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湖南上空乌云翻滚，风云骤变，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头落地，杨昭植也被杀害。面对敌人的屠刀，胡佑生不但没有退却，反而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洪流的决心。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将自己对革命那火热般的感情，倾注在为穷人治病的忙碌之中。1938年，中共湖南省工委派章蕴来湘潭恢复党的组织，胡佑生由区委委员欧阳绍修介绍，于3月10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行医为掩护，身背药箱，手握雨伞，跋山涉水，一面行医，一面致力于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湘潭铁江区委书记，在任区委书记的三年中他先后发展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

1940年，他又被派往湘潭、衡阳、岳阳一带，做党务联络工作。他在湘潭城内集义堂开设私人诊所，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有时又身背药箱，不辞辛劳地奔波于衡阳、岳阳等地，为贯彻湖南党组织关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做出了贡献。

1944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至湘潭，县城沦陷。这时，胡佑生奉命调回湘潭，参加中共湘潭特区工委工作。

胡佑生充满信心，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新的战斗。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蒋管区和沦陷区千方百计利用或夺取敌人的基层政权，开展合法的政治斗争。他要求各支部选派党员骨干，设法渗进有关乡、保、甲任职，他自己也在铁江坝一带，利用乡保间的矛盾和自己的威望，巧妙地搞掉了地主阳凤岗十七保保长一职，由乡民“推选”他接任了保长。经过努力，十七保的18名甲长，也逐渐换成了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这样一来，党的一些活动，就可以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和组织形式，较为顺利地布置到群众中去。

胡佑生利用“保长”这一身份，同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统治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斗争。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沦陷区的穷苦人民仍要派款和征兵。胡佑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有意采取许多应付和抗争的办法。每当长(沙)、湘(潭)师管区和湘潭团管区派人督促乡公所到保里抓中签壮丁时，他一面酒肉“招待”，拖延时间；一面派人捎信叫有丁之家及早躲避，使抓兵每次都扑了空，以至保里拖欠的壮丁近两百名之多。因在十七保很难抓到壮丁，有次，他还被抓进县府，受到县兵役科和团管区李团副恶狠狠的斥责。他不慌不忙，当面将乡公所与地主之间在抽签时行贿受贿的勾当揭露出来。既迫使团管区同意将铁江坝一带的富家子弟照样下筒抽签，又为自己搪塞了责任，使县府不得不将他释放回家。

胡佑生以“保长”的合法身份为掩护，既要为党筹措经费，收集情报，掩护党员活动，又要同国民党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应付各种复杂的关系。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有一次，湘潭地工委负责人刘鼎来铁江工作，住在他家，被乡队副当逃兵抓去乡公所，他气冲冲地找到乡长质问为什么把他家一个逃难治病的亲戚也当壮丁抓来，是不是乡队副要敲我这个保长的竹杠?迫使乡长把乡队副训了一顿，又赔着笑脸让他把刘鼎送了回去。为了挤走国民党在湘潭拉起的所谓“正义军”、“挺进队”，他发动群众，用多种方式拒绝给“正义军”、“挺进队”提供粮柴，给他们造成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不敢在当地胡作非为。1945年7月，王震司令员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经过湘潭盐埠、射埠一带时，他又和县工委负责人张忠廉为部队筹集给养；带领群众送猪送菜，保证部队在湘潭境内顺利整休了一个星期。

抗战胜利!胡佑生和乡亲们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但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很快，刚刚见到天日的湘潭人民又被笼罩在乌云之下。根据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胡佑生与周道、张忠廉、杨汉卿等组成湘潭县工委，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的“三征”(即征兵、征粮、征税)斗争。这时，他虽已年届半百，体质又弱，仍不辞劳苦，经常奔走于方圆几十里的农村，做好发动群众起来反对“三征”的工作，并带领党员骨干着手组织地下武装，以适应今后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大好形势极大地鼓舞了胡佑生。他帮助前来湘潭工作的湖南省工委委员罗振坤与张鹏飞取得联系，说服张鹏飞率领游击队举行起义，他也被省工委任命为湘潭县工委书记兼军事委员。在他的努力下，湘潭县人民武装工作队成立，由张鹏飞任队长，他任政治主任委员。经过周密布置后，1948年1月22日晚，张鹏飞等指挥武工队奇袭吟江、古塘桥两处警察所，揭开了武装起义的序幕。他们一举夺得长枪15支，击毙了古塘桥警长傅六和，起义获得成功。此后，他还请示省工委，派南下支队留下的侦察科长耿泽孝任武工队副队长兼军事参谋，同时，又选派十多名党员去武工队，使武工队的力量不断加强，并陆续出击，在狮子山、窑湾又打了些胜仗，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胡佑生、张鹏飞领导的武工队的出现，犹如一支锋利的匕首插入敌人的统治区，使湖南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指责湘潭县长李琦“督饬无方”，县警察局长温国纯“清剿不力”，并调集湘潭、醴陵等四县军警联合围攻。面对这一严峻局面，胡佑生和张鹏飞一面派人同县府谈判；一面请示省工委做好把部队转移到外地活动的准备。但由于张鹏飞固执己见，不愿去外地，带领一部分武工队成员留在湘潭境内，另一部分队伍则由耿泽孝带领去醴陵。不久，张鹏飞内部张四育、吴碧凡叛变，这支队伍被打散，陷于失败。

1948年5月，胡佑生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四处打听原武工队人员的下落，不幸于17日在县城被叛徒吴碧凡跟踪，遭到逮捕。在党的工作中，他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在敌人的监牢里，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英雄。敌人先后对他使用压杠子、钉指头、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毒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除了理直气壮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其他一概不谈。从现存档案保存记载他的口供中可以看到尽是“不知道”三个字，或者由记录员记下“拒不答言”和“该犯坚不吐实”这类的记载。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对党的真诚誓言!

1948年5月29日，胡佑生在兑家塘山坳被惨杀。乡亲们将他的遗体掩埋在金家坪，在他的坟前种上了松柏和花草。鲜花盛开时，洋溢出阵阵清香，似可聊慰烈士在天之灵；山风吹来时，苍松发出阵阵涛声，仿佛在讲述烈士的英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