友和老游击队员并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了解了大量的第一手感性资料，同时学习川剧和四川扬琴，搜集了大量的民歌等音乐素材，两三个月后就完成了初稿。然而，文工团的领导听后完全否定了他们的创作，主要问题是生搬硬套四川的音乐元素，听上去古里古怪不易接受。领导建议他们学习周总理对艺术创作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指示，研究江姐人物的性格，创作一个与洋歌剧不太一样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雅俗共赏的作品。

同年羊鸣等人再一次涉蜀道、下江南，去浙江、上海等地采风，汲取江南音乐，如杭剧、沪剧、浙江等地方戏曲和说唱音乐的养料。浙江婺剧团在金华一带演出时，他们天天跟着去看演出，晚上就一起打打扑克，谈谈剧本。

在其他人看来，这几个人的行踪确实有些诡异，由于此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发电站，为确保他们不是破坏分子，当地保卫部门还特意打电话给空军政治部确定他们的身份。从江南的丝弦及戏曲中，羊鸣他们似乎找到了《江姐》音乐的灵魂。

在写《江姐》的主题音乐《红梅赞》的时候，羊鸣很自然地就想起了在成都听过的四川清音，在杭州听过的丝弦弹唱。婉转动听的旋律中流露出的柔美之气和弹拨节奏中穿透出的阳刚之气成了江姐音乐的种子，一曲《红梅赞》奔泻而出，又经试唱、修改、再试唱、再加工，前后经过20多次修改方才定稿。

在创作《江姐》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羊鸣和其他创作者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经常一连工作近20个小时，十天半月地才能休息一天。休息的时候，他们便到紫竹院的活鱼池塘选几条鱼，让师傅做几道菜，大家一起吃一顿，当做忙碌中的放松。

歌剧《江姐》于1964年 9月首演，反应非常热烈。同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及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老一辈中央领导观看了《江姐》的演出。演出中毛主席多次鼓掌，并在演出结束时上台接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同志。之后，毛主席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嘛！”周总理也非常喜欢歌剧《江姐》，他曾多次在群众场合指挥大家齐唱《红梅赞》。这一年的10至12月，《江姐》在南京、上海举行了公演，取得了轰动性的影响。

那时 ，观众纷纷到文工团索取《红梅赞》的歌谱，电台不停地播放《红梅赞》，小孩子跳皮筋唱着《红梅赞》，商店里卖的暖壶上印着江姐的画像……。一曲《红梅赞》连同歌剧《江姐》红透大江南北。

粉碎“四人帮”那年，一位观众寄来一张印有主题歌《红梅赞》曲谱的歌剧《江姐》的节目单，边角巳经被烧焦了。这位观众在信中说：“这份烧残的节目单，是我冒着风险从‘灭四旧’的火堆里抢救出来的。在群魔乱舞、昏天黑地的日子里，默默地与我相伴了10年之久……一位曾经演过江姐的演员，主动地要求给一所学校的同学讲江姐，唯一的条件是，每听完一课，同学们要写一篇小文章谈谈自己的感受。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以为然，没有打算认真地听她讲课，可是《江姐》的音乐放了两三遍之后，学生们手中的小说放下了，趴在课桌上睡觉的孩子也抬起了头……音乐的力量、音乐的魅力真是无穷尽。

歌剧《江姐》成功了，羊鸣却病倒了。由于写歌剧的时候太投入、太亢奋，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紊乱。无法入眠、手心出汗、手发抖，眼泪控制不住就流下来，不能听任何音响；去食堂吃饭，他忍受不了嘈杂的声音，饭都不吃逃出食堂；去理发，剃头的电剃刀在耳边一响，他就受不了，顶着剃了一小片的头回家了。有位医生告诉他：“你长时间超负荷地工作，透支了，要医治、要休息，要经常到公园等开阔的地方走走。”羊鸣听从了医生的话，一天他去天安门广场散步，正逢下大雨。有熟人看到雨中散步的羊鸣，回来一说，就有传言传出：“羊鸣疯了，在雨中狂奔。”

