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三项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第十三号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并于1865年获得认可。

国会重建期——1866到1873年

共和党派系在1866年大选后赢得权力并开启，他们以自由黑人的公民权利和投票权为重点进行改革，一个由自由黑人、提包客和南方共和党白人组成的共和党同盟掌握了南方大部分的州。

国会的共和党人在1866年大选之后完全掌控了重建政策。他们推翻约翰逊总统的否决，通过一个个法案。他们也违背总统的意愿，接连通过宪法修正案。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和查尔斯·桑诺，以及自称为“激进派”的共和党派系掌握著大局，尽管他们仍有些最极端的议案无法通过，不得不和温和派妥协。(民主党在参议院几乎毫无力量可言。)历史学家通常将这段时期称为激进重建时期。

到了1866年，变成无党无派的约翰逊却又与温和派共和党人划清界线，并且与反对平等权利、反对宪法第十四号修正案的民主党人同声出气。激进共和党人猛烈攻击约翰逊的政策，特别是他否决保障自由黑人公民权的1866年民权法案一事。

1866年大选决定性地改变了政坛的力量平衡，使共和党激进派取得国会控制，和获得足够的票数推翻约翰逊的否决甚至弹劾总统。约翰逊以一票之差幸免，但他从此在重建政策上无能为力。激进派动用陆军接管南方并给予黑人投票权，同时剥夺了大约10,000到15,000名邦联官员或高阶官员的投票权。共和党激进派对南方各州的控制时间长短不一，自由黑人、南方共和党白人和提包客三者组成了共和党同盟，并经由兴办铁路和公立学校实施近代化。对立的保守派民主党同盟则指控他们贪污腐败，并且自1870年起以“救赎者”自居。三K党主导的暴力行为常在联邦政府介入下遏阻。

第十四号修正案于1866年被驳回，但在1868年最终通过，它赋予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籍的人公民身份(除了美洲原住民之外)，同时给予他们联邦公民权。

国会同时加强了自由人局的职权，但约翰逊在1866年2月否决了自由人局法案。共和党温和派的领导者，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莱曼·杜伦巴尔(Lyman Trumbull)起而对抗黑人法令；他起草了民权法案的第一条，因为“法律倘若是为了从非洲人身上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身为自由人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而颁布实施的……”，那么奴隶制的废除就只是空话；“不准黑人从一郡前往另一郡，也不准他拥有财产、任教、传道的法律，无疑是违反自由人权利的法律……本法案的制订目的即在于摧毁这一切歧视。”

国会迅速通过人权法案：参议院在2月12日以33票赞成，12票反对通过，众议院则在3月13日以111票赞成，38票反对通过。

尽管国会的温和派议员强烈要求约翰逊签署人权法案，约翰逊却在3月27日以否决法案的方式和他们划清界线。

国会在1867年阐明联邦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的适用范围，给予联邦法院取消各州法院非法定罪或判决的权力。(28 U.S.C. § 2254)

在1867年，黑人进行了首次投票。重建期间，超过1,500名黑人在南方当选为官员。他们的当选比例并未符合人口比例，经常选出白人代表他们。(妇女投票权也曾被讨论但被驳回。)

战争刚结束，自由黑人获得投票权之前即重新掌权的南方白人领袖，尽管取消了分离和奴隶制，但仍坚持白人优越主义。他们在1867年被联邦军队赶下台，代之以黑人、南方共和党人和提包客选出的共和党立法者，他们对此愤恨不平，但也有一些南方领袖试图适应新环境。

1868年，佐治亚州民主党人在部分共和党人支持下，将28名共和党黑人公职人员全数驱逐(他们声称黑人有权投票，但无权任官)。而在另外几州，保守的南方共和党人和更激进的提包客争夺控制权，也往往落败。因此，由联邦派詹姆士·奥尔康(James Lusk Alcorn)领导的保守派系，才会在密西西比州输给提包客阿戴尔伯特·亚美斯(Adelbert Ames)的激进派。随着越来越多的南方共和党人离开，共和党的支持也逐渐流失，却几乎得不到新血；同时，自由人也在不断要求更多的政府官职和资助，这也把他们的提包客盟友给榨干了。最终，一些比较有钱的自由人对于共和党无法为他们获取更多土地大为光火，索性投向民主党。尽管某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特别是W·E·B·杜波瓦(W.E.B. DuBois)热切寻求、并为白人贫民和黑人贫民的跨种族结盟而欢呼喝彩，这样的同盟却几乎不曾出现。

第十五号修正案则在1870年通过，明令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先前身为奴隶而被剥夺；但这项修正案并未将选举权宣告为绝对权利，并且只禁止特定几种歧视形式，至于具体的选举政策则由各州自行决定。第十五号修正案对于妇女的投票权更是只字未提。

