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虚无主义作为19世纪中后期影响较大的一种激进思潮，一度以革命和进步的面貌著称于世，在俄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作为曾经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发端于西方的否定性思潮并不陌生，甚至一度是这种思潮的拥护者和鼓吹者。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多年的牢狱生活及社会上虚无主义的盛行使作家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思潮。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创作该小说的念头，是俄罗斯1869年发生的涅恰耶夫案件引发的。涅恰耶夫是1869年彼得堡学潮的积极分子，但他信奉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他从事的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暗杀和无情的破坏；他自封中央领导人，他的组织“人民惩治会”也没有任何纲领，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无视任何道德标准的嗜血的恐怖集团首领。1869年12月2日，涅恰耶夫率同人民惩治会的成员，将不愿服从他并打算退出该恐怖组织的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伊万诺夫暗杀，弃尸于校园池塘之中。这一恐怖事件顿时传遍整个欧洲，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愤怒谴责：涅恰耶夫等无政府主义者已“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涅恰耶夫事件发生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旅居德累斯顿。他密切地关注西方报刊和俄国报刊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由此萌发了创作《群魔》的灵感，并在事件发生不久之后的次年2月拟定了提纲，将涅恰耶夫谋杀伊万诺夫这一情节作为全书的高潮。

这一事实表明，刺激作家去写该小说的直接动因不是他对俄国虚无主义或革命运动的反感，而是对于恐怖主义谋杀现象的愤慨。

激发写作此书灵感的涅恰耶夫事件并不是革命事件，更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件，而仅仅是一场血腥的恐怖刑事案件；小说并不是史书，它的任务不是记述真人真事，而是塑造典型人物。

斯捷潘这一人物的原型是季莫费伊·格拉诺夫斯基，此人向往西欧，学识渊博，在大学教书期间，他竭尽全力宣扬西方的种种优势，并贬低了本国制度的种种弊端。他言辞激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反响。正如文中所描述的斯捷潘一样崇尚西欧：“‘我’说的仍旧是那个欧洲，仍旧是那些德国人，他们当了我们两百年的老师。再说‘我们’俄罗斯乃是个大误会，这误会单靠‘我们’自己，没有德国人帮忙，自己又不劳动，是解决不了的！”“斯塔夫罗金的原型是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维尔霍文斯基其原型是涅恰耶夫事件的主犯涅恰耶夫，他像涅恰耶夫一样是一个嗜血狂魔者，实施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与暗杀行为后，彼得逃往国外。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群魔父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一位聪明过人、才华盖世的人物，他是虚无主义的恶魔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的培育者和缔造者，而斯塔夫罗金又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崇拜的人，同时他还用两种不同的思想俘虏了沙托夫和基里洛夫。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一名历史学教授，西欧派的社会活动家，他性格有些古怪，时常进行所谓的思考，比如思考国家大事，并且他以他思考这一行为而深感自豪，或者说不思考会陷入苦恼的境地。这些是他从幼年养成的习惯，因为作为19世纪40年代的老爷他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并觉得自己完全具有这些美好的品质。他喜欢“被贬者”的地位。他习惯做出重复的事情，可是这样会更显现出他的天真和无邪。虽然他并没有发表过什么或者出版过什么刊物，但他确实有些才华。

斯捷潘基本丧失了他们所应承担的家庭责任的能力，因而家庭常常伴随着四分五裂，而儿子也不再视父亲为权威，而是对父亲厌恶、嘲笑与敌视，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父与子关系。

斯捷潘是阴谋活动家彼得的父亲，又是斯塔夫罗金精神上的导师。他崇尚西欧派，竟说出了要为了人类幸福，必须把俄国人像消灭害虫一样消灭干净。“没有英国人，人类还能活得下去，没有德国人也行，没有俄国人更不在话下，没有科学也行，没有面包也行，只有没有美绝对不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无事可干了！”

当秘密团体聚会以后，斯捷潘的住宅遭到了省长面前的红人卢布姆的搜查，他一改以往的作风，主动找到省长家去，想要追根究底一番。没想到竟然遭到了省长的揶揄，其意在表明，省里的动乱是来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自由思想的传播，自由主义导致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在政治上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

演讲失败以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即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走上大路，并且一直走下去，显然这里有某种有关他个人尊严和令他神往的东西。

斯捷潘搭上了当地人的马车，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活。期间，他结识了卖福音书的年轻寡妇索菲亚。但不幸的是，他得了风寒，甚至有些神志不清。在弥留之际，他开始审视自己的一生，让圣经推销员给他念《路加福音》并进行忏悔。“‘我’的朋友们”他说，“上帝之所以于我们是必需的，因为他是唯一可以让大家永远去爱的人。”“‘我’的灵魂不死之所以必需，因为上帝不愿做不公正的事，也不愿意完全扑灭在‘我’心中一度燃起的对他的爱。还能有什么比爱更宝贵呢？爱高于存在，爱是存在之母，而存在怎能不向爱倾斜呢？假如‘我’曾经爱过他，并对‘我’的这种爱感到欢喜——那他怎能把‘我’和‘我’心中的欢喜一齐扑灭，并把‘我们’变成零呢？如果有上帝，‘我’的灵魂就是不死的，这就是‘我’的信条。”