几近崩溃的羊鸣住进了医院，每天服用大量的镇定药，半夜起床上厕所走在走廊上都会突然躺在地上睡着。一度，羊呜以为，自己的创作生涯就要这样结束了。整整休息了一年，病情才渐渐好转。

羊鸣出版的歌曲集《我爱祖国的蓝天》，这本书凝结了他几十年来音乐创作的成果，记录了作曲家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艺术道路。羊鸣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成长起来的作曲家，是党和人民军队哺育出来的一名优秀文艺战士。旋律是心灵的写照，曲调是感情的流泻，作曲家的爱憎总是融会在作品里。歌颂党、祖国和军队，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新英雄，成为羊鸣每个历史时期音乐创作的主流。

从38年前创作《我爱祖国的蓝天》时起，他的很多作品就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我飞在祖国的天空》《红梅赞》《蓝天上的一缕春风》《国旗在蓝天飘扬》《飞向太空的歌》《晨风吹过机场的小道》《兵哥哥》……听到这些歌曲，人们仿佛可以从那副架在额头上的镜片中望见他的心底，他的心灵正是那蓝天的底色，飘荡着一朵朵白云。

为人民服务》的歌词，羊鸣接过歌词连夜谱曲。

曲调

曲子谱成后，他感觉其中缺少些个性和时代精神。于是他又与石顺义和演唱者反复商量、推敲，历时一年，几易其稿。这首歌由宋祖英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后不胫而走，成为部队广大官兵非常喜爱的一首作品。羊鸣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不媚俗、不赶潮流，用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创作的严肃派作曲家。改革开放以来，他对待通俗音乐和现代音乐的态度是开明、宽容的。

对于港台和欧美流行音乐涌入内地，在青少年中形成的热潮，他没有采取那种简单的排斥态度，而是客观地面对现实，认真研究、思索，从中汲取有益成份和积极因素，分析青少年喜欢通俗音乐的缘由。为了适应当代人的审美情趣，他也尝试着去实践，创作了一批通俗歌曲，如《让军旗告诉国旗》《天职》《金色的风》《为人民服务》……这些作品无论在节奏设置、旋律构成和风格的把握上，都堪称具有中国韵味和中国气派。

羊鸣和夫人王颖智1953年恋爱，1956年结为伉俪。他们这样总结他们的情感生活：爱人之间必须“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王颖智从小当兵，没学会做饭。结婚后，羊鸣就把做饭的活儿接了过去。王颖智的朋友们都羡慕她找了个会做饭的艺术家，而她自己也特别感动和知足。在艺术创作上，王颖智对羊鸣的帮助很大。这么多年，羊鸣还真是特别相信她这个第一听众，她说好，羊鸣的心里就踏实；她要是说不行，羊鸣肯定还会再琢磨琢磨，改一改。多年来，他们夫妻间少的是相互较真、猜疑，多的是彼此的理解与宽容。

文艺界的人都知道大型歌剧《江姐》的音乐创作是羊鸣艺术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在成功的后面，羊鸣所付出的艰辛，以及在羊鸣的身后，王颖智所默默承受的一切则是鲜为人知的。

1962年的春天，28岁的羊鸣和姜春阳、金砂一起接受了为歌剧《江姐》谱曲的任务。仅《红梅赞》一曲就八易其稿，修改了20多次。其间，王颖智就把孩子带到一边，家里家外、买菜、做饭、接送孩子的事都一人包揽了。她太了解丈夫了，他写东西进入状态的时候，什么都会忘记。两年后，《江姐》成功上演，一下轰动了全国。羊鸣却病倒了。整整两年里，高度的神经紧张，使他的神经系统出现了紊乱，不能自控。正在外地出差的王颖智赶到了医院，远远就看见羊鸣正拿着一本《解放军歌曲》在发呆。一见到王颖智，羊鸣就孩子般地哭了，他说： “颖智，我完了！我的脑子彻底不行了，从此我再也不能写作了。”从来没有见过羊鸣这个山东汉子流泪的王颖智，赶紧握紧羊鸣的双手安慰他：“没关系，没关系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其实，王颖智也不知道这病能不能好。但是她知道，如果羊鸣对创作失去信心的话，他是真的会崩溃的。

