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3 12:30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激化，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1933年7月21日拂晓，耀县古城枪声大作。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驻扎耀县县城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千余人在耀县宣布起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我国东北，继而又向华北进犯，民族矛盾激化，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区域、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民众等条件下，愿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同年5月，冯玉祥与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合作，在日寇攻打热河、长城各口相继告急的情况下，响应号召，和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积极对日作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早年与王泰吉(共产党员)熟悉的谢子长、许权中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奔赴察绥抗日前线，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这对王泰吉有很大启发。但蒋介石集团不顾民族危亡，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不抗战，反而“围剿”苏区和红军，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加紧镇压。
1933年夏，王泰吉骑兵团移防耀县。在内外形势的交加促使下，王泰吉毅然决定举起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率部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取得党对起义的领导，王泰吉约请何寓础（早年曾是共产党员）作为他的代表，寻找中共陕西省委，同时亲自找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周芝轩，汇报起义计划。陕西省委于6月中旬派余海丰和何寓础一同由西安来耀县。在耀县城北风景秀丽的天宝滩，余海丰、何寓础、王泰吉三人进行了秘密会谈，拟定起义计划。王泰吉坦诚地介绍了骑兵团内情及耀县军政，余海峰代表省委对骑兵团在国难之中倒戈起义表示欢迎。余、何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后，省委先后派杜衡、杨声到耀县，具体领导骑兵团起义，三原中心县委也派周芝轩、孙烈到耀县协助起义工作。6月下旬，王泰吉赴西安面见杨虎城，领到一批军饷和一批装备，并买回大量雨具。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王泰吉和省委代表杨声再次召开连排长和进步士兵秘密会议，安排了起义的具体事宜。
1933年7月21日拂晓，起义军袒露左臂，臂膀系着红布条，扛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大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头冲向县政府、保安团、民团、公安局。经过一场激战，起义部队迅速收缴了耀县城内所有反动武装（胡景铨民团、雷天一保安团和公安局、县政府）的枪支，收编了他们的部队，占领耀县县城，并张贴布告，通电全国，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义勇军总司令，省委代表杨声（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义勇军成立后，布告安民，宣传抗日，同时开仓放粮，释放全部在押“犯人”，逮捕了当地一批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中午十二时，起义军在耀县西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公开处决了耀县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没收分配了城内两家大地主的财物和国民党县政府的存粮，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情绪，扩大了抗日影响。此外，义勇军还协同中共耀县县委成立了由市民代表组成的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耀县游击队，拨给了游击队一批枪支，有力地支持了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
义勇军在耀县城里活动七天后，为了争取国民党其它部队的起义，改变了原定北上白水、澄城的计划，南下向三原进发，开到武字苏区陵前时，受到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大大鼓舞了抗日部队的士气和渭北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
部队南下到三原心字区辘辘把村时，突然与国民党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遭遇，被敌人重兵包围，猛烈攻击，损失惨重。部队退至耀县小丘镇时，再遭追敌袭击，战斗失利，王泰吉遂率余部一百多人携带部分辎重北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
历史意义
耀县起义，是在全国抗日浪潮不断高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各地苏区红军逐步发展壮大和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接连施加影响的形势下爆发的，犹若石破天惊，沉重的打击了国民党反对派卖国投降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处于困难时期的西北革命斗争，大大激发了西北人民的抗战热情。同时，耀县起义又是红二十六军在南下渭华失败、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有重大影响的起义之一。虽然由于客观上敌强我弱，主观上领导缺乏经验，在起义部队中没有形成党的坚强领导核心而遭到失败，但它使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