斯捷潘最后选择漂泊，漫游大地，在民间传播福音书，回归基督教信仰的道路，事实上也完成了他对自我的救赎，对他早期犯下的错误进行了清算。因为，毕竟转向本国人民和民族，才能克服由西欧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彼得·维尔霍文斯基

群魔子辈——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他是群魔中真正的恶魔，对阴谋与权力有着病态的渴望，但幸好还不是力量最强大的。他一生下来就被抛弃，他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所以他只能拼命地依附于他的主人斯塔夫罗金，但他又并不真正忠实于斯塔夫罗金。维尔霍文斯基有时候聪明，他知道怎样利用斯塔夫罗金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人身上体现的只有可笑与滑稽，他自以为能控制斯塔夫罗金，目的不能得逞又非常嫉恨他。而在逼迫基里洛夫自杀的那个场面，维尔霍文斯基更像一个丑角。维尔霍文斯基的毁灭是必然，而且也不值得一提。

他是一个最不知悔改的人。他总是领导斯塔夫罗金，成为斯塔夫罗金各种罪行的主犯（丽莎的逃走、列比亚德金兄妹被杀等）。正是彼得“收买”了基里洛夫的灵魂和意志，寄给他钱且让自杀成了他的义务。

作为群魔子辈代表的彼得·维尔霍文斯基的虚无已经实施在行动上，并且已经到了无可附加的地步。“这些魔鬼附体的维尔霍文斯基们在俄国革命中有很多，他们到处吸引加入魔鬼活动，他们用谎言渗透俄罗斯人民”。

他27岁左右，比中等个头略高，留着一头相当长的、稀稀落落的浅色头发，蓄着乱蓬蓬的、依稀可辨的唇髭和络腮胡子。穿得很整洁，甚至很时髦，但并不讲究；这人看似驼背，甚至还很潇洒。似乎像个怪人，但是后来大家发现他的举止和风度非常得体，谈话也是有板有眼，很对路。他的脑袋越往后越长，仿佛从两侧给压扁了似的，因此他显得尖嘴猴腮。他的脑门高而窄，但是面容猥琐；目光锐利，鼻子小而尖，嘴唇长而薄。面部有病容，但是这不过看上去好像是这样。他的脸庞和靠近颧骨的地方有一道干枯的皱纹，这就使他具有一种似乎大病初愈的模样。其实他很健康，很强壮，甚至于从来没有生过病。

他总是急匆匆的，说话很匆忙，但同时又十分自信，而且思路清晰，滔滔不绝，开始会喜欢，但后来就会觉得讨厌。做事很匆忙，但却又没有什么事要办，他很自满，但自己又丝毫没有意识到。

作为斯捷潘的亲生之子，父子多年后的重逢并非感人场景，而是维尔霍文斯基对其父亲的厌恶与不屑。与对父亲的态度相反，一来到省城，彼得便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在他刚到该城的头四天，几乎刹那间就跟全城的人认识了。在省长那里，他也受到了极好的接待，他立刻取得了似乎他是省长的亲朋好友或者备受省长器重的年轻人的地位。还在瑞士时，他就和省长夫人认识了，并以侨居国外的革命者而闻名。据传，他似乎在什么地方作过悔过，得到了宽恕，他还检举了其他几个人，这样一来，也许已经将功折罪，并保证以后也一定做个有益于祖国的人。并提到那位大作家，即卡尔马津诺夫对他也十分赏识，立刻请他到家里做客。

维尔霍文斯基心目中还有另一个准备攻讦的受难者。他心目中想要攻讦的受苦受难者，为数不少，而且后来也果真成了他的受难者；但是他对这个人却有着特别的打算，这就是新上任的省长冯·连布克。尤其表现在他对省长的态度上，维尔霍文斯基未经通报就闯进了书房，因为他是主人的好友和自家人。先是对省长的不尊，接着便向省长造谣，说省里的传单是沙托夫所为，并提供了一系列的“罪证”。并劝导省长，将沙托夫交由自己处理，时间期限仅为六天，省长也答应了彼得的要求。事实上，他早在密谋除掉沙托夫，不是因为其散发传单，也不是后来去告密，而仅仅因为在国外时沙托夫向他脸上吐吐沫，这不禁让人感慨虚无的势力和人性的丧失。

维尔霍文斯基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希望建立一个秘密组织，即五人小组，而且有一套理论方针的指导：一是封官许愿，二是悲天悯人，三是羞于有自己的见解，也是最主要的力量。维尔霍文斯基的理论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土匪行为和盲动主义的理论”。

维尔霍文斯基则提出“砍掉一亿人的脑袋”的计划，有人同意，有人质疑，甚至有人随大流的表示同意。“维尔霍文斯基改革的主要手段是暴力，他一直试图完全控制由他密谋与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群魔偶像——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他已经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认为从极善和极恶中会得到相同的体验，于是他破坏周围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从斯塔夫罗金性格的模糊与神秘，可以看到1924年第一位印刷工作人员斯别什涅夫的影子，斯别什涅夫的冷漠与怀疑论，英俊与力量，对所有人产生的魔力，所有秘密光环——这一切都是斯塔夫罗金形象的构成元素”。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一名美男子。他的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偶像的气质，“他和多余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又不完全相同，他觉得极善和极恶并没有什么差别，于是陷入了另一种极端”。

