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并不是阿根廷国内的所有民众都拥护庇隆的理念，反庇隆派则在1944年10月9日成功地逼迫庇隆辞去了他在政府中的职位，之后反庇隆派又在马丁加西亚岛将庇隆囚禁。庇隆失势后，他所领导的劳工会的代表和工人们迅速组织起来，秘密策划准备依靠罢工来支持庇隆。1944年10月16日，阿根廷劳动者总工会投票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罢工。10月17日，工人领袖雷伊斯和庇隆未来的妻子埃娃·庇隆（庇隆的第二任妻子）领导庇隆的追随者蜂拥而至市中心举行示威。这一次没有军队的阻拦，追随庇隆的民众在玫瑰宫前的广场上聚集，他们要求政府释放庇隆。工人和陆军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阿根廷政府不得不释放了庇隆。

在1946年2月24日举行的大选中，庇隆以56%的得票当选总统。1951年，庇隆顺利获得连任。1946年庇隆第一次执政时期，他创立了正义主义，有人也将其称作是庇隆主义。庇隆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可以用“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来概括，这是庇隆主义的精髓。庇隆政府根据庇隆主义的原则采取了经济独立和国有化的经济政策，还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为发展工业和农业。他为了统治能够延续，而修改了宪法，允许总统连任，还牢牢地掌控军队和工会。在对外政策方面，庇隆政府一切以阿根廷本国利益为出发点，采取独立自主不依附于他国的外交政策。然而，庇隆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依赖于本国农牧业产品的出口。

政府对谷物市场的控制、对外贸的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投入于工业和公共服务业，这是庇隆政府政治支持的基础所在。然而，由于庇隆在执政时期的重工抑农政策，导致了农牧业产生了一系列的危机。庇隆政府过多地专注于工业化计划，无力着手解决如改革土地制度等相关的农村问题，阿根廷的农村生活依旧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土地的所有权依然被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和土地公司所占有。农牧业产量下降，农业人口流失，城市人口猛增，以及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导致阿根廷国内食品、石油、天然气、电力等物资和能源的紧缺，政府努力提高国内物资和能源的产量，但是现存的储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导致了阿根廷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物价上升，食品和房租的价格上涨，国内爆发了通货膨胀。

1951年，庇隆顺利获得连任。到1952年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0%。生活费用增加73%，工资只增加35%。工人们对庇隆政府支持率下降。与此同时，庇隆第二任夫人埃娃的去世也对庇隆政府的民众支持度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这对庇隆的下台埋下了伏笔。

胡安·庇隆政府的经济独立和国有化的措施，是靠战后阿根廷特定的条件才得以实行的。当时受到战火洗劫的、饥馑的欧洲，迫切需要粮食和肉类。以出口粮食和牛肉为主的阿根廷，趁机发了横财，这为庇隆政府实行上述措施提供了经济实力，从而使庇隆主义达到了“全盛”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并不很长。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世界缺粮情况的缓和，国际粮价下跌了。同时因为庇隆政府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因此农业生产情况越来越不好，尤其是加上连续两年的旱灾，致使国内的牛肉供应也很紧张，甚至打算进口小麦。这时由于将战时的外汇储备用于第一个五年计划，黄金储备也已濒于枯竭。因此，后来庇隆政府转而采取吸收外资的政策。

1953年3月，胡安·庇隆与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签订了合同，让该公司开采阿根廷南部油田。同年八月，又颁布了外国投资法，让外国公司首先是美国公司获得了一系列的租让权。这一切，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庇隆政府逐渐陷人危机。由于生活费用扶摇直上，1954年工人不顾庇隆政府冻结工资的法令，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庇隆拒绝了工人的要求，更激起了群众的不满。

军官团和天主教会为了夺回权力开始起来反抗庇隆的统治。1955年9月16日，以科尔多瓦和巴伊亚·布兰科为基地的部队开始了推翻庇隆政府的军事行动。9月19日，庇隆离开总统府，流亡乌拉圭。

20世纪70年代初阿根廷政治动乱，经济困难，不少人又怀念胡安·庇隆的“社会正义”，希望他能重新执政。1973年3月，庇隆在阿根廷的忠实追随者坎波拉就职阿根廷总统职位后，为庇隆再次上台铺平了道路。不久，坎波拉宣布辞职，阿根廷再次举行大选，庇隆终于又一次登上了总统的职位。