1870年前后，南方各地的民主党─保守派阵营领袖们决定，他们必须为了生存而停止反对重建与黑人选举权，并且将焦点转向新的问题。格兰特政府取缔三K党的行动业已说明，它在必要时会尽其所能以联邦公权力镇压公开的反黑人暴行。北方民主党人也赞成这个转向。他们想要在经济议题、而非种族问题上与“大老党”(Grand Old Party, 即共和党)一决胜负。重新开始(The New Departure)正好提供了一个清算旧帐，并且不再需要把每次选战都打成另一场南北战争的机会。除此之外，许多有钱的地主也相信，他们有办法控制一部分新近取得公民权的黑人选民为自身利益服务。

但并非所有民主党人都一致同意；有一群强硬派无论如何都要和重建对抗到底。最后，一群自称为“救赎者”的人控制了各州民主党的活动。他们与共和党的保守派结盟，包括南方共和党人与提包客，并且强调经济近代化的需求。他们把建造铁路看成万灵丹，因为南方急需北方资本。新战略在维吉尼亚大获成功，威廉·马洪(William Mahone)组成的同盟一举胜选。而在田纳西，救赎者们也和共和党州长德威特·森特(DeWitt Senter)结盟。在整个南方，民主党人都将进攻矛头从种族问题转向征税和贪污，指控共和党政府贪腐无能，税金也开始把现金短缺的农民给榨干─他们每年只能看到二十元纸币，却得付纸币缴税，否则农场就得充公。

在北卡罗莱纳，州长威廉·伍兹·贺登(William Wood Holden)动用州警镇压三K党，但三K党嫌犯却被联邦法官裁定释放。贺登也因此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被弹劾下台的州长。乔治亚共和党因政见之争而分裂，也让救赎者得以取而代之。在共和党黑人选民数量更多的南方内地(Deep South)，暴力是抵销共和党领导人力量的重要因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的态度，使得选举在北方更像是运动竞赛；但在南方内地，选举直接影响着公民的日常生活。正如一位阿肯色州的联邦派所言：“我们的选战是生存竞争，为了挣得面包的权利而战……为了身为人类及社会一份子的体面和尊重考量而战。”

到了1872年，格兰特总统已经由于他的政府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以及动用联邦军队支持南方激进派州政府的作法，而和大批共和党领导人物渐行渐远，包括许多激进派共和党人。格兰特的反对者自称自由派共和党人(Liberal Republicans)，对共和党腐败堕落大失所望的创党元老们也在其中，领导人物包括几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主笔；对贪腐的格兰特政府深恶痛绝的查尔斯·桑诺也加入了新党，他们推出了著名记者兼报社主笔荷瑞斯·葛雷利(Horace Greeley)出马竞选总统。形同乌合之众的民主党也支持葛雷利。

格兰特则靠着新近拓展的联邦军老兵票源，仰赖他庇荫的党内“死忠派”(Stalwart)，以及南方共和党团体的强力支持，得以抵销叛离者造成的损害。最后格兰特获得压倒性胜利，自由共和党也随之消灭，许多该党的支持者则索性放弃了重建的理想，甚至连过去的废奴主义者也不免幻灭。

救赎期——1873到1877年

南方民主党白人(自称救赎者)击败了共和党并控制了南方的每一个州，标志着重建时期的结束。

国会否决强森总统的论点，认为战争既已结束，他就不能再以战时权力主导国家施政方针。国会认为最终决定权操之于自己，因为宪法明令国会必须确保为各州实行共和政体。这一问题随后发展成如何在南方各州实行共和主义。

1873年经济大恐慌不仅重创南方经济，也让许多在铁路上孤注一掷，期望铁路能带领南方脱离贫困的共和党人梦想破灭。

1873年10月8日，路易西安那州法官T·S·克劳佛(T.S. Crawford)及第十二司法管辖区检察官P·H·哈里斯在前往法院途中遭遇伏击，连人带马被枪击身亡，遗下两名寡妇和九个孤儿。其中一位遗孀写信告诉司法部，她的丈夫被杀是因为身为联邦官员，同时也是死于“那些掩护犯罪者的计划……”之下。

重建在南卡罗莱纳、路易西安那和佛罗里达三州一直持续到1877年。在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海斯成为充满争议的1876年总统大选胜利者之后，1877年妥协案也获得一致同意；只要海斯从南方撤出最后一批联邦军队，南方白人就愿意承认海斯当选。到此，所有人都同意重建已经结束了。然而，期望合法权益受到联邦政府保障的非裔美国人，却得在未来七十五年里一再失望；在他们看来，重建不过是一场失败。

到了1877年，救赎者重新控制了每一个州，剩下三个州的共和党政府，也在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撤出联邦军队之后瓦解。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号修正案是激进时期唯一的宪政遗产，来自激烈的党派斗争的怨恨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