他长得十分秀气，年龄大约25岁上下。他是绅士中最风度翩翩的绅士，他穿着非常考究，举止文雅，就像一位已经习惯于最风流倜傥、最端庄文雅的先生所能表现出来的最文雅的举止那样。全城人也无不感到诧异，当然，全城上下都已经风闻斯塔夫罗金先生在那边的所有举动，甚至连各种内情他们也知道，真叫人难以想象。城里的所有女士都被他迷住了。她们截然分成两派——一派人将他视为偶像，另一派人则对他深恶痛疾，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但是两派人都对他着迷。一些人着迷的是他心里可能有非常不幸的秘密，另一些人则十分欣赏他是个罪犯。后来还发现，他的文化程度很高；甚至还颇有学识；但是他对当前迫切的、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最可贵的是他能明辨是非。

可是斯塔夫罗金整个人的外貌虽然是亮色调的，却给人极其不舒服的感觉。人们评价他的脸像面具。“《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先是精神死去，没有了灵魂之后才是肉身的死去。他不害怕肉体的死亡，因为为了战胜恐惧他可能杀死自己”。

然而，外貌上的美并不能拯救其内心的堕落。因为这位偶像竟然做出了两三件让人理解不了的无耻行为，恶劣透顶，违反常规。先是在俱乐部里，出人意料的捏加甘诺夫的鼻子，又拖着他走了两圈；接着邀请自由派利普京的妻子跳舞，并吻了三次；三是竟然咬了前省长的耳朵。省里的人一时对他又厌恶又害怕，后来又说他患上了酒狂症，便不了了之了。国外游学三年后归来，作者又描述了他的外貌，表面上看，他跟四年前一模一样，同样优雅，同样傲气，他进来时也跟上次一样显得煞有介事，甚至于还几乎同样年轻。只是面具感减弱了许多。或许是脸变苍白了些，或许是闪现了某些新思想的光芒。在他心中，作恶与行善毫无差异，内心已完全达到了虚无。

他面对沙托夫的殴打而不还手，娶跛脚女人为妻，和加甘诺夫决斗而向天空开枪。正如沙托夫所说的那样，他这是在邀功请赏。以此表达自己的高傲并且折磨别人。又如当马夫里基去找他，并要把丽莎拱手相让时，他的嘴上闪露出一丝高傲又胜利的微笑，同时又流露出某种隐隐约约的，难以置信的惊愕。“斯塔夫罗金的躯体只是一具空壳，他的灵魂早已到了无限的远方。我们只能通过他的已经死亡的自我——彼得、基里洛夫和沙托夫的幻象来探寻他走过的路。对于这三个人而言，他都扮演过导师或上帝的角色”。

首先，把斯塔夫罗金当成偶像的，当然是阴谋家彼得。彼得把斯塔夫罗金奉若神明。关于丽莎的计划，他就说过，不管什么事，随便干什么，都听从他的调遣。可是连斯塔夫罗金自己都不甚了解其中原因：“为什么大家执意把旗帜塞给我，必须我举起来呢？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也相信，我能够举起他们的旗帜，起码有人向我转告了他说的这句话。他认定我能够为他们起到斯捷潘·拉辛的作用，因为我有从事犯罪的非凡的才能——这也是他的原话。”

彼得声称斯塔夫罗金是头，是力量，而自己在一旁摇旗呐喊，只不过是他的秘书。他又坦言：“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我喜欢美。难道虚无主义者就不能喜欢美吗？啊，可是我喜欢偶像！您就是我的偶像。您不侮辱任何人，可是别人却恨您；您平等待人，可是大家都怕您。谁也不敢走近来动一动您的肩膀。您是一个可怕的贵族。一个主张民主的贵族是有魅力的。不管是自我牺牲，还是让他人牺牲，对您来说都不算一回事。您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除了您之外，我不需要任何人。您是首领，您是太阳，我只不过是您的小爬虫。”

就因以上种种真诚的感人肺腑的陈述，斯塔夫罗金被彼得当成了阴谋的首领，一个神秘组织的领导者。其次，是人神崇拜者之基里洛夫。基里洛夫是一位工程师，文中对他着笔并不多，但是却令人印象深刻。斯塔夫罗金在基里洛夫的一生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基里洛夫是他的创造物。他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他就是上帝。

他的这种彻头彻尾的无信仰导致他走向了虚无主义的极端。“谁能教会人们懂得人人都是好的，谁就会消灭这个世界。”“那个教导过人们的人，被盯上了十字架。”“他会再来的，他的名字叫人神。”“神人？”“人神，区别就在这里。”

基里洛夫道出了自己追逐的人神论的观点，认为人如果能摆脱恐惧自杀就能成为上帝。对于基里洛夫这一形象，陀氏做出了解释：“有人评价说，基里洛夫这一形象很模糊。我应当告诉你们有关马利科夫的情况。”