为了给羊鸣治病，王颖智什么办法都想了。在王颖智的精心照料下，40多天后，羊鸣的神经紊乱基本得到了控制，却也因此落下了两个毛病：一是失眠症。直到现在，羊鸣还是每天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再一个就是高血压症。唯一得益之处就是，病愈后的羊鸣对香烟全然失去了兴趣。

大病初愈的羊鸣听说团里要组织人员进藏，创作歌剧《风云前哨》，就争着要去。王颖智刚刚放宽一点的心又给拎起来了。她默默地为羊鸣收拾好了行装，在他的包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必备药。为了写《风云前哨》，羊鸣三次进藏。第一次血压急剧升高，在波涛翻滚的大河旁，从马上一头栽进河水；第二次是一下飞机就晕倒在机场，指甲乌紫乌紫的；第三次回来后，心脏的主动脉都弯曲了。三次进藏，羊鸣差点没把性命给搭上！王颖智一次又一次地担着心，也一次又一次地支持着羊鸣。在岁月风雨的洗礼中，羊鸣和王颖智已经长成两棵相依相靠的生命树！

1992年，快60岁的羊鸣得了血菌病，高烧40多摄氏度，浑身发冷，盖了好几层厚被子的他，愣是抱着热水袋不放手。王颖智望着身旁烧得稀里糊涂的羊鸣，既担心，又恐惧。相依为命的几十年里，王颖智从来没见羊鸣病得这么重过，她不敢想得太多。出院那天，羊鸣看着消瘦许多的妻子，一股强烈的感受油然而生：“我一定要好好生活，我要加倍地爱她！”

王颖智生病的时候，羊鸣比她还紧张。1999年的一天，体检回家的王颖智告诉羊鸣：“我的甲状腺查出了一个瘤，良性、恶性还不知道。”当时正好搞全军文艺汇演，羊鸣是音乐组的组长。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思想斗争后，他还是决定向领导请假，陪同王颖智去医院。

羊鸣夫妇特别愿意年轻人到他们家里来，聊天也好，要歌也行，一概欢迎。羊鸣在写《兵哥哥》的时候，首先让儿子拿到他们年轻人中去品评，让他们猜猜曲作者的年龄。他希望自己能写出年轻人的心态。

著名军旅作曲家羊鸣为迎接共和国诞生60周年、人民空军组建60周年和自己入伍并从事音乐创作60年，委托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于近日汇编出版了他的音乐专辑《生活真好》。

这个设计美观、装帧大方的《生活真好》音乐专辑，除了《我爱祖国的蓝天》《红梅赞》等几首属于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作品外,其余全部都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歌曲新作。这些作品不仅题材多样，风格各异，而且每首歌曲的音乐语言均显示出了作曲家力求创新的意向，见证了作者毕生追求超越自我的艺术品质。仅从当今惯用的三种唱法看，其中既有《兵哥哥》《我从新疆来》《大爱无疆》等极具民族民间音乐特色的艺术佳品，也有如《我幸福，我生在中国》《节日圆舞曲》等吸纳了欧洲古典音乐元素的精湛之作，还有如《唐古拉》《生活真好》等运用口语化、时尚化的音乐语言抒发个人内心情愫的流行歌曲。

羊鸣在同那么多当今军内外实力派歌词作家密切合作的同时，还别出心裁地约请他们为彼此的真诚合作留下了简洁而深情的寄语。比如阎肃的“我们都爱祖国的蓝天”，传达了一种共有的空军战友情怀；石顺义的“词无翅，曲有翼，我能飞，全靠你”，则道出了对作曲家在提升歌词艺术价值中所起作用的感激之情；金波的“唱羊鸣歌曲，长精神，与羊鸣合作，长才干”，则体现出了词曲作家之间在相互切磋中相得益彰的珍贵人生体验；而木叶却用“60年有多长，您的旋律竖起来就有多高”，来表达对羊鸣作品成就的衷心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