激进共和党人查尔斯·桑诺主张，南方分离虽摧毁了州地位，但宪法对于个人及疆域的权威和保护仍然有效。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和他的追随者则认为，分离让州的地位如同新占领的领土。

加入联邦

南方的每一州都在1870年底前重新加入联邦，乔治亚是最后一州。除了500人之外，所有南方邦联的高级领导人都在格兰特总统签署1872年大赦法案时得到赦免。

田纳西州：1866年7月24日，阿肯色州：1868年6月22日，佛罗里达州：1868年6月25日，北卡罗莱纳州：1868年7月4日，南卡罗莱纳州：1868年7月9日，路易西安那州：1868年7月9日，阿拉巴马州：1868年7月13日，维吉尼亚州：1870年1月26日，密西西比州：1870年2月23日，佐治亚州：1870年7月15日。

北方人对于林肯遇刺的愤怒，以及战争期间巨大的人力损失，导致了对严苛政策的诉求。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曾是强硬派，甚至扬言要吊死叛乱的邦联人士，但在继任林肯为总统之后，约翰逊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措施，赦免了大多数的邦联领袖和前邦联人士，让他们得以维持对南方各州政府、南方土地和黑人的控制。邦联总统杰佛逊·戴维斯入狱两年，但其他邦联领导人则未受追究；叛国罪审判也从未进行。只有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Andersonville, GA)集中营的指挥官亨利·沃兹上尉(Henry Wirz)因战争罪被处死。

黑人法令与反非裔美人恐慌

南方各州政府随即颁布限制性的黑人法令，这些法令给予自由人的权利比内战前的自由黑人更多，但他们仍然只有几项受到限制的二等公民权，并且没有投票权。南方农场主人害怕黑人大规模的流浪(vagrancy)会导致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因而丧失。许多南方白人则害怕和黑人平起平坐。密西西比和南卡罗莱纳两州的黑人法令最为详密。在所有条文之中，他们对黑人决定自身受雇权利的限制尤其严格。例如：被控流浪罪而又付不出罚款的黑人，会被一位雇主雇用，而这位雇主通常是他的旧主人。

北方官员对于南方状况的调查结论不一。一份特别严厉的评估，来自于卡尔·舒兹(Carl Schurz)对于墨西哥湾沿岸各州情势的报告。他的报告(线上版见[3])记载了数十件非法杀人案例，并宣称还有数百，甚至数千名非裔美人遭到杀害：

对黑人所犯下的谋杀和人身侵犯事件数量惊人；我们对于南方这些没有被严密驻防，也没有正式报告发自当地的地区，只能透过发生在我方军事当局监管下的种种事件，拼凑出概略的估计。至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只想说，在我停留于亚特兰大的两天之内，有一名黑人当街被刺杀而亡，还有三人被下毒，其中一人死亡。我在蒙哥马利的时候，一名黑人的喉咙被割开，显然是要致他于死，另一人遭到枪击，但都逃过一死。附在报告之后的几份文件，叙述了在特定时间内，发生于特定地区的死刑案件数量。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干下这些事的并不只有那些堪称暴民的人。

这份报告包含了士兵及自由人局官员的宣誓证词。阿拉巴马州塞尔玛(Selma, Alabama)的休士顿少校(J.P. Houston)写道，那些在他辖区之内杀害十二名非裔美人的白人从未受到审判。还有许多杀人案件甚至从未留下官方纪录。波隆上尉(Poillon)叙述，在阿拉巴马州西南部，白人斥堠“登上几艘船只；船离港之后，他们把船上能找到的受害者全都吊死、枪杀或淹死，路上遇到的或同样沿河航行的，也毫无差别地遭到杀害。恐慌不安的自由人不知该怎么办─离开必死无疑，留下来也只能承受残暴的工头施加在他们身上，并且不断加重的重担；工头们唯一的兴趣，只是以一切非人道的巧思所设计出来的各种手段压榨他们的劳力。因此，鞭笞和谋杀被用来胁迫这些只因为害怕惨死而留下的人，而斥堠和伪装成北方人的黑人走狗和密探，则持续看管着这些不幸的人”。

问题的关键在于，前邦联人士是否愿意以结束奴隶制、终结邦联民族主义的方式，接受战争的结果。黑人法令进一步激怒了北方的舆论，但由于自由人局为黑人提供法律保障，这些法令的效力其实有限。它们最后被1866年民权法案给废止。