“马利科夫是一位虚无主义者，他对人的神性的信仰建立在被共同视为一个单独群体的人类生命物之统一观之上。”

可怜的虚无主义者基里洛夫内心善良淳朴，他在世间把一切都看成美好的事物，他坚持自己的理论，何时死亡他根本不在乎，但却被彼得利用，间接参加了彼得制造的一系列恐怖活动，这一切只是因为基里洛夫坚信他的偶像斯塔夫罗金曾经灌输给他的无神论观点。

再次，是神人崇拜者之沙托夫。沙托夫由无神论者转而笃信宗教，是一个弥赛亚主义者。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国人固有的观念里认为救世主会降临，这种观念和共产主义紧密联系。”

在沙托夫的世界里，斯塔夫罗金也起过精神导师的作用，他曾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俄罗斯人一定有自己的信仰，只要这个人成了无神论者，他就立刻不是俄罗斯人了。他坚信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并把民族提高到了神的地位。沙托夫虔诚地信仰本民族和本宗教，摒弃了早期的无神论观点。沙托夫性格耿直倔强，与他的亲生妹妹——温顺的达莎截然不同，他看不惯斯塔夫罗金对瘸腿女人的做法，因此不惜对他崇拜不已的精神导师斯塔夫罗金打了一记耳光，但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弱点，当他得知彼得及其小组成员欺骗他，不肯放过他以后，他依然毫不畏惧，直至小组成员相信彼得所言——沙托夫会去告密，一起密谋将其杀害。沙托夫如同基里洛夫一样，相信斯塔夫罗金曾经灌输给他的信仰，成为了彼得用血的力量将其小组成员凝聚起来的祭品。除此之外，其他人也是对斯塔夫罗金崇拜倍加。省长夫人尤利娅对斯塔夫罗金的敬重到了迷信的程度，他在她的想象中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是一个谜一样浪漫的人物，而且比过去的任何时候更神秘、更浪漫。列比亚德金大尉直呼斯塔夫罗金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有很重要的影响。只有他一个人才能给我以忠告和光明。

瓦尔瓦拉

群魔的帮凶瓦尔瓦拉：瓦尔瓦拉一直与自己的朋友斯捷潘处于最微妙的关系中，可以说，她一生都在庇护自己的朋友。她是一位正统的妇女，是一位赞助文学事业的女性，她的所作所为仅出于高尚的考虑。这位朝廷命妇对她的穷朋友的长达二十年的影响至为巨大，他们二人竟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友谊：两位朋友恨不得把对方给吃了，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可是彼此却又分不开。

列比亚德金娜

群魔的受难者列比亚德金娜：列比亚德金娜像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一直引起大家的好奇，她30岁上下，面黄肌瘦，病恹恹的，穿着一件深色的旧的印花连衣裙，长长的脖子上没有围任何东西，稀疏的深色头发在脑后綄了个髻，只有两岁孩子的拳头那么大，在她那又窄又高的前额上，尽管抹了粉，还是相当分明的呈现出三道长长的皱纹。但在她那文静的、几乎是欢乐的目光中映射出一种耽于幻想的、真诚的光。她终日受到其兄长的毒打，却表示很快活。

她几乎每天都要发作一次精神病，使她丧失记忆，因此每次发病以后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忘了，甚至还常常把时间弄错。这样一位身心受到折磨的残疾女性，当有人问她圣母是什么时，她却能答出圣母是伟大的母亲，是人类的希望，欢乐也就在于此，而人也就再也不会有任何悲伤了。列比亚德金娜无论是对一直毒打自己的哥哥或是心理畸形的斯塔夫罗金，她都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忍耐与宽容。

列比亚德金娜是斯塔夫罗金名义上的妻子。其实连基里洛夫心里都清楚的很，这是一个活腻了的人的新作，目的是想看看到底能把一个发疯的残疾女人折磨到什么地步。

丽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

群魔的牺牲者丽莎维塔：丽莎维塔出身于上流社会，又有惊人的美貌，但美貌其中又透露些许病态。乍一看，她给人突出的印象就是她那病态的、神经质的、不断的躁动和不安。她很高很瘦，但是她的面部似乎不太协调：她的眼睛长得有点斜，跟卡尔梅克人一样；她面色苍白，颧骨很高，皮肤黝黑，脸蛋瘦瘦的；可是不知何种缘故这种面向有种让人流连的成分。她那深色的眼睛似乎在燃烧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震慑人的威力；她的眼神似乎在诉说想要成为胜利者。她的样子看上去很骄傲，有时甚至显得桀骜不驯。除了外貌上的与众不同，她还想有所作为。她主动请求沙托夫做她的助手，因为她想为共同事业做贡献，她想出版书籍，但是被沙托夫拒绝了。早在国外期间，她便和斯塔夫罗金有“某种关系”，并且产生了不悦，起因于她的固执和爱冷嘲热讽的性格。丽莎维塔的整个身心都围绕于斯塔夫罗金，面对斯塔夫罗金与列比亚德金娜的“绯闻”，她选择了另一种表现方式——高傲。

