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炮声响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的浪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要求抗日的逼迫下，国民党勉强答应抗日，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为了推动甘肃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于1937年秋先后成立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中共甘肃省工委。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宣传组织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

党的组织首先派人打入甘肃学院、兰州师范、兰州中学、兰州农校及部分中小学师生中作宣传发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成立兰州学生委员会，领导各校青年抗日救亡活动。青年学生爱国热情象干柴见火熊熊燃烧起来，各抗日救亡组织象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聂青田与“八办”、甘工委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他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8月，他首先联络在外地上学的50多名学生成立了省外留学生抗战团。通过自己编印的《热血》周刊，上街演讲、演剧等形式向群众传播我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讴歌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发动募捐，号召青年不当亡国奴，踊跃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在当时成为最早的抗日救亡组织之一。对我党发动甘肃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作用。11月，聂青田为充分发挥话剧的宣传威力，他联合青年抗战团、妇女慰劳会等组织的话剧爱好者组成联合剧团，聂青田任团长，女共产党员邢华任副团长，共产党员和进

步青年樊大畏、尚德延、马兆男、朱芳兰等为骨干。 “八办”和甘工委的谢觉哉、刘日修(刘南生)等领导同志从思想上、业务上、斗争方针、策略上给予很多帮助指导。

1938年3月，由于日寇的深入，沿海城市的失陷，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流亡兰州，聂青田不放过这一机会，聘请戏剧、歌曲家塞克担任了歌曲的指挥和戏剧编导。进一步提高了团员的业务水平，丰富了节目政治内容，加强了宣传效果。甄载明为剧团创作了话剧《不要放走汉奸》。塞克编写了《联合剧团团歌》，因歌词中有“血花，血花，洒遍天涯!子弹，子弹，到处爆炸!……”等词，故后将联合剧团改名为血花剧团。聂青田率领剧团演员深入兰州、榆中、定西等地的学校、工厂、农村、街道、部队演出了大量的进步节目，如： 《九一八》、《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自卫》、《打鬼子去》、《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烙痕》等。浓厚的抗日空气，脍炙人口的艺术形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得到了“八办”和甘工委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正如谢觉哉同志指出的：“不识字的民众，他们不能接受书本上的教育”，但“一句戏，一曲歌，能使他们永世不忘”。它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甘工委和兰州工委在1938年的工作报告中称“联合剧团，是一声走上救亡号音”，“作了开路先锋”，“在甘肃的话剧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

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的熔炉中，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聂青田得到炉火纯青的锻炼。他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信赖，得到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影响。他清楚地看到要抗日图存，不当亡国奴，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实现爱国的愿望，他的精力更加充沛，工作的自觉性更高。他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和党员、进步青年经常传阅党的报刊书籍，如《党的生活》、《新华日报》、《联共党史》、《左派幼稚病》等，逐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思想。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党组织的培养，1937年12月，他由甘工委委员刘日修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和支持，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十分恐慌，指示他们的走狗亲信制造摩擦，滋生事端，干扰破坏抗日救亡活动，暴露其假抗日、真反共的狰狞面目。1937年冬，蒋介石派他的死党、反共老手朱绍良任甘

肃省主席。1938年2月，朱以统一领导为借口，对在兰州的各抗日救亡团体勒令解散、合并，停止创办和销售进步书刊，扼杀方兴未艾的抗日救亡活动。5月，联合剧团被迫并入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后援会，朱绍良又惟恐将全部骨干分子推到共产党一边，故而将其一部分如聂青田、樊大畏、刘日修等继续留于后援会。甘工委根据新的形势研究了斗争策略，制定了“一切群众组织与工作通过后援会，变后援会为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经过后援会来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广泛地开展抗战群众动员工作”的基本方针。刘日修、聂青田等同志依照党的指示，利用后援会的合法身份，在有关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方针、政策、口号、工作步骤等方面同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血花剧团仍为抗战而战斗，并创办《抗战后援报》，千方百计地将我党的抗日主张传播给广大群众。

8月，以田禾夫(田文扬)为领导的平津学生演剧队从西安辗转来兰。在国民党反动气焰日炽、抗日救亡运动渐次走向低潮的困难条件下，聂青田对他们热情欢迎，大力帮助，同演剧队的党组织一起向来自政治、经济的压力作斗争，又与他们同台联合演出。他们的每一首诗，都是扔向日本鬼子的炸弹，每一支歌都是抗日救亡的旗帜。他们娓娓动听的语言，精湛的表现艺术，唤起了群众觉悟，增强了抗战的信心，使很多青年走向了抗日革命的道路。

反动派通过后援会破坏抗日救亡的阴谋未能达到，相反，后援会倒成为共产党的宣传阵地，这使朱绍良恼羞成怒，指使八战区政训处再次彻底改组后援会。各职业抗战团体统统解散。兰州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被扼杀。后援会在复兴社分子的把持下变成监视进步人士、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特务机构。聂青田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反动分子的打击迫害下转移出去。是年底，血花剧团改名为青年剧团，变成国民党的御用宣传工具了。

在血花剧团活动最盛时期，为了把抗日救亡的宣传深入部队，配合杜汉三搞好兵运工作，培养一支党指挥的抗日队伍．聂青田在新一军内挂了个秘书职务。他派出血花剧团李启元等10多名演员深入杜汉三团，与团内的共产党员黄俊耀、赵天珏、雷鸣等同志一起搞宣传工作。在团内设立俱乐部和宣传剧团，通过演戏、教唱革命歌曲、讲演、张贴标语．召开文娱演出会等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传播革命思想，使杜团广大官兵深受启发教育。许多官兵多次向上级请缨抗战，人们称赞说，杜汉三的团是共产党的团。直到1938年7月，朱绍良给杜汉三以“勾结陕北奸匪，窝藏共党工作人员”的罪名，派胡宗南97师师长杨德亮武装撤换了杜汉三的团长职务。聂青田在新一军内的职务也随之被撤。