温和派的回应

法案的关键则在于首章：出生于合众国的所有人……特此宣告为合众国公民；一切种族、肤色之公民，无论以往是否曾为奴隶……在各州皆应享有同等权利……签订或履行契约；提出诉讼、作为关系人及提供证词；继承、购买、租赁、出售、转让不动产及个人财产；并与白人公民一体享有法律及诉讼程序对财产与个人安全的完全保障，且应从属于相称之刑罚、惩戒与罪刑，而非任何相悖之法律、成文法、条例、规章或习俗之约束。”

约翰逊否决民权法案，国会群起弹劾

他的否决通知书表述的反对理由，是这项法案在三十六州还有十一州无代表参与审议之时，即赋予自由人公民权，并试图透过联邦法律“在联邦的每一州将黑白种族的理想平等”确立下来。强森表示，这是联邦权力对各州权利的侵害，在宪法上毫无理据，且与一切先例相悖。这是“向中央集权，以及国家政府一切立法权力集中跨出的一大步”。

自命为南、北白人代表政党的民主党支持强森。但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却推翻了他的否决(参议院的票数十分接近，33:15，众议院则是122:41)，民权法案也正式成为联邦法律。国会也同时推翻约翰逊的否决，通过自由人局法案。

温和派最后的提案是宪法第十四号修正案，起草者仍是温和派领袖杜伦巴尔。其目的是将民权法的关键条款引进宪法，但不仅如此，它还将公民权扩及所有出生于美国的人(除了观光客和保留区的印地安人)，并惩罚不给予自由人选举权的州，最重要的是，它创造了可由联邦法院保护的全新联邦公民权。它还担保了联邦的战争公债(并承诺永远不需偿付邦联的公债)。约翰逊动用他的影响力阻止修正案在各州获得通过，因为通过宪法修正案必须经由联邦四分之三的州同意。(但修正案后来还是通过了。)温和派与强森达成折衷方案的努力终告失败，而共和党(激进派与温和派)也正式和约翰逊及其北方民主党、南方各州保守团体(名称各不相同)盟友们展开政治恶斗。

忠诚问题

忠诚问题在1864年韦德─戴维斯法案所引起的论战中出现。韦德─戴维斯法案要求选民宣发绝对忠诚誓词，声明自己过去从未支持过邦联或曾为邦联服役。林肯则对选民的过去不予追究，只要求他们宣誓在未来拥护联邦政府。激进共和党人在林肯行使口袋否决之后声势一挫，但1865年4月林肯遇刺之后的复仇声浪又使他们得以重振旗鼓。

投票权问题

前南方邦联成员的投票权是两个重要考量之一。首先，双方都极力否定对方的投票权。问题在于，是要将投票权给与一部分的前邦联成员，还是开放给所有前邦联成员。温和派实际上希望给予所有邦联成员选举权，不过激进派一再试图引进“绝对忠诚誓言”，而这个条件将导致前邦联成员将无一有权投票。来自宾州的众议员泰迪尔斯·史蒂文斯提议，前邦联成员一律五年之内不得投票，但未获通过。随后达成的妥协则剥夺了许多前邦联内政和军事领导人的公民权。究竟有多少人暂时失去选举权无人知晓，但有一种说法评估在10,000人到15,000人之间。

第二个则是应不应该让自由黑人投票的考量，问题在于是否该接纳四百万前奴隶为公民，若要将他们全数视为公民，那必须从投票中找出某种代表方式。若解放的黑人不能投票，南方在国会可从这四百万“新”公民得到更多席次计算，但只由白人代表他们。保守派(包括大部份南方白人、北方民主党人和部份北方共和党人)，反对让黑人投票。北方各州曾针对此一议题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是拒绝给予自己境内的少数黑人投票权，但这是题外话。

麻州参议员查尔斯·桑诺和史蒂文斯两位共和党激进派的领导人，最初对于将选举权扩及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前奴隶人口有所保留，桑诺原倾向将识字要求同时加诸在黑人和白人身上，不过他后来了解他永远不可能成功通过剥夺不识字白人投票权的法案。因为对南方贫穷白人的公民教育落后，许多贫穷白人同样不识字。例如在1880年，白人不识字率在田纳西、肯塔基、阿拉巴马、南卡罗莱纳和乔治亚大约25%，北卡罗莱纳高达33%，与之相比全国不识字率约9%而南方黑人约70%。

桑诺很快得到结论“除了给与投票权没有其他方式能显著保护黑人”。这是必须的，他说:“(1) 为了保护他们自己、(2) 为了保护联邦白人、(3)为了国家的和平。因为必须所以我们将毛瑟枪交到他们手上。也因为同样理由我们必须给与他们投票权。”

共和党人相信使人获得政治经验的最好方式是让他能投票和参与政治体系。他们通过了容许所有自由黑人男性投票的法案。

早在1868年，内战时身为激进派领袖之一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萨蒙·蔡斯即做出以下结论：