基里洛夫

基里洛夫，工程师，信奉所谓的“人神”思想，将自杀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成为“人神”的必经之路。他认为，世人热爱生活是一种骗局，只有敢于自杀者才能识破这一骗局；谁能战胜痛苦和恐怖，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就能成为新人，成为上帝。一方面由于恐怖组织头子的诱迫，同时也出于他本人的自愿，他承诺为恐怖组织的杀人勾当承担罪责。

《群魔》主题思想：信仰对于人生的意义

《群魔》中所描绘的恐怖分子，他们有的是政府公务员，有的是退伍军官，有的是大学生，有的还只是中学生。他们之所以会走火入魔，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是由于他们接受了恐怖组织头目蛊惑人心的宣传。

《群魔》中的主要人物是大大小小的魔鬼和魔鬼附身者，魔鬼的培育者、庇护者和牺牲者，这些魔鬼是一些打着社会主义和“国际”幌子的恐怖分子，是一群丧尽天良的杀人狂。他们使用伪钞，互相欺骗，在散发的传单中呼唤人们“关闭教堂，消灭上帝，破坏婚姻，废除继承权，拿起大刀。”他们的首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自称是在国外建立的某个“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恐怖主义者的逃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一个丧尽天良、恬不知耻的阴谋家，自私自利的野心家和恶魔。这个政治骗子因为沙托夫在日内瓦曾经往他脸上阵过唾沫而对他耿耿于怀，他不能容忍别人违背自己，早就想除掉自己的眼中钉，他采取的是挑拨离间、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阴谋伎俩和恐怖手段来对付自己的革命同志，但他打着解放运动的崇高旗帜。他认为人可以毫不留情和不择手段地摧毁旧秩序。他的新秩序，正如这个小组的智囊希加廖夫所说的就是，“关闭教堂、消灭上帝、破坏婚姻、废除继承权，拿起大刀” 。

为了统治世界，就必须毁灭一切，不惜砍掉一亿人的脑袋，掌权之后，要极力降低整个社会的教育、科学和才能水平。实现奴隶式的平等，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对于才智高的精英分子，要予以驱逐或处以死刑，因为这些人不甘心于当奴隶。按照希加廖夫的说法，就是要割去“西塞罗的的舌头，挖掉哥白尼的眼睛，用乱石砸死莎士比亚。”并要不断的制造恐怖气氛，让人们互相猜疑，互相残杀，从而确保他们的独裁统治。

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想告诉人们，不要迷信革命，在革命的崇高理想背后隐藏着罪恶的、不可告人的阴谋。专制和无政府主义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革命是一种无意识的宗教，而专制也是一种宗教——专制在政治中死去，会在宗教中复活。

现代人神的毁灭

作品中的基里洛夫是一位哲学家式的建筑工程师，他毕生追求的理想就是没有上帝。基里洛夫的思想不过是巴枯宁主义的俄国表达，巴枯宁曾经认为：如果上帝存在，人就是奴隶；但人类能够自由、也必然会自由，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上帝，人就会变成上帝的奴隶，因此也就会成为宗教和政府的奴隶。伏尔泰的话“即使没有上帝，我们也要造出一个来”，被巴枯宁倒了过来，置换成“假如有上帝，也要把他毁坏掉。” 同样基里洛夫认为：“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上帝，这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历史。”基里洛夫的独特的推论是这样的：“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一切意志就都是上帝的意志。‘我’则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的意志就都是‘我自己’的意志，‘我’必须表达自己的意志，”他可以为所欲为。既然没有上帝，就无所谓道德，那么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基里洛夫必须通过自杀实现自己“意志的最高点”，来证明自己就是上帝。另外基里洛夫通过自杀还想要证明自身的莱警不驯和“新的可怕的自由”，他的神性的标志就是能为所欲为。这就是他可以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用来表现他的桀骜不训和他新的可怕的自由的一切。尽管古往今来曾经有很多人自杀，但他认为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自杀的人却只有他一个人。他选择自杀，而不是去杀死别人，因为他认为杀死另一个人只是自己意志的最低的点。而自己却是追求生命意志中最高的点。因为他相信没有上帝，他就迫不得已地当上了“上帝”，他认为自己是不幸的，因为作为“上帝”，他必须表达自己的意志。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因为他们都害怕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样他们只能靠愚弄和谎言而存在。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上帝，而自己却可以用自杀来证明自己就是“上帝”。

基里洛夫终于开枪自杀，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完成了他“无神论”或“人神”道路的探索。这个自己以为可以拿起一根杠杆把地球支起来的人最终走向了毁灭。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告诉人们的是，人不能成为上帝，有限有罪的人不能取代神圣，取消了神圣，人成为“神”，也就毁灭了人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俄罗斯人民是在根本上富有宗教性的人民，对于这种人民，理性派的文明是灵魂上的致命伤。