庇隆回国后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十分棘手。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矛盾重重，到庇隆再次出任总统之时，已经发展成公开的对抗的形势。左翼和右翼的暴力活动都在不断的增加。庇隆回国时，首都五十万群众前往机场迎接，但是在支持庇隆的不同派别之间当场发生冲突，混乱中造成数十人死亡的惨案。

再次上台后，庇隆吸取了第一次执政的经验教训，在对外资贸易方面实行了缓和的政策，同时在对外关系上也较第一次执政也有所调整。庇隆对各个政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不再偏袒劳工大众，而把各种政党置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并颁布了三年计划恢复经济，同时注意发展拉美各国团结友好关系，力图争取拉美地区的一体化。庇隆的经济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上台后，三年计划确实收到了一些成效，资本开始回流，阿根廷的经济开始恢复，通货膨胀也减轻了许多。1971年阿根廷负债率为317.47%，在庇隆再次执政期间下降为156.09%。

胡安·庇隆再度执政后，过度的劳累使得庇隆的健康状况愈加恶化，终于在1974年7月1日，庇隆因心脏衰竭而与世长辞，享年80岁。而此时他的第一个三年计划才刚刚开始。

胡安·庇隆很强调要建树一套理论，他说：“一个没有理论学说的政府等于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庇隆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正义主义”。庇隆主义可以被看作拉美民粹主义盛行的起源，它成为工人运动和福利赶超的代名词，对拉美地区有着深远影响。庇隆上台后的劳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30年代他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学习经历有关，当时他深受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工人运动思想的影响。庇隆说：“庇隆主义学说就是第三立场学说”，“正义主义是永远坚持第三立场观念的”。因此可以说，“第三立场学说”是庇隆主义的理论核心。

庇隆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四种基本力量，即“理想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组成的统一体，有四者之间互相制约，相互并存，各自发挥“必需的良好作用”，才能保证社会得到和谐的发展。若其中任何一种力量破坏了这种平衡，都将导致独裁和社会非正义等多种社会弊端的产生。“正义主义学说的最基本原则，是与各种对抗的力录保持等距离，而处于理想的协调状态”。庇隆声称，庇隆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通过抑制两个极端达到两者之间的正确的平衡点”的学说，这就是庇隆主义的“第三立场”。

政治上，胡安·庇隆于1947年12月1日到2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正义党建党代表大会，将1945年庇隆竞选总统时组建的劳工党、激进公民联盟革新委员会和独立党合并为统一革命党，1949年改名庇隆主义党，1964年又改名正义党。庇隆主义党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完全相同，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其中包括国家机构和经济等部门的几乎全部官员、大资本家、商人、宗教界代表人物以及参加庇隆工会的工人。该党的党纲和党章，根据上述庇隆主义原则制定。虽然名义上党的主席是由庇隆的积极拥护者、参议员、海军上将特赛雷担任，但实际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庇隆之手。

1949年3月11日，庇隆主义党人占多数的制宪会议通过了阿根廷宪法。1949年阿根廷宪法修改了1853年宪法第30条中关于“修改宪法，必须经议会2/3以上的议员同意”的规定以及第78条关于禁止总统连选连任的规定，增加了可以连选连任的条文。这些修改为庇隆连任阿根廷总统和庇隆主义党人控制议会立法权铺平了道路。新宪法第34条授权总统必要时可在国内宣布戒严，从而为庇隆总统镇压人民的自由、民主运动，禁止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制定了法律根据。宪法第6条授予联邦政府以干预各省事务的权限，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不承认那些以“蓄意损害宪法所鼓励的民主制度”为原则的政党和社会团体，这为庇隆政府取消政治反对派制定了“合法手段”。从宪法的这些规定看出庇隆政府是一个集权政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独裁政府。

但是，新宪法对公民在劳动、家庭、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原则，却不无民主进步的成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劳动权，根据1947年9月8日法律授予妇女选举权，劳动者享有“自由组织工会和参加其他维护工会利益的各种合法活动”的权利，公民有受教育权利等等。

庇隆政府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控制工会和工人运动，使工会变成庇隆政府和制度的支柱。到1946年庇隆竞选总统时，庇隆主义党人领导的阿根廷劳工联合会已吸收了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成员已达50万名，至50年代成员发展到600万，成为阿根廷力量最强大的工会。政府特别重视军队，把军队看作是庇隆政治制度的重要支柱。高级军官在国家机构中任要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冶金、飞机和拖拉机厂等，均由军事机关管理。军事费用占国家预算的25%。政府设置4个军事方面的部：陆军部、空军部、海军部和国防部。此外，国家机构，其中包括政府各部、宪警队伍和特务组织，都比以前大为膨胀。