聂青田不仅以他特有的领导组织能力，全面高超的艺术才华，蜚声在兰州青年抗日救亡战线。而且他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他与工农兵学商水夫(挑水工人)等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借创办《热血》杂志之机在印刷工人中做过宣传工作。他组织过农民的抗日集会活动，他领导过水夫的斗争。1938年4月，中共兰州市委成立，发出了着重在工人、职工、市民中发展组织，开辟工作，领导群众斗争，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指示。聂青田在甄载明的支持下，深入发动水夫群众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经济和政治的斗争。甄载明以临洮农校校董之便，从建置款中抽出现款3000元交给聂，作为活动经费。聂为水夫购买了大量桶担、架子车，与水夫交朋友，教他们识字，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意义，帮助他们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在团结战友、提高觉悟、开展群众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春，为了便于各学校的联合行动，掀起更大的抗日宣传浪潮，由聂青田、原烨、万良才等同志发起组织了西北青年救国会。万良才、聂青田、原烨、谷苞、马明德、顾公泰、邢华、甄载明为领导成员，万良才任主席，聂青田任副主席兼宣传委员，编写了大量的宣传材料。他还以兰州学生首领的资格，几次代表兰州中等以上7个学校学生4300余人发表讲话，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1939年1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在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更加露骨地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八办”受到严密的监视，甘工委领导机关也于1940年6月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残遭迫害，聂青田更是首当其冲，被列为缉捕对象。1942年秋某日，特务即将下毒手，聂青田幸得友人通报消息，即刻趁夜化装出城，经陇西、武山、甘谷、天水到西安，因无处栖身又返回天水。不料特务也跟踪到西安、天水，一日夜围聂宅，大肆搜查，而聂极机警，逃赴徽县伏家镇小学，化名石作明，在共产党员校长山炯堂的掩护下任教。但不久被徽县党部书记刘春霆(天水人)发现，上告天水警备司令部时，聂青田已经转移。在这一段逃亡时期，聂青田为了掩护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便于活动，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来还担任了民盟甘肃省支部委员，负责军事联络工作。

1944年至1948年之间，由于国共两党之间矛盾日深，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又发动新的内战，聂青田报国无门，爱国有罪，无出头之日，只有隐居在天水南山，住在西坡破烂草房之中，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他以农为业，有时卖柴糊口。他深居简出，草鞋布衣，装着个不问政治的老实农民的样子。而实际上，他仍以革命为重，奋斗不息。他昼伏夜出，白天在乡种地，晚间进城和共产党员、民盟盟员及进步人士杜汉三、王协一、金作鼎、汪剑平、黄键、李仁、尹克强等同志秘密来往，传阅进步书报，打探敌人动向，分析敌我形势，研究斗争策略，与敌作巧妙周旋。

1947年7月，甘工委派葛曼来天水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聂青田、杜汉三一起被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1948年6月，民盟盟员程海寰由延安经西安来天水，联络民盟盟员汪剑平、金作鼎，共产党员杜汉三、聂青田等人商议决定成立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西策会)，团结陕甘共产党员、民盟盟员及革命志士，策动敌伪部队起义，建立革命队伍，开展川甘陕游击区，截断敌人的退路，配合解放大军迅速解放大西北。经3个月的筹备工作，西策会于9月正式成立。他们推举汪剑平为西策会主席，程海寰为书记，杜汉三、聂青田、王友仁、严子夏、金作鼎、马雨农等为委员组成领导机构，分别负责政治、军事、经济等工作。西策会利用胡宗南扩编新一旅、新二旅的机会，通过新一旅副旅长严子夏、新二旅副旅长王友仁的关系打入军内，占据要职。掌握部队和武器，利用合法身份秣兵厉马，伺机起义，不久已掌握的部队达万人以上。

1949年春节前后，西策会领导成员先后分路去西安集中，在凤翔召开了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命名为陕甘川游击纵队，并拟定了各骨干分子在纵队的职务。决定起义首先从兴平、武功开始，然后将部队拉到徽县、成县、两当、康县、武都一带游击区，截断川甘陕敌人的联络和退路，配合解放大军迅速解放西北各省。

1949年3月，就在英杰荟萃西安，健儿枕戈待旦，起义计划即将实现的一发千钧之际，陕甘匪特也加紧侦察。凤翔会议的资料落于敌手，暴露了西策会的主要成员及起义时机。胡宗南匪帮于3月8日夜包围西策会驻地，聂青田及程海寰、杜汉三、严子夏、王友仁、金作鼎、尹克强等同志落入敌网，关押在西安市太阳庙门监狱。

聂青田同志在狱中，经敌特多次威胁利诱，严刑拷打而百折不挠。他义正词严，针锋相对，把法庭当作对敌斗争的阵地，指出国民党人心相背即将崩溃，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前景，使敌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了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南京和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5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向渭河地区发起猛攻，西安即将兵临城下，胡匪自感末日来临，又不肯放下屠刀。在仓惺逃命之际，孤注一掷，于西安解放的前三日——1 949年5月17日将西策会聂青田、程海寰、杜汉三等15名骨干分子杀害于西安。在刑场上，聂青田同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打倒蒋介石!”、“拥护毛主席!”“共产主义万岁!”时年34岁。

党的优秀儿子、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聂青田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将自己的才华和年轻的生命奉献给党的事业。这是天水人民的骄傲，是天水人民的自豪。愿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张之琦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