道德虚无主义者的毁灭

《群魔》被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及其追随者们的恐怖主义政治和虚无主义哲学的攻击，追随者中的许多妇女声称和他们的领袖有染。陀思妥耶夫斯基熟知涅恰耶夫的一些生活事件，作者将这个真实的革命者的性格分裂给了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将“滑稽、阴险”的一面分给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将恶魔纵欲的一面分给了斯塔夫罗金。每次革命的失败，随着都有一次精神的抑闷和失望，这常会表现为宗教与道德的颠倒混乱，道德的颓废和社会制度的崩溃，使人看不到希望，精神的孤独与失望表现常伴随着大学生的自杀，同时也表现为一种虚无主义，主张人漠视政治，毫无限制的满足个人的快乐和欲望。他们觉得人生要有什么理论，被什么主张管束着，注意什么上帝的问题，良心的限制等，都是废话。酗酒和纵欲都不是可耻的，世界上无所谓罪恶。爱喝酒，爱女色，都是男性的、也是自然的本能，不能说是错误的，既然没有上帝，也就无所谓道德，那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斯塔夫罗金诱奸一个年仅10岁的幼女，仅仅是他认为从审美的观点来看，他“不知道一桩禽兽般的淫乱行为，跟任何一件丰功伟绩，甚至是为人类献身的行动，有什么区别？”他认为他真的“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中发现了相同的美，尝到了同样的快感。”他挑战人之常情，跟一个可怜的、愚钝而贫穷的跋女人结婚，为的是体验跟咬省长耳朵时一样的一种快感。他不道德地和好朋沙托夫的妻子拼居，在她怀孕后抛弃了她。他并不爱钟情于他的丽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但还是在她去找他的时候糟蹋了她。

对于这样一个恶魔，没有对错，也无所谓道德。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上帝。斯塔夫罗金挑衅上帝的形式是强奸幼女玛特廖莎，勾引沙托夫的妻子，使其堕落，他干事业的形式是允许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下令杀死自己的合法妻子列比亚德金娜，同时得到丽莎维塔，并且毁掉她。最后这些女人都看穿了这个邪恶的魔鬼，最终从对他的迷恋中解放了出来。那些钟情于他的女性，最终对他产生了憎恶。沙托夫的妻子称他是“恶棍”，列比亚德金娜说她的公爵是一个“整脚的演员”、“虚伪的沙皇”、“冒牌货”，丽莎维塔称他是需要护士的阳痪男人。她看出他“心中藏着可怕、肮脏而又血腥的东西”。他是一个将个人自由建立在剥夺他人自由之上的病人，他最终走向性无能和自杀。

斯塔夫罗金对自己无法理解的意志和崇高、自命不凡的形而上学的信念，都被他的妻子列比亚德金娜粉碎了。通过四位对斯塔夫罗金觉醒但最终死去的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步深入地刻画了斯塔夫罗金的毁灭过程。丽莎维塔最后打碎了斯塔夫罗金这一偶像，她是采取了女性主义式的反抗。她主动离开了斯塔夫罗金，首先抛弃了他。她用一个钟头打碎了自己一生的幻象，彻底看清了她为之倾倒的偶像，“‘我’已经拿‘我’的一生换了一个钟头，现在‘我’很平静。”她已经不再爱他了，她爱的是斯塔夫罗金心灵里的一种“可怕的、肮脏的和血腥的东西”，但现在已经没有了。使他改变的是沙托夫的一记耳光，列比亚德金娜的反抗，更重要的是他对玛特廖莎处女之血感到的情欲和耻辱的浓缩。吉洪称这是斯塔夫罗金犯下的最深重的罪孽，因为当他强奸了年仅10岁的幼女并使她怀孕时，当他要抛弃她时，她向他挥舞着细小的拳头，斯塔夫罗金一开始觉得好笑，但马上他感到一种极大地恐惧，他从玛特廖莎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彻底的绝望，他感觉到在这种绝望里，“她杀死了上帝”。这种强烈的震撼始终印在斯塔夫罗金的头脑中，使他终生感到惧怕和震惊，这个恶魔的良心一直受到谴责和折磨。

这个无所惧怕心灵相信的意志最终在道德里面被撞得粉碎，这导致了斯塔夫罗金最终走向毁灭，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所崇尚的流血革命与斯塔夫罗金的虚无主义哲学摧残女性的身体一样，最终会遭遇彻底的失败。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流放之后，对进步革命的否定性思考。他不再相信暴力能够拯救俄罗斯，他同时既反对革命，也反对虚无主义，而最终把信仰投向了民众与民众所信仰的东正教。

《群魔》作为一种个体言说，实际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自己灵魂的拷问，他从一个革命主义的信仰者转变成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这与他个人的从谢苗诺夫刑场上在最后一刻突然由死刑改为流放有关，在那里他体会了痛苦，使他变成一个信仰者，他不再相信革命会给人类带来进步，所有这些思想的冲突都始于他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基里洛夫不过是皈依之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沙托夫就是皈依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也不过是以文学的形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从前所信奉的革命理念的一种自我批判。同时也是对在当时与自己持同样理念的别林斯基和巴枯宁等人的批判。

无意识行为描写

《群魔》中一共出现16次无意识行为描写。作品中的第一种意识行为是梦。《群魔》中，思想世界越复杂，精神世界矛盾越深的人物越易出现无意识行为。在作品中，尼古拉作为主人公推动着情节的变化，《群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本质上都是斯塔夫罗金各种思想的人形代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性格揭示了斯塔夫罗金性格的渊源，而彼得·斯捷潘洛维奇、基里洛夫、沙托夫都是斯塔夫罗金某些特定时期的思想代表，是主人公人格精神的补充。所有人物都是为表现斯塔夫罗金思想世界服务的。