“国会在经由它的重建法案，使选举权不局限于白人这一点上做对了，但在剥夺某一阶级公民，以及所有无法宣发它所指定的、效力溯及既往的誓言之人选举权利上却做错了，至于和平时期在合众国境内建立专横的军管政府，并且授权军法委员会审判平民，更是大错。应该尽可能不设立军管政府，不设置军法委员会，不剥夺任何阶级的选举权；并且除了忠诚服从、支持宪法与联邦法令，并且衷心敬爱合众国立宪政府的宣誓之外，不再追加任何誓词。”

南方共和党同盟的瓦解

在南方，政治和种族的双重紧张则是从共和党内部发展出来的。林奇众议员解释：

“在有色人种不看好和白人贫民结为政治同盟之际，也不得不承认，除了极少数例外，白人的那一阶级既不去寻求，也同样不想要这样一种同盟。”

林奇说，贫穷的白人憎恨自由人抢他们的饭碗。除此之外，白人贫民“除了极少数例外，和许多前奴隶相比，对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各种问题也更缺乏能力、更无法胜任、而且所知更少。……因此，在1872到1875年间站上共和党领导地位的白人，几乎都是最富裕的地主家庭代表人物，这已经成了常规。”

因此，贫困的白人都成了民主党人，并激烈对抗共和党一方的黑人。

铁路补助与贿赂

南方每一州都资助铁路，近代化论者认为这种作法可以把南方从孤立和贫困中拉拔出来。然而，几百万美元的债券和补助款都被拐骗入了私囊。北卡罗莱纳的一个帮派花了二十万美元买通立法机构，然后从州政府的铁路补助款里捞了数百万元。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款项用在铺设新铁轨，而是买债券搞投机，大把烧钱犒赏亲友，并且在欧洲度过奢华的假期。整个南方的赋税为了清偿铁路债券和学校开销而增加到四倍，引发纳税人越来越强烈的反弹。 不过，还是有几千英哩长的铁路修筑完成，南方铁路网的总长也从1870年的11,000英哩(17,700公里)，增加到1890年的29,000英哩(46,700公里)。这些路线几乎压倒性地属于北方人，并由北方人经营。铁路有助于创造一群擅长操作机械的技工，并且在实际上打破了大部分地区的孤立状态；但铁路上的旅客却极少，除了在棉花收获季节搬运收成之外，几乎没有货运量。 正如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的解释：“大多数铁路都是借由贿赂立法机关，并且经由挪用和滥用州政府资金……在平民大众的食槽里养肥了的。”效果则正如一位商人所述：“从国家手上吸走资金，让工业瘫痪，也让劳动者士气低落。”

征税

重建也改变了南方的赋税型态。从美国立国之初，以至于今日，各州岁入的最主要来源都是财产税。而在南方，富有的地主可自行评估地产的价值，如此的估价结果通常是一文不值，因此内战前的税率几乎等于零。内战前的南方各州并不教育公民，也不从事任何基础建设，各州岁入来自于规费，以及奴隶买卖的交易税。有些州是以土地价格，加上每雇用一名工人所征收的人头税，来计算所有权人的财力的。这笔人头税通常是站在遏阻自由劳力市场的角度估算的，每一名奴隶值75分钱，一名自由白人则值一块美元以上，一名自由黑人的价值更超过三美元。而岁入的一部分也来自人头税。这些税赋通常远非贫民所能负担，他们也就无可避免地走上了无投票权的默认结果。

而在重建期间，公立学校和基础建设的新花费，再加上中饱私囊，以及严重赤字导致各州债信瓦解，迫使州政府剧烈增加财产税率；某些地区即使已民穷财尽，但财产税率却飙涨十倍。而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基础建设(道路、桥梁和铁路)即使先天不足，也已在内战中付之一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新的赋税系统是要迫使手中拥有大片未开垦土地的大地产主，或是出卖土地，或是因为缴不起税而使土地充公。税金是作为一种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缺乏土地的自由人或白人贫民的市场体系(market-based system)而运作的。

以下是南卡罗莱纳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财产税率表。请注意其中许多地方城镇和郡县的估计税额，在实务上是表定税率的两倍。根据地主自己的宣誓证词，这些税金仍然是依照他们土地的价值而征收的，而地价估算直到二十世纪为止，始终是南方富裕地主可资利用的暧昧系统。一旦被要求为自己拥有的地产缴税，愤怒的农场主人随即起而暴动，保守派也将他们的焦点从种族问题转向征税问题。出身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共和党领袖，曾任众议员的约翰·林奇作出结论：“然而，纳税人所提出的论点看来是说得通的，或许退一步讲，就整体而言，他们也几乎是对的；因为对于纳税人而言，州政府在当时增加计息负债，都比增加税率更容易负担。然而，政府采用的却是后一种方案，结果也就不可挽回了。”