阿根廷工会运动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30年代进入高潮，工会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开始走上社会政治舞台。到庇隆时代，工会开始参与国家权力机构，并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支柱。建立由政府统一领导的工会运动是庇隆劳工政策的核心，为此，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1）重新整顿工会组织，在现有工会中寻求支持力量。对于服从领导的工会，庇隆允许其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领导机构，并且在劳资谈判和参加政治活动方面给予优惠。对于不服从领导的工会，庇隆则采取两种改造手段：一是鼓动与原工会领导集团有分歧的人物另组工会，争夺群众，最后取而代之；二是采取压制政策，改组这些工会的领导集团或改组整个组织。与此同时，庇隆还努力把未加入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吸收到新建的工会中去，例如，电力和能源工会、图库曼糖业工会和门多萨葡萄酒业工会等都是庇隆一手促成的。

（2）改组阿根廷总工会（CGT）。庇隆认为，要对全国的工会运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必须依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包括主要产业部门的全国性工会组织——阿根廷总工会。然而，由于总工会的原领导人坚持工会应拥有一定的主权，不愿完全听命于庇隆，经多次拉拢未果之后，庇隆便以各种借口撤换了阿根廷总工会的总书记，并代之以自己的亲信。

（3）加强政府对工会的控制。庇隆主要是通过劳工秘书处（后为劳工部）来控制工会运动。1945年10月庇隆及其政府制定的《职业联合会法》规定：只有经劳工秘书处认可的工会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而劳工秘书处只能给予每个产业部门一个工会合法地位。

（4）任命工会领袖担任政府要职。例如，庇隆领导的第二届政府（1946—1952年）中的外交部长、内务部长、财政部长和劳工部长都是由劳工领袖担任的。

（5）建立正义党，通过政党组织和领导工会。正义党是于1949年由3个政党改组而成的，阿根廷总工会成为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分部。

胡安·庇隆说：“如果我们不能支配我国的财富，宣布和实行我国的经济独立就是毫无意义的”，“实行经济独立，意味着打碎资本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枷锁”。因此，庇隆在1946至1948年间对外国资本实行了“国有化”。庇隆政府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利用战时积累起来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购买了一批外资企业。如以一亿五千万英镑的代价购买了英资在阿根廷的二万四千公里铁路及其各种附属公司；以一千一百万英镑购买了法资在阿根廷的铁路公司；以三亿一千九百万比索购买了美资在阿根廷的电话公司。此外还购买了煤气、保险事业，统归国家控制。庇隆还清理了国家外债，建立了国家石油垄断公司，掌握了阿根廷石油开采量的三分之二左右；成立了国家外贸垄断机构——阿根廷贸易促进会，以获取巨额外汇来进口工业化的装备。由于庇隆实行“国有化”措施，阿根廷外国资本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由1930年的30%，下降到1949年的5%，其中英国投资从20亿美元降到2亿四千三百万美元，美国投资由4亿八千万美元降到3亿二千万美元。

庇隆还宣布要发展民族工业，推行“工业化”计划。1946年底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又搞“第二个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规定投资总数为66亿多比索，从国外进口近两万套工业设备，以发展本国工业，主要是轻工业，也有一些重工业，如钢铁、化工、水泥、燃料等。修建了长达1000公里的煤气管道，开辟了新的民用航线，发展了远洋商船队。由于执行了“国有化”和“工业化”计划，本国工业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1951年工业生产总值比1943年增长了50%；1953年纺织工业的产量与1940年相比，增加了3倍；石油开采量从1938年的250万吨增加到1956年的400万吨。

但值得指出的是，庇隆的“国有化”是不彻底的、妥协性的。据估计阿根廷收购英资铁路公司所花的代价，比它的实际价格还高出5000万英镑；在收购美资电话公司的合同中竟规定，10年内阿根廷所需要的电讯器材必须向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购买。而外资控制的电气和冷藏业就根本没有触动。