无意识行为的出现往往预示着一场大灾难、大变故的出现。无意识行为描写与人物、情节的关系紧密。无意识行为多出现在性格、思想复杂的人物身上，而这种人物对情节的开展、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词语意象

犬儒主义：《群魔》中译本的脚注对“犬儒主义”做了定义：“犬儒主义在俄语中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哲学中的犬儒学派，而是指公开蔑视道德、伦理和其他行为规范。”这对人物古怪的人格特性做了非常清楚的界定，有助于理解同类人物的来源及其精神谱系。

《群魔》刻画的犬儒主义者——斯塔夫罗金。《群魔》的主人公斯塔夫罗金既渴求卑劣的体验又充满自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他宗教上自相矛盾的关键。

从叙述方式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部小说结束之前除了叙述或转述斯塔夫罗金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以外，极少言及主人公内在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以及他种种不可理喻的行为的动机，因而给这个人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直至小说结尾，通过他给达里娅的那封长信，作家才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崩溃和肉体的毁灭给予了解释。

现代犬儒主义者，其一系列行为显示的“反人类”（misanthropy）倾向，自有其深刻的哲学背景。“在一个反省的时代，那些真正已经过去的事物却仍然似乎在延续，但实际上，它只是行尸走肉，人们生活在信仰的缺无之中。抛弃信仰及强迫自己去信仰是共同属于这个时代的。无神论者可以看似信仰者，而信仰者又看似无神论者；这两者都立于相同的辩证之中。”

可以说，人物的反叛和孤立反映时代深刻的思想局限，而人物的结局是“基于自我意志选择的必然毁灭的逻辑”，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归顺，自绝于人类，怀抱着对这种自我选择的清醒认识，达到肉体上的自我弃绝，“把自己像个等而下之的虫豸一样从地球上消灭掉。”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个传统的信仰层次观照现代犬儒主义者典型，刻画其内在的人格及自我毁灭的悲剧，既展示其人格变态和自我异化，同时也揭示其痛苦和慢性忧郁症的根源。因此，斯塔夫罗金的高傲和消沉，如果只是局限于世俗层面的动机论解释，势必会大大削弱这个人物的力量。

《群魔》中退隐的吉洪主教用不乏亲密的态度对“大罪人”另眼相看，上校也是在非世俗的层次上确认自己和法国大夫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引荐给另一个人物教士。上校是这样描述绰号叫“小狗”的教士和法国大夫见面的场景：“‘我’觉得，‘小狗’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失去了平时那股锐气，讲起话来畏畏缩缩，不像他在布道坛上那样声若洪钟、斩钉截铁。平时他宣读《布里斯托年鉴》的天气预报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声色俱厉，咄咄逼人。”这些精心烘托的细节无非是用来表现人物是由于主角的精神力量而慑服于他，而这种小圈子的崇拜与慑服的关系正是“斯塔夫罗金故事”的一个特色。

这里蕴含着一个批判性视角，而非单纯描述罪恶和亵渎。《群魔》的吉洪主教对此说得很透彻，——“完全的无神论比世俗的淡漠要强”。这句话对于理解小说的主题很重要。

《群魔》通过斯塔夫罗金的故事展示了小说的“反社会、反人性和反宗教的个性对社会的挑战及其毁灭”的主题，它是通过对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追溯”，通过对那些追随者的“多声部”叙述，尤其是通过对“人的灵魂”独特性的剖析来展示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是他向别林斯基等人放出的一支冷箭。

——列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缔造者）

《群魔》揭开了一群激进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无耻的、极力向人们掩饰的秘密。

——帕慕克（土耳其当代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深刻地揭露了打着社会主义和“国际”幌子的恐怖分子。这些人之所以会走火入魔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是由于接受了恐怖组织蛊惑人心的宣传。

——陈训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1913年远在海外的高尔基卷入到俄国是否要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一场争论中。改编上演《群魔》的消息立即遭到了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的激烈反对。他在1913年9月、10月的《俄罗斯语言报》上接连发表 《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等文章，号召阻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公演。高尔基的理由是：第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折磨者和具有病态心理的人，他喜欢描写那些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从美学价值看，都“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得欣赏之处”，而且“这种畸形丑恶是会传染的，会向别人灌输对于生活对于人的憎恨”情绪。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剧目“是帮助昏昏欲睡的社会良心酣睡得更熟”。并且他以权威的姿态指出，“这种演出在美学上是有问题的、在社会作用上是绝对有害的，‘我’建议所有健康的人、所有懂得俄国生活必须健全化的人——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其次，高尔基还认为俄国思想界不能太多元，他说俄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我们需要仔细重新审定我们从一片混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全部东西，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有益的部分，舍弃无价值的、有害的部分，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折磨人的作品，把它们送进历史档案室，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健康的精神、勇敢、对于理性和意志创造力量的信念”。