经济大恐慌削弱共和党

棉花价格暴跌百分之五十，许多小地主、地方零售商和棉花代理商(批发商)纷纷破产。交谷租种制(Sharecropping)成为黑人和白人农民分散所有地风险越来越普遍的方法。昔日北方的废奴主义者都已渐渐老去，或对此失去兴趣，无人接续他们的理念；多数的提包客不是回到北方，就是留下来投靠救赎者。黑人在共和党里的声势不断加强，但共和党在整个南方却因内部斗争而严重削弱，凝聚力也急速丧失。许多南方当地的黑人领袖开始强调与白人菁英合作发展个人经济，而不是和白人立场相左的种族政治地位进展，这种保守态度正是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先河。

就全国而言，格兰特总统因经济大萧条而备受谴责；1874年众议院改选，共和党在全国各地一共损失了96个席位。波旁民主党人(Bourbon Democrats)控制了众议院，并且在1876年信心十足地推派塞缪尔·提尔登(Samuel J. Tilden)竞选总统。无意连任的格兰特总统似乎也对南方失去兴趣。各州相继落入救赎者之手，1873年时，只有阿肯色、路易西安那、密西西比和南卡罗莱纳四州仍由共和党执政；阿肯色州随即在1874年的布鲁克斯─巴克斯特战争(Brooks-Baxter War)后失守。政治暴力事件在路易西安那州特别严重，但夺取州政权的努力，却在联邦军队闯入州立法会议，架走几位民主党议员之后受挫。这一违背宪政惯例的行动使格兰特大窘，他的几位内阁部长纷纷提议反对进一步干预。这时，全体民主党人和大多数北方共和党人都同意，邦联民族主义和奴隶制已宣告死亡，战争的目标已然达成，而联邦军队进一步的干预，是以非民主的方式违逆历史悠久的共和传统。拉瑟福德·海斯在竞争激烈的1875年俄亥俄州州长选举获胜，意味着他对南方的“放任”(let alone)政策也将成为共和党的政策，这一点也随着他赢得共和党提名，成为1876年总统大选候选人而成为事实。暴力事件的最后爆发，是在1875年密西西比州州长选举期间；民主党人的射击俱乐部招摇过市，以恐吓威胁甚至枪击对付共和党人，使救赎者得以胜选。共和党州长阿戴尔伯特·亚美斯请求格兰特派遣联邦军队还击，格兰特却拒绝了；他说，大众舆论对南方永无止尽的麻烦早已“精疲力竭”。亚美斯只好逃离密西西比州，民主党人夺权成功。

公立学校

身为近代化论者的共和党人相信，教育是解决南方经济贫困和愚昧无知的治本之道。他们创立了一个公立学校体系，而这个体系除了在纽奥良之外，全部实行种族隔离。大多数黑人赞成学校实施种族隔离，因为这种学校可以提供黑人教师就业机会，并给予他们的孩子更安全的学习环境。整体而言，小学和一些中学是设在城市里的，但南方的城市相对较少，而在农村地带，公立学校就只是一个房间，吸引全村将近一半的儿童就学。老师的薪水极低，而且时常拖欠。保守派人士坚称，对一个绝大多数人口都在种植棉花或烟草的地区而言，公立学校不仅太昂贵，也不必要。一位历史学者发现公立学校成效不彰，因为“贫穷、国家缺乏征税能力、以及许多地方的无能和贪腐，都阻碍了学校的成功运行。”

北方传教士为自由人兴办了许多私立中学和学院。每一州也都为自由人创办州立学院，例如密西西比州的奥尔康州立大学(Alcorn State University)；1890年，为黑人而设的州立大学开始作为赠地大学(land grant school)而得到联邦资金。它们在重建时期结束后仍持续获得国家补助，理由则正如林奇(John Lynch)的解释：“在美国有非常多开明、公正，具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他们强烈支持国家为黑白种族提供通才教育。”

军事重建

随着激进派掌权，国会也在1867年通过重建法(Reconstruction Acts)。重建法第一条将十个邦联州纳入军事管制，分为五个军管区：

第一军区：维吉尼亚，指挥官约翰·斯科菲德将军(John Schofield)。第二军区：南北卡罗莱纳，指挥官丹尼尔·席寇斯将军(Daniel Sickles)。第三军区：乔治亚、阿拉巴马和佛罗里达，指挥官约翰·波普将军(John Pope)。第四军区：阿肯色和密西西比，指挥官爱德华·奥德将军(Edward Ord)。第五军区：得克萨斯和路易西安那，指挥官菲利普·谢里登(Philip Sheridan)和温菲尔德·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将军。田纳西州并未列入军管区(此时也已重新加入联邦)，因此联邦政府并未将该地纳入控制。