建立有利于工人的再分配制度是胡安·庇隆劳工政策的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颁布一系列新的劳工法，用法律形式将工人应享受的各种权利和社会福利固定下来。这些立法涉及政治权利和经济福利两个方面。关于工人政治权利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949年3月制定的新宪法中。与以前的宪法相比，这部宪法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增加了《工人的权利》一节，其中列举了工人应享有的十大权利：劳动权、公正赔偿权、培训权、良好劳动条件权、保护健康权、生存权、社会保障权、保护家庭权、经济改善权和职业利益保障权。其他劳工立法还涉及养老金、农村雇工、未成年学徒工、家庭佣人、工人假期工资、新年额外津贴和不准随意辞退工人等方面，并对工人应享有的社会福利作了具体规定。此外，政府还建立了专门负责处理劳资矛盾和纠纷的劳工法庭。

第二，社会福利政策主要面向工人，特别强调照顾工会会员的利益。工人除享受普遍的福利外，还可得到由政府强制雇主捐献的社会保障基金及其他额外福利，如事故和医疗保险，数额约为工资额的40%—50%。1948年与1943年相比，工人实际工资以及养老金和假日工资分别提高50%。1943至1952年，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险的工人人数从50万增加到500万。工会会员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因为有些福利基金只有会员有权分享。

1943年“庇隆革命”之后，11月劳工福利部的成立使社会保障职能得到加强。1944年劳工福利部成立了“国家社会福利委员会”，负责研究建立统一社保体系的方案。在此阶段，劳工福利部有着明确的目标对各行业养老基金进行统一，进行大幅度改革。1945年国家社会保障局成立后，两任局长先后提出建立统一养老基金管理体制的建议报告，但都遭到工会和雇主代表的普遍反对。

1946年10月，庇隆向国会提交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FFYP）。该计划的制定者是庇隆的助手和技术顾问何塞·菲格罗拉。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例如要求所有人都加入社会保险，缴费率要适中，各省和地区也要对社保改革做出贡献等等。这些建议得到了政府技术官僚和改革派的认同，但此时的政治氛围已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工会主义者支持庇隆当选总统，他们的进一步支持是必要的，庇隆需要权力的扩展，部分代价就是继续维持和扩张目前工人已获得的社会权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后的几个小时，庇隆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保障工人利益的社保基金没有危险，新计划将扩展，而不是替代已有的社会福利，新计划是实验性的，为此参保成员不必担心。此后，劳工福利部下的社保监督委员会公布了自己的改革计划，它继续强调各基金的自主性，建议成立12个社保基金，包括公务员、铁路、公共服务、银行、商人、演员、记者、商业、产业、自雇者、家庭雇员和农村等部门；每个部门都管理自己的基金，但缴费率需要统一。

1952年庇隆政府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乏善可陈，基本上是维持现有的养老基金体制。政策制定者认为政府在发展福利的管理作用是协调性的，而不是中心性的，应将权力归于各个基金。此时，工会管理的养老基金组织大都有自己的财权和行政管理权，建立各自的社保制度管理规范和待遇标准，并负责基金投资、确认个人房屋贷款等事项。每个基金的管理层由工会代表组成，相比庇隆之前的管理体制，工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1943年，胡安·庇隆上任劳工福利部部长后，加强了健康保障计划的统一管理。1943年国家卫生和社会救助办公室成立后，开始将部分民间慈善互助会的医疗资源进行整合。1944年，国家社会保障局开始负责协调工会管理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推进国家健康保障计划，规定政府每年出台预算，向退休计划参保者提供一系列健康服务，除了工伤和残障保险服务外，还为参保人提供体检服务，对生病的工人或出现疾病兆头的工人要强制进行治疗。同时，劳工福利部还鼓励工会建立医疗机构为参保者提供医疗服务。1946年拉蒙·卡里罗开始担任卫生部部长，他是庇隆全民健康保障计划的主要执行者，直到1954年辞职，其八年主政反映了当时健康保障计划的发展设想。在庇隆政府的各位部长之中，可以说，他所实施的国家卫生计划最接近于庇隆主义所宣扬的“社会公正”。1946年卫生部制定了国家健康保障行动计划。该计划的一部分被纳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附带提出了大规模的国家卫生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自1951年开始，卫生部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面临挫折，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短缺。伴随经济下滑，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开始捉襟见肘，许多地方卫生管理分支机构面临资金瓶颈。从庇隆时代起，控制医疗保险基金即成为各工会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对以后医疗保险体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3年，胡安·庇隆上任劳工福利部部长后，住房政策开始得到重视，政府很快出台规定，禁止房屋超员居住，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冻结房租、禁止房主赶走租客等等。1944年4月，政府拨款600万比索在首都建设第一个工人公寓。随后，劳工福利部发布公共住房计划：一是政府投入廉价房建设；二是出台政府准则，引导国家和私人信贷机构执行住房政策。庇隆声称劳工福利部当时的建房计划仅是解决住房危机的一个试点阶段，而长期内政府还要投入更多。但事实上，在此阶段除了工人公寓项目外，其他建设项目进展都比较缓慢。1945年之后，公共建房热情进一步升温，1945年初庇隆宣布住房试点阶段结束。为进一步促进公私合作，加大建房规模，庇隆成立了一个住房建设自治机构：国家住房管理局，该机构的职责包括直接建房，向地方、国有企业和社团等拨款，进行合同安排和技术援助，在不同地区进行资源调配、城镇规划等等。由于诸多政府机构参与住房建设，ANV很难进行协调，最大困难源于经费限制。在庇隆政府欢呼成绩的同时，住房短缺问题依然严重。