高尔基的文章不但没能阻止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上演，反而更激起了俄国知识界对高尔基的反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批评是一回事，要求禁演又是一回事。最后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尼古拉·斯塔罗夫金》为名，把《群魔》作品中体现的一类失去理智、失去控制的“人性之恶”集中表达出来，借以影射那些陷入罪孽灵魂的所谓“革命者”，而且还大张旗鼓地为演出宣传造势，令高尔基既难堪又恼火。

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剧目的上演擦出的火花，实际上是知识界在1905年革命以后“高尔基左转”和“路标派右转”争论的延续。在1906年高尔基出国、1909年“路标派”集体“告别革命”以后，俄国又接二连三发生了革命党人兼做警察厅秘密线人刺杀谢尔盖大公的阿泽夫事件、谢列勃里亚科娃间谍案、刺杀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事件以及布尔什维克印伪钞、抢银行等多项恐怖事件，社会革命党的会议上，就有代表公开宣称：“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只有杀戮方能解救百姓”，恐怖主义甚至被正式列入党纲。1907年一年遭暗杀伤亡人数就达2500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路标派”转向文化保守主义以抵制“恶的世界”的警示产生了共鸣。人们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以前对于俄国激进主义造成的道德堕落的描述几乎全部应验了。

在上述事件中，这些主张“最高纲领主义”的“斯塔罗夫金们”不负责任的特质暴露无遗。尽管他们为恐怖主义的杀戮和不法行为制造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其中不乏道德败坏的投机行为。他们的追随者往往是那些“激情涌动的无业青年”，这些人渴望在乏味的平庸生活中追求刺激，但他们并非自己以身殉道的宗教圣徒，相反，他们是牺牲别人来献祭于自己所谓的理想。

但在这次禁演事件中最令高尔基尴尬的并不是“路标派”的批评，而是一批艺术家的抗议。当时俄国戏剧界的大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彼得堡艺术家贝努阿、丹钦科、库普林、安德烈耶夫等人在共同商议以后，合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对高尔基的答复。这些人都曾经是高尔基的好友，与别尔嘉耶夫等人不同的是他们是纯艺术圈子内的人，而且也没有卷入1907—1909年的那场有关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争论。他们认为，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上演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剧院是展示俄国艺术的舞台，并不是某一流派的私家班底。

这次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上演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在一个纯艺术的范围内讨论“小话题”，实际上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是1905年革命后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延续。而争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过去这些艺术家对所谓的1905年后的“高尔基现象”的讨论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小题大做”。他们感觉到了高尔基“转向”后的“狭隘”和“偏执”。他们发现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是片面的，高尔基“遗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心灵，以及他对世界狂热而热烈的爱”。高尔基一再强调要书写“大写的人”、“人是最骄傲的称呼”，如今却要担心没有他的指导，观众就会被一部小说所迷惑，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剧目“就会成为不健康的人”，就会传染自杀现象，这是对人的不信任。

更让他们反感的是，高尔基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作了整个俄国的意见和观点，而不允许其他不同声音的存在，这样的态度让他们颇感意外。1905年《10月17日宣言》颁布以后，俄国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的多元化局面逐渐展开，“公民社会的要素”已初见规模。多年来沙皇专制的新闻和文学管制已明显松弛，文化界对文学自由之类的话题格外敏感，尤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文化、干预艺术。

参与批评高尔基的人有很多也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但是对高尔基居高临下的、全称判断式的“左翼类型的书报检查”十分反感。1913年有评论家在《季度新闻》撰文指出：“高尔基的抗议并未在俄国思想界，哪怕是某个阶层中获得同情，这个阶层就其政治观而言反对《群魔》的某些倾向，但他们没有支持高尔基，使后者陷入孤立之境。”

当然高尔基也不是没有支持者，而赞成高尔基的，基本上是他的“左派同志”而不是文学圈中人。列宁也支持高尔基。左派评论家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文学问题》一文中为高尔基辩护，他说，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高尔基的动力是他们要反对无产阶级，“这是他们维护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仇恨高尔基的根本原因”。但这种令人反感的论战方式不但帮不了高尔基的忙，反而使作家更加孤立。

经过这场争论，高尔基从后来他在“不合时宜”时期又以共鸣的口气提到 《群魔》看，他的观点已有很大变化。1913年回国后的高尔基，激进革命情绪似乎在逐渐减退，而与知识群体的关系有所改善。那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的道德良知感又恢复起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ylovich Dostoyevsky，1821—1881）19世纪俄国作家。1821年11月11日出生于俄罗斯一军医家庭。1834年他进入莫斯科契尔马克寄宿中学，在那里与一生的至亲——兄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阅读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1844年10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可以自由阅读和写作的文人。

1845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第一部小说《穷人》。作品有：《二重人格》、《死屋手记》、《舅舅的梦》、《斯捷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所走过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即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开创心理叙事的鼻祖，但他绝对是发展心理和意识描写的一代宗师，其于身后影响巨大，西方的众多作家都将其奉为圭臬，以至于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可或多或少地发现陀氏的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来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归档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阙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影响，远远走出俄国以外。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营养，现代派作家则把他的作品奉为经典，而称他本人为他们的先驱和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