这十个南方州的州政府都在美国陆军直接控制下改组。军方几乎未经抵抗，就以戒严状态严密监督地方政府和选举过程，并且保护公职人员免于暴力侵害。黑人被登录为选民，前邦联领袖则被排除在外。[Foner 1988 p 274–5]没有一个州的民意能完全获得代表。以下是在德州的状况：

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是根据国会所拟定，由谢里登和格里芬(Griffin)两位将军所理解的指导原则，进行选民登记。重建法要求登录所有成年男性，无论黑白，除了那些曾宣誓拥护合众国宪法，随后却又加入叛乱的人……谢里登对这些限制的理解十分严苛，不只排除掉1861年之前曾支持过邦联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全体官员，也将城市公职人员，甚至管理公墓的教堂司事这种小职员都排除在外。到了五月，格里芬……为每一郡指派了户籍登录的三人委员会，并在知名的南方共和党人与本地自由人局官员建议下决定人选。每一郡的三位登录员，都有一个自由人在内……最后的户籍登录资料，共有大约59,633名白人，以及49,479名黑人。无法说明到底有多少白人被排除在外或拒绝登记(估计人数在7,500到12,000人之间)，但只占本州人口大约百分之三十的黑人，代表人数明显超过比例，占了所有选民的百分之四十五。

南方的救赎者

重建的结束也标示著1877到1900年这段时期的起点；非裔美国人的许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这些年里被逐步削减，美国族群关系的最低点由此揭开序幕。这样的发展过程也随着各州、各城市的情况不同而互异。维吉尼亚州的救赎者们不合理地重划各城市选区，好将共和党的席次减到最低；同时缩减黑人选区内的投票所，将地方官员交由州立法会议任命，并且拒绝重罪犯或无法缴纳年度人头税的人行使投票权。

重建时期许多的民权法律，都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尤其在1883年《民权案》(Civil Right Cases)中，最高法院更认定宪法第十四号修正案只赋予国会宣布公开歧视不合法的权力，非公开的歧视则不得干涉。到了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最高法院更进一步宣称，只要各州法律能提供隔离但平等(segregate but equal)的设施，各州的种族隔离政策就是合法的。

失去权利的南方白人重新编组成“保守派”政党，在南方各地与共和党人对抗。党派名称因地而异，但到了1870年代晚期，他们就只自称为“民主党人”。历史学者华特·弗莱明(Walter Lynwood Fleming)描述南方白人日积月累的愤怒：“即使是最有纪律的黑人部队，也还是在每个地方被本地白人视为冒犯者……因着新近获得的自由、新军服和新步枪而放肆无礼的黑人士兵，已经远超过南方人性格所能忍气吞声的极限，种族冲突因而频频发生。”

弗莱明是以偏向白人的保守派立场诠释重建时期的最典型例证。他的著述为三K党扮演的某些角色辩护，但谴责他们的暴行；弗莱明同意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应该受到剥夺，因为他认为他们的选票是任人收买的。弗莱明形容三K党运动最初的结果是“好的”，其后则是“好坏皆有”。根据弗莱明(1907)的说法，三K党“让黑人安静下来，使生命财产更有保障，保护妇女，停止纵火烧屋，迫使激进派领导人更为温和，让黑人更老实的工作，把最恶劣的激进派领导人赶出这片土地，并且为白人开展赢取政治优越地位的道路。”弗莱明说，之所以造成邪恶的结果，是由于非法势力“利用这个组织作为掩护其罪行的遮蔽……今日(1907年)的私刑习俗，多半是来自于重建所产生的社会和法律条件。”

对于前奴隶施加的暴行在南方随处可见，他们也遭受了许多苦难。然而，白人也是非法暴行的受害者，而且在北方的每一部分皆不亚于以往的“叛乱各州”。没有一场选战不是在枪林弹雨、以棍棒和石头打碎头颅、以及纵火焚烧对手的俱乐部之中收场的。共和党俱乐部在左轮枪声和砖块飞舞之中游行于费城街头，以拯救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免于“叛徒”的兽行……在黑人之中创造选民的计划，与其说是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还不如说是进一步惩罚南方的白人─为了让激进派流氓获取官位，以及为了激进党人长期在南方和全国各地掌权而巩固势力。

保守派的反应包括组成暴力的秘密社团，特别是三K党。从城市到乡村，暴力行为随时都在前邦联白人，共和党人、非裔美国人、联邦政府代表，以及共和党组织的武装团体忠诚联盟(Loyal League)之间上演。

对于重建的历史解释来回摆荡过好几次。然而，几乎所有历史学者的结论都认为这是一场失败。在1865到1875年间，大多数作者的观点认为前邦联人士都是叛国贼，约翰逊则是叛徒的同党，他们威胁着要破坏联邦的宪政成就。但到了1870和1880年代，许多作者认为，约翰逊和他的盟友并非叛国贼，只是在否决宪法第十四号修正案，为激进重建铺路这一点上犯了大错。

