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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1074年-1138年),字康侯,号青山,学者称武夷先生,后世称胡文定公。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末年进士、南宋学者、经学家。
幼时能背诵《训童蒙韵语》,十五岁到州学就读。一天州学前演出大戏,州学学生都弃学外出看热闹,仅有胡安国一人安心诵读,州学老师非常感动,赏赠纸笔佳砚。
早年拜程颢、程颐弟子杨时为师,研究性命之学。两年后,进入太学,以理学家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之为师。靳裁之与之讨论经史大义,非常器重他。
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胡安国参加科举考试,主管廷试的考官定为第一,宰相以试卷里没有诋毁元政治的言语,降低了名次。宋哲宗提拔为第三名榜眼。任命他为太学博士。提举湖北路学事。旋改使湖南路学事。
政和元年(1111年),胡安国任职成都知府。
政和二年(1112年),遭母亲丧事,迁居到江东。恰巧父亲又去世,便对弟子说:“我过去做官是为二老双亲。如今即使有万贯俸禄,我又给谁呢?”从此就称病退出仕途,在父母墓旁建造房屋,耕田种地以自给,准备终老于此。宣和五年(1123年),始撰《春秋传》。
宣和末年(1125年),别人荐举胡安国担任屯田郎,遭到了推辞。
宋钦宗继位(1126年),拜太常少卿,再次推辞了;拜起居郎,他还是推辞。宋钦宗颁旨催促他,他到了京师,以有病为由请假。宋钦宗召见时,胡安国启奏说:“贤明的君主以倡导学术为最急之事,圣人之学以端正心术为要害,心是万事之宗,正心是判断事情掌理万物的前提,希望皇帝能提拔那些精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的人,虚心向他们咨询,尽量发掘他们过人的智能。”又说:“国家一定要有稳定不变的政策,谋议既然定下来了,君臣就一定遵守。这样,设想的事就可以做成,治理天下的功业也可以确立。如今皇帝登基临朝已经半年了,而朝廷法纪制度还处于混乱状态,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施政方针老出现违背常理的内容;大臣相互排挤,结党营私的苗头已经出现;各种职位和事物都有人在暗中追求,各种谗言蜂起;用人失当;颁布一项政令竟数度变更,导致臣民无法信任朝廷。若不扫除这些旧习,乘势改弦易辙,恐怕大厦一旦倾斜,不可能再扶正。请皇上征求大臣的意见,让他们各陈己见。若是大臣的策略有不足,则参用台谏之臣的意见;若台谏之臣辩驳不当,则专用大臣谋划的方法。要在朝中由众臣提出自己的看法,由皇帝做最后决断,以此做为治国之策,依次施行。敢有动摇基本国策的,必受惩罚,决无赦免。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新政能够推广,中兴大业必能成功。”
绍兴元年(1131年),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上《时政论》21篇,其内容包括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尚志、正心、养气等。其《定计》篇大意说:“陛下登基已经六年了,要是建都,则未必有一定能坚守的地点;要是征讨贼寇,则未必有不再变动的策略;要是建立政事,则未必有一定能执行不再反复的政令;要是任用官吏,则未必有一定能信任不疑的臣子。舍弃今天这个机会不再图强,后悔就来不及了。”其《建都》篇大意说:“宜定都建康(南京)以邻近关中、河内,作为复兴的基业。”其《设险》篇大意说:“要想巩固长江上游,必须保有汉水、沔水;要想巩固长江下游,必须守住淮水、泗水;要想巩固长江中游,必须以重兵镇守安陆。”其《尚志》篇大意说:“应当立下一定能恢复中原、去恭敬地祭祀先帝陵寝的志向;应当立下一定能扫除敌寇,奉迎二帝回国的志向。”其《正心》篇大意说:“当务之急是军务,希望能选拔正直的臣子,具备见多识广、为国分忧、敢于直言的品质,安排在皇帝左右,从早到晚与皇帝讨论国事,以求协助皇帝决策。”其《养气》篇大意说:“用兵之胜负,军队之强弱,将帅之勇怯,都与人君所养之气有直接关系。但愿君主多注意为善,注意更新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准,使他颁布的政令能够在中国执行,让百姓信服而又能让夷狄知道,使刚正之气充满天地之间,这样君王就可以使天下安定了。”复任为给事中,到职十余日求去,携家寓居湖北荆门。荆门一带兵荒马乱,准备迁居。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适逢湘潭士人黎明、杨训备船迎接,坐船溯湘江而上,抵达湘潭,至碧泉定居,遂落籍于湘潭。修筑碧泉书堂,著书讲学,从游弟子数十人,潜心续撰《春秋传》。胡安国志在经世济民,感于时事,往往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训诂,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春秋》的代表作。
绍兴五年(1135),因胡安国修纂的《春秋传》成书,朝廷以为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胡安国还未就职,谏官陈公辅上疏攻击继承程颐之学的人。胡安国的奏疏上达朝廷后,陈公辅等人则抨击胡安国的观点荒唐。朝廷改任胡安国为永州知州,胡安国没有就任,改任提举太平观、宝文阁直学士。
