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嗞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甜螺蛳”，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粘乎乎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爷——太（哎）太——有那剩菜——剩饭 ——赏我点吃吧。”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憷，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有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一九九三年十月六日

第一段（1—4）：总写作者与北京胡同的关系——在此出生，成长，认识世界。

第二段（5—10）：具体回忆儿时生活过的北京胡同的风土人情，

第三段（11—13）：别处的胡同和北京的对比，突出北京胡同的独特魅力，突出作者对北京胡同的怀念。

书名 老北京的小胡同

作者 萧乾

ISBN 978-7-5104-4997-0

定价 35.00

出版时间 2014.11

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

富有传奇色彩的二战记者

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大师之一

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萧乾夫人文洁若亲自审定、亲笔作序

一部“老北京”深情叙说老北京前世今生的作品

在我周围所接触的作家中，最有才华的有三个，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曹禺，还有一个就是萧乾。

——巴金

他（萧乾）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评论，会报导……像他这样的，什么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冰心

他（萧乾）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他的为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

——沈从文

萧乾（1910.1.27～1999.2.11），原名萧秉乾，蒙古族。世界闻名的记者，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原中央文史馆馆长，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晚年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写出了三百多万字的回忆录、散文、特写、随笔及译作。主要著译作有《篱下集》《梦之谷》《人生百味》《一本褪色的相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尤利西斯》等。

萧乾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地道的北京人。本书可以说是“老北京”说老北京——原汁原味的北京腔。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它记下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并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好像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书中，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糖葫芦、北京的驴打滚、北京的风土人情，如烟往事，一览无遗。文字生动细腻，真切感人，文风严谨，读之令人沉迷。

辑一胡同浮世绘

篱下03

落日12

一只受伤了的猎犬19

矮檐24

栗子36

皈依44

邮票57

昙66

鹏程77

辑二胡同里的红尘

参商91

蚕104

道旁112

俘虏124

雨夕132

印子车的命运137

邓山东144

花子与老黄152

小蒋162

辑三胡同心语

往事三瞥171

北京城杂忆178

东车站197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199

老北京的小胡同208

东直门211

一本褪色的相册214

小黑的友情249

终身大事251

我与萧乾的文学姻缘

文洁若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我大姐文馥若（又名文桂新）以“修微”的笔名写了三篇小说和随笔，从东京寄给《国闻周报》。不但都发表了，还收到编辑写来的热情洋溢的鼓励信，这件事无疑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听姐姐说，《大公报·文艺》是年轻的作家兼记者萧乾主持的，《国闻周报》文艺栏也由他兼管，说不定那封信也是他写的。念高中时，又读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听到萧乾的名字是在一九五三年初，我已经由清华外文系毕业，在出版社工作两年半了。一天，编辑部主任突然跑进我们的办公室来说：“萧乾调到文学出版社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

一

我提请萧乾加工苏联小说《百万富翁》的中译文。此书当时社会上已有了三个译本，这是第四个了。译文生硬，在校对过程中，不断发现不通顺的句子，校样改到第五次还不能付梓。虽不是我发的稿，我却主动承担了在校样上逐字校订的任务。

五十年代初，很多苏联作品都是像这样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改完后，仍不满意，因为原来是直译的，佶屈聱牙，尽管下了不少工夫，我只做到了使译文“信达”，以我那时的文字功底，“雅”就做不到了。

十天后，校样改回来了，我琢磨了许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经萧乾校订后，做到了融会贯通，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这么一来，这最后一个译本，才真正做到了后来居上，超过了前三个译本。

按照制度，校样得退给校对科，我便把原文和原译文以及萧乾的改动都抄下来，研究该怎样校订和润色稿件。后来听说萧乾终于上班了，就在我们的楼下办公。

我捧着蒋天佐译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并带上原书，去向萧乾请教一个句子。那是再版书，译者不肯照我的意思改。我不认识萧乾，所以是请和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归侨郭开兰介绍的。

萧乾的答复是，这个句子原意含糊，我提出的修改意见有道理，假若是我自己翻译，完全可以这么译。但译者愿意那么译，也不能说他译错了。这不是黑白错，属于可改可不改的问题，既然是别人译的，以不改为宜。在认识萧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己十九岁时能考上竞争性很强的清华大学，在校期间成绩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岗位后，对编辑工作也能胜任愉快而沾沾自喜。但我了解到他的生涯后，常常以他在我这个年龄已做出多少成绩来鞭策自己。

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很大程度上要靠本人的自觉。一个织布女工在机器前偷懒，马上会出废品，一个编辑加工稿件时马虎一点儿，毛病就不容易看出来。

二

倘若说，和萧乾结婚以前，我已经以工作认真努力获得好评的话，在他的影响下，文字也逐渐变得洒脱一些了，好几位有名望的译者都对我加工过的稿子表示满意。

萧乾说，倘若他有心搞翻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间，有的是机会，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想听听音乐，休息休息，不愿意再熬夜搞翻译了。

我们结婚后，他在我的带动下接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八十万部，一九八○年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汉对照本，其他两本也都曾再版。不少人称赞《好兵帅克》的译笔，说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

萧乾告诉我，自己是游击式的。就是说，并不是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译。但他更尊重阵地式的译法，比如译契诃夫的汝龙和译巴尔扎克的傅雷。这么搞翻译，对作者理解更深，译时也能更贴近原作。

三

他反对死译或硬译，认为译文学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怆的，译出后引不出同样的感情，再忠实也是不忠实。

一九五七年七月他开始受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漫长的二十二年，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困难重重，谈不上什么成绩。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了，前途渺茫，但幸而我能继续留在出版社工作，尽管多次搬家，总比流浪到外地要强多了。

萧乾的最大志愿还是搞创作，没有条件从事创作时才搞翻译。一九六一年春天，我听到一个可靠消息，说要把他从农场调回来翻译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便作为一条特大喜讯写信告诉他。他的反应之冷淡，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对翻译这部小说，兴趣不大。”

他是最早调回来的一个，后来从其他人的工作安排中，他才知道能够搞翻译，算是最可羡慕的人。

四

一次，香港《文艺》杂志约我写一篇远藤周作访问记。我事先把几家图书馆所藏的二十几本远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问题，按照电话里约定的那样只采访了一小时，便写出一篇三千字的访问记《早春东瀛访远藤》，编辑部一字未改地予以发表了。

我们二人最喜欢用的词是“teamwork”（合作），每逢我们一方有了紧急任务，就共同协作完成它。老三桐儿还没正式学英文就听懂了这个词。他小时看见我成天伏案工作，就说：“我长大了，当什么也不当编辑，太苦啦！”他确实没有当编辑，然而如今在美国费城，还是经常作画到深夜。

我有时想，倘若孩子不是生长在这么个环境下，而耳濡目染的是赌博、吸毒，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时两三点钟才睡，萧乾则习惯早睡早起，我几乎刚躺下，他已起床到书房去写作了。

（文洁若，翻译家，作家，萧乾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