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翼城县文化部门将曲艺艺人组织起来，成为党的一支宣传队伍，从此琴书艺人有了社会地位，琴书文化获得了新生。

1958年，琴书主唱者张殿君和琴师李相玉等人和他们的琴书节目《看机器》，先后参加临汾地区和山西省曲艺调演，荣获一等奖，后被推荐赴京参加全国曲艺调演，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73年，翼城县为配合农田基本宣传建设，在原曲艺队基础上组建了一只新的曲艺宜传队，演员增至为十多人，将琴书说唱艺术改为分角色演唱。

1976年，翼城文艺宣传队选定以歌颂坚持农田基本建设的琴书节目《买铁牛》，又一次赴京参加了中国曲艺调演，并受到各界好评，翼城琴书这种不起眼的民间曲艺艺术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翼城也因此声誉大增。

1980年，翼城县曲艺宣传队排演的大型古装琴书剧《张古董借老婆》在平阳剧院连演40场，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之后，到各地巡演也极受欢迎，经常是一票难求。翼城琴书名声大振，同时催生了一个新剧种翼城琴剧的诞生。

翼城琴书的表演形式为说唱相间，以唱为主，采用翼城方音。早期只是一人敲击铰子自行伴奏表演，也曾有艺人自行击打扬琴或弹奏月琴伴奏说唱。后来出现了多人演出的方式，并加入小洋琴、三弦、四胡等乐器伴奏。民国初期，又增加了竹笛、板胡、二胡、小钹、八角鼓等乐器伴奏。再后来有了双人搭档和多人搭档的演出方式。其中，双人表演时，一人敲击八角鼓说唱，另一人弹月琴伴奏；多人表演时，一人持八角鼓或单扇钹主演，其他人分持不同乐器伴奏或参与“拆唱”。演出时，场地中间置一桌子，主演立于桌后，乐队分坐两旁。

翼城琴书的音乐唱腔，分为北路派和南路派。北路为翼城本地艺人形成的唱腔及演奏，南路大多为河南坠子艺人来翼城后改唱琴书所形成的唱腔和演奏，外乡风味明显。二者的唱腔结构均属于板式变化体，不同点在于北路曲目多取材于山西传统文化，以颂扬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南路曲目则以齐鲁文化和中原文化为主要内容。

翼城琴书唱腔种类包括钹儿腔和鼓儿腔，均属板牌混合体。“钹儿腔”因主演者在演出时手执单叶钹而得名，属板腔体，板式有慢板、二八板、花二八、紧二八、飞板等；“鼓儿腔”因主演者演出时手执八角鼓敲击伴奏而得名，属单曲体。“钹儿腔”和“鼓儿腔”可以两种腔共用于一个唱段之内。“鼓儿腔”一般只用一次，通常插入“钹儿腔”中使用。唱词格式以七字句为主，上下句体，下句押韵。

翼城琴书的语言主要以当地方言为蓝本，其腔调构成、旋律进行、节奏划分，都依据当地语言习惯，并大都是语言的朗诵体。基本格式为七言诗，另有九字句、十字句，所有句子都分为上、下句，有两句、四句、六句、八句、十句，甚至更多的句子一送腔。其中的甩腔和大滑很有特点，在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制造气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功能。

翼城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是胡、三弦、扬琴等，板胡、二胡、笛子、中胡等次之，打击乐器只有八角鼓、小钹和木鱼小三样。木鱼由拉四胡者用绳子绑在脚尖上踩动敲击；小钹的作用在于充当音乐指挥和掌握节奏；八角鼓主要在表现矛盾激烈或表述人物内心矛盾以及叙事、回忆等情节时使用。

翼城琴书的曲牌很多，但不少已经失传，常用的只有10多个。琴书传统曲目甚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大本书50余本，小本书70余本，回书200余个，书帽300多个。较出名的大本书有《钗环记》《王刚借女》《杀狗劝夫》等，小本书有《小寡妇上坟》《鹦鸽孝母》等。现代长篇曲目有《敌后武工队》《李大福参军》等。

翼城琴书主要流行于晋南的翼城、绛县、浮山、曲沃、侯马、襄汾、洪洞、临汾、沁水以及河南省的灵宝、陕县等地。

20世纪90年代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各种电子产品的普及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娱乐方式，伴生于农耕文化的翼城琴书热急剧降温，在红极一时后跌入低谷。随着传承人年龄增长、陆续退休以及新媒体新文化的影响，作为民间艺术的翼城琴书日益式微。

2016年，在翼城文化局努力下，翼城琴书的保护出现新的转机。一是中央财政支持翼城琴书保护经费；二是建立了翼城琴书传承基地；三是实施老艺人抢救工程，对其绝活绝艺进行录音录像，鼓励老艺人传、帮、带新艺人，建立合理的传承梯队；四是加大创作队伍建设，出新作，出新人，扩大翼城琴书的美誉度和影响力。翼城琴书开始步出低谷。

2023年10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翼城琴书》项目评估合格，翼城县人民文化馆获得该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李琳，2011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翼城琴书”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李学峰，2015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翼城琴书”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011年5月23日，山西省翼城县申报的翼城琴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