胡安·庇隆在二战期间采取的“中立”的亲德的政策，并容纳德国的纳粹份子留在阿根廷生活，这些历史事实，都是世人对庇隆政府所诟病的依据。但是如果结合庇隆的成长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具体分析，就可看出他之所以容留纳粹份子在阿根廷有其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而且庇隆政府之所以采取“中立”态度，成为最后一个对轴心国家宣战的国家，也并不是出于要与轴心国勾结从而侵略他国的目的，只是因为政府意图跟战争双方都进行贸易往来从而发战争横财。这是庇隆政府资产阶级的属性的表现，与德日意的纳粹法西斯在本质上并不相同。

胡安·庇隆第二次执政期间采取的政策则是在苏美两个国家之间实行“平衡外交”，他一方面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减弱反美的调子。这与庇隆第一次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有明显变化。庇隆政府第一次执政时期同苏联的关系并不好，再次执政后他不再反对同苏联发展关系。但是他的“平衡外交”并没有改变他既依靠美苏两霸又反对美苏两霸的方针，他正是为了在这两者之间建立最适当的平衡，从而从双方中都获得实惠。

胡安·庇隆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拉美各国的团结。他本人于1974年1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巴拿马首脑托里霍斯签订的一项联合声明中着重指出，“必须努力争取拉丁美洲的团结，以便实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独立”。庇隆不止一次说，“拉丁美洲人民必须针对强国捍卫他们的原料价格”，强调“我们应该发展我们自己，提高我们的尊严，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1974年6月，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乌拉圭五国外长讨论拉普拉塔河流域经济发展问题会议的开幕式上，他指出，“这个地区无穷无尽的自然财富应该、也能够得到积极的开发，以便为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民谋福利。”

对于西欧采取接近的方针。胡安·庇隆认为，阿根廷必须同西欧搞好关系，以对抗美苏两霸的压力。他指责苏联霸权主义和美帝国主义都以一种无耻的方式瓜分了地球，并通过经济战线和意识形态向他国渗透。因此庇隆政府决定借助西欧的势力来抵制美苏两国的势力，加强了同欧洲共同体的联系，希望从西欧获得更多的投资。

胡安·庇隆政府主动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在其出任总统之前，他就曾于1973年5月派他的夫人（玛丽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访华，为他本人访问中国进行准备工作。

胡安·庇隆对历史有研究，结合阿根廷的现实，发表了不少讲话和著作。他早期写过一些论述军事战术的文章，后来出版过一些政治著作和讲话集。比较有名的有：《政治指导》、《革命学说》、《卖国贼》、《武力是弱肉强食的权利》等。他在这些著作和讲演中，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

第一任妻子：1929年1月5日，胡安·庇隆与奥莱利亚·提宗结婚，13年后奥莱利亚死于子宫癌。

第二任妻子：1945年，胡安·庇隆与伊娃·庇隆（或称埃娃，即著名的庇隆夫人）结婚。在她的帮助下，庇隆在劳工和妇女团体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在阿根廷有“国母”之称。伊娃于1952年死于子宫癌（一说白血病），年仅33岁。

第三任妻子：伊莎贝尔·庇隆，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最初曾为舞蹈演员，1961年，与庇隆结婚。1973年在协助丈夫第三次当选总统后，她也一跃成为阿根廷历史上首位女副总统。

胡安·庇隆墓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查卡利塔市立公墓中。在庇隆去世32年之后，得以进入专门为他打造的新陵墓。2006年10月17日，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庇隆的新陵墓坐落在圣比森特，从1946年起成为庇隆的地产，面积约为19公顷，耗资13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