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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跋老子本谊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一则

……

有学者认为《老子本义》二卷是魏源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四年之间所作。 　黄丽镛、许冠三关于魏源《老子本义》成书年代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论。黄丽镛认为《老子本义》成书年代最晚不会迟于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年)，即为魏源二十六岁前所作。许冠三坚持认为《魏源年谱》之一八四O年说，即魏源四十六岁所作。理由是怀疑今传本《老子本义》是否为‘嘉庆二十五年奉母东下录于舟中’之原本？他分析“今传本《老子本义》非但经过增订，而且增订之痕迹相当明白。大致是《本义》上、下篇之撰述最早，其次是《论老子》四章，最后才有《序》。《论老子》优，而上、下篇劣。”

许冠三先生认为《老子本义》上、下篇之撰述最早，其次是《论老子》四章，书成之后作《序》。

魏源的《老子本义》研读注释大致是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五年期间，即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为官高邮期间主要从事注释，被革职回老家皈依佛门之前乃修改增订上下篇，并着成《论老子》四章。因为：

（1） 通观《老子本义》，就能发现魏源前后思想的矛盾、不一贯，有些章节评注资料丰富、详细，有些则相当简单，如第十二章。魏源最先动笔的是考证《史记·老子列传》及收集《附录》的资料，其次是作《老子本义》上、下篇的注释，在此基础上他把握了《老子》思想的基本脉络，遂写就了《论老子》1--4章，集中阐述了他对《老子》以及老学研究的看法，可以认为是一鼓作气完成的，最后是《老子本义序》。魏源在当时是以“好时务者”而着称，作为今文经学一员干将，在儒家?典经?里苦苦寻找治国方略，结果发现：“内圣外王之学，暗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谷荑稗，同归无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为学，则仁义之实行其间焉可也。”他的学术重点由经学转向子学，释老为救世之书，显然，魏源有拿《老子》为经世致用服务的目的。

（2） 魏源早年关注“公羊春秋”，是清朝今文经学的一员大将，直言“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他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家典经，试图用“经世致用”思想来改变清朝江河日下的局势，但科举会试的失败，鸦片战争清朝的失败，个人仕途的坎坷，都动摇并销蚀了他“慷慨论天下事”的雄心壮志。他清醒地向清王朝提出警告：“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之中他找不到别的更有用、实效的思想工具来达抵践履“经世致用”这一理想，遂思量用道、佛来互补，思以“救世”，同时“救己”之“心灰意冷”，这只能是他中、晚年目睹“世风日下”，经历坎坷之后才可能做的事情。

（3） 魏源在《老子本义序》里反复提示、警告统治者“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如遇大寒暑、大疾苦之后，则惟诊治调息以养复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浓朘削之剂”；“当天下生民大灾患、大痌瘝之时”当则“约法三章，尽革苛政酷刑，不扰狱市，不更法令”；“况人主穷于道者乎？下夺民力，故荆棘生，上违天时，故有凶年”等，显系有的放矢。魏源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而衰、内忧外患相逼而来的时代，那时内有白莲教、太平天国、小刀会、边疆少数民族反满等农民、边民的起义运动；外有外敌入侵，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对一个饱读经书，忧国忧民，思想敏锐的士大夫来说，他必定在痛苦悲愤中对许多东西进行反思，能说出“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书也”，可见反思之深刻。而对一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年轻人（指黄、钟的说法）来说，恐怕难以做到。

（4） 文笔风格来看，《老子本义》显然不及《海国图志》、《圣武记》、《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书古微》、《默觚》、《孙子集注》这些文章辛辣、犀利，血气方刚，尽管笔锋尚显锐利，但毕竟显得无奈、沧桑、落寞多了。尤其是《论老子》四章有极为成熟老练的阅历隐含其中。

（5） 《老子本义》上、下篇中出现援释喻老的情况，据说，魏源“潜心禅理，博览经藏”乃是道光八年（一八二八）的事情，晚年皈依佛门，这期间，并未终止对禅理的穷究。这说明，在他尚未对佛、道两家有明确、深刻认识之前，自以为佛、道两家有合，《老子本义》上下篇里出现援释喻老，等细究之后，就非常明确地在《论老子》和《序》里否定二家合。这也说明《老子本义》并非一时之作，亦非青年所作。

（6）魏源在《孙子集注序》里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按照《清史列传·魏源传》所排书籍例目，《孙子集注》在《老子本义》后面。有资料认为，《孙子集注》在《海国图志》（一八四二）年之前。笔者以为是作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一、二年里，大约是在作裕谦幕僚时写的。可惜此书已佚，只存《孙子集注序》一篇。他说：“夫非知《易》与《老》之旨者，孰与言乎？”显然，认为《易》与《老子》都是“言兵之书”。《孙子》则言兵以通于道，可看作是魏源“《老子》一书是救世之书”这一观点的前奏。

《老子本义》此书的刊行据说是在魏源去世之后的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对此，黄、许二人均没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