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一件活生生的事情，一个活泼泼的问题，一到这些空谈家的手里和嘴里，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象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

同志们!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要求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你们应该特别虚心学习，把你们还没有把握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去弄清楚。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

我提议对下面除非有完全的必要，应少采取指示与命令的方式，多采用提议、建议与讨论的方式。绝对的东西应该少一些，多留一些回旋的余地。少去责骂下面，多去帮助下面。尤其随便宣布下面或某些同志为机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如果下面对于某些问题不了解或了解有错误，你们的任务是指正与帮助下面了解。如果下面对某些问题未注意或注意不够，你们的任务是提起他们的注意。在这里，板起教师的面孔责骂是用不着的，没有好处的。

我们的总任务，是准备大规模的抗日反汉奸的战争，而实现这个总任务的总策略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详细分析了世界与中国的形势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

我们每一个同志就应该把这些详细地研究清楚。但当我们研究清楚之后，如果形势没有重大的新的变动，我们就不要在一切文件上，在各种说话中，千遍重复地来分析世界与中国的形势(现在是天天在一切事情上都分析形势，但又很少有同志真正来研究一次形势),也不要拿着“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在口头上当作“圣经”来念，而是要我们各地的同志根据各地方、各工厂、各学校、各农村、各兵营的具体特殊环境，进行当时当地的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工作。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有不同。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

有些农村的农民还不了解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们还斤斤于自己日常的经济要求。如果我们的同志忽视这个特殊情形，到这个农村去号召农民来举行反日游行与组织救国会，那就会成为空谈。但在平津学生中这个号召就不是空谈了。实际工作总是根据各地方的特殊情形来决定的。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谈。但我们反对农村“特殊论”，因为“特殊论”认为农村根本不能有反日运动。

如果农民对于日常经济要求有兴趣，我们就领导经济斗争，同时我们向农民解释民族危机，经过农民的经济斗争，是可以引导农民走上民族斗争的。经济斗争与民族斗争不会是矛盾的。

我们的同志还要严重地注意工作从哪里下手？从何处开始?这也是根据各工厂、学校或农村的特殊条件与同志的能力来决定的。这里可以从办报纸开始，那里可以从组织研究会下手；这里是发动经济斗争，那里甚至只能从找人谈话、介绍书报开始。然而只要我们能确实地走了第一步，我们就可能去走第二步；切实地抓住了第一个环子，就可以过渡到另一个环子。

各地方的领导干部还要特别注意那些中心支部、中心的群众团体和有能力、有信仰、有发展前途的个别同志，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和训练，爱护与提拔他们，这样才能依靠这些支部、这些团体、这些同志使工作开展起来。

我还要求我们的同志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去把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详细研究清楚，这也是使我们的工作进入实际的第一步。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我常奇怪，为什么新的决议与策略到北方来毫没有引起同志的争论与怀疑，但这不能证明在同志中就没有问题。实际上我看到满纸拥护新策略并用新策略去骂别人的文章，却对于新策略没有任何真切的了解。很明白，这些同志是用官僚主义与空谈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决议。我们不反对而且欢迎同志们对于党的文件和决议在某种程度上的争论，及提出疑问，要求解释等。对于实际工作的争论更是容许的。只要不把这种争论又变成空谈，对于党的工作是有益处的。

为着要使我们的工作开展和进步，我们不能不反对空谈。然而我们又不要用空谈来反对空谈，用空谈的八股文章来反对空谈。而是要我们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要我们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