而在黑人学者之中，重建期间在西维吉尼亚长大成人的布克·华盛顿认为：“重建时期对于种族民主的试验失败，是因为最初的目的就错了：强调政治手段和民权法，却忽略经济方法与自决权。”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是集中全力为黑人社群做好经济基础建设。

在大众文学方面，汤玛士·狄克森(Thomas Dixon)的两部小说《同族人》(The Clansman)和《美洲豹的斑点：一段白人负担的传奇故事，1865-1900》(The Leopard's Spots: A Romance of the White Man's Burden - 1865-1900)，将白人对抗北方人与黑人压迫的故事浪漫化，并且赞美三K党人维持治安的作为。其他作者也将奴隶制的恩慈，以及内战前南方农场的美好生活予以浪漫化。这些情感透过D·W·葛里菲斯(D.W. Griffth)执导，1915年出品的反共和党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而在大屏幕上展现。

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为基础的唐宁学派(Dunning School)学者，也基于不同的理由而将重建分析为一场失败(至少从1866年开始就已经失败)。他们宣称，重建从合格的白人身上剥夺自由权和基本权利，而后转手给受到腐败的提包客和南方共和党人操纵的不合格黑人。一位历史学者叙述：“重建是两个极端之间的战争：民主党作为将绝大多数白人包含在内的团体，象征著正派政府和种族优越论；而他们的对手共和党、黑人、外来提包客和变节投靠共和党的南方无赖，则象征著不诚实的政府和格格不入的理想。这些历史学者实际上就是以白人对抗黑人的观点著述的。”

到了1930年代，“修正主义”在学界极为盛行。师事查尔斯·毕尔德(Charles A. Beard)的修正主义者们聚焦于经济因素，对政治问题和宪法争议轻描淡写。他们认为，激进派的平等权利辞令，多半只是掩饰重建的实际支持者们背后真实动机的烟幕。霍华德·毕尔(Howard Beale)尽管承认史蒂文斯和桑诺等少数人是全然的理想主义者，但在他看来，重建在根本上还是东北部金融家、铁路建造者和实业家的全胜之局，他们利用共和党控制国家政权，以实现自私自利的经济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延长战时居高不下的保护关税(protective tariff)，新建全国性的银行网络，并确保一种“健全的”货币。为了如其所愿，商业阶级必须移除过去占主导地位，由南方农场主和中西部农民组成的农村阶级；他们也借由展开重建，让南方落入共和党控制，并透过将其政见推销给包装在北方爱国主义或血衣煽动(bloody shirt)等强力吸票包裹里的选民，实现这些目标。历史学者威廉·赫塞汀(William Hesseltine)则补上东北部商人力图控制南方经济，并且透过铁路所有权实现控制的论点。然而，毕尔的观点被1950和1960年代的历史学者逐一驳斥；他们证明北方的商人们对于货币政策及关税政策意见分歧，也几乎不去注意重建的议题。

1960年代，新废奴主义(neoabolitionist)历史学者兴起，以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肯尼斯·史坦普(Kenneth Stampp)、艾瑞克·方纳(Eric Foner)为佼佼者。他们热烈支持民权运动，否定唐宁学派，并且极力赞扬激进重建的许多措施。方纳是此一观点最重要的提倡者，他主张重建从未真正完成，因此必须在二十世纪后半展开二度重建，以彻底实现非裔美国人的完全平等。新废奴主义史家追随修正主义者，极力低估共和党州政府所造成的贪腐和浪费，认为这些根本比不上特威德老大(Boss Tweed)一伙在纽约市的贪赃枉法。 他们进而强调，对于自由人的恶劣待遇是更丢脸的丑闻，也是美国共和理想的严重堕落。他们认为重建的真正悲剧，并不是败在黑人无能参与政治，而是败在这一时期赋予的公民权和平等地位，不过是短暂而稍纵即逝的理想。这些权利自1880年代开始又在南方被逐步取消，直到1964年，才被有时称作“二度重建”的民权运动恢复。

妮娜·西柏(Nina Silber)、大卫·布莱特(David Blight)、赛西莉雅·奥莱里(Cecelia O'Leary)、劳拉·爱德华兹(Laura Edwards)、李安·怀兹(LeeAnn Whites)以及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J. Blum)等人近年来的作品，促进了对种族、宗教与性别议题更多的重视，同时将重建的“结束”向后推到十九世纪末。查尔斯·雷根·威尔森(Charles Regan Wilson)、甘尼斯·佛斯特(Gaines Foster)、W·史考特·普尔(W. Scott Poole)等人的论文，则为南方人的败局命定论(lost cause)提供了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