绍兴八年四月(1138年),胡安国逝世,葬于隐山。宋高宗赐谥文定。,赏赐金帛,委命湖南监司安置丧事,由潭州官府修建陵墓。
《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文集》十五卷,《宋史》立传,《宋元学案》中的《武夷学案》。
胡安国推崇理学思想中的体元与正心。他说:“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资始,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而调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认为“元”的体是仁,是仁人之心。“元”之质即在心之内,吾心通过“践仁”“体元”达到与“元”合二为一,将宇宙之“元”归入人的本心,凸显了心在体认天理中所起的作用。他说:“谓一为元,则知祖述宪章,以体元为人主之职。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万法、酬酢万事、师驭万夫、统理万国,皆此心之用也。尧舜禹以天下相授,尧所以命舜。禹首曰:人心惟微,道心惟微。周公称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玆常事。故一心定而万物服矣。”他认为“元”,就是人主的“道德之元”,人主要“体元”,“体元”的过程,就是以身践仁,就是令君心合于天心,就是强调“人心”必须合于“道心”。胡安国以“心”释“仁”,以“心”为“元”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在“明人君之用”的基础上,尽人君之能,正如其所说:“建立万法酬酢万事,师驭万夫,统理万国,皆此心之用也。”认为:四端五典、万事万物,是心之用的具体表现,无不统于人之心体,受人之心体的支配和控制。其言曰:“四端五典,起灭心也,有所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即起灭心事也。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能操而长存者,动亦存,静亦存,虽百起百灭,心固自若也。”又说道:“放而不知求者,静亦亡,动亦亡,燕居独处,似系马而止也。事至物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矣。是以善学者,动亦察,静亦察,无时而不察也。持之以敬,养之以和,事至物来,随感而应,言居独处,亦不坐驰,不必言致其精明以待事物之至也。”
讲涵养本心,随感而发,但又说明了以致知和诚意为正心的工夫。由致、穷而不昧本心,以求圣门之学,最终以至修身而达天下国家。胡安国说:“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万象必见,则不疑其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矣”。他的圣门之学关键是不昧本心,以达圣门之事业。
承认良知具有先知先能作用的本领:“夫良知不虑而知,良能不学而能,此爱亲敬长之本心也。儒者扩而充之,达于天下,立万世之大经,经正而庶民心兴、邪、息矣。”良知是人之本心,可先知先能,具备良知,可以爱亲敬长;若儒者加以扩充而推广到天下,可以由内圣开外王。
侄子:胡宪
孙子:胡大原、胡大壮、胡大时、胡大本
胡文定公墓,位于湘潭县排头乡“天下隐山”山麓,名叫“仙鹅孵蛋”的一座小山坡上,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六月至八月,宋高宗赐金、帛委命湖南监司安置丧事,由潭州官府所建。与天下隐山的慈云禅寺、濂溪祠(北宋大文学家、理学家周敦颐祠堂)、三贤祠(纪念南宋大文学家、理学家胡安国,其季子胡宏、学者称五峰先生,弟子张栻的大型祠堂)隔垅相望。
胡氏后裔改碧泉书院为祠,取名胡文定公祠,专供祭祀。祠门联有二:“海纳百川,院育千人。武夷道脉,湘楚名家。”
胡氏后裔及湘人慕其胡氏父子之贤圣,生师其人而殁犹敬其神,在南宋理宗年间就修建了“三贤祠”。
胡安国是两宋时期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和政治家,对两宋之际的政治和学术领域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胡安国以其《时政论》、《治国论》、《春秋传》,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湘派”风,一方面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国宝典。
胡安国讲学于碧泉学院,传学胡宏及弟子。胡宏传学张栻。张栻湘中门人众多,仅见于《岳麓学案》的即有33人。他们先后讲学于碧泉、岳麓、南岳、主一等书院,培养大批学者,形成胡氏学派,一称“隐山之学”。黄宗羲称“湖南学派”,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也称“衡岳湖湘之学”或“湖湘学派”。王闿运称“潭学”,说“胡开潭学,朱张继响”;又说:“道学开自周敦颐,乡邦无传其学者。至安国及子寅、宏来发明之。湖湘之学,比于关洛。”湖湘学派研究传统理学,有历史局限性,但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对湘潭乃至湖南的人文教化和道德风尚有深远影响。
胡寅:“宏纲大用,奥义微辞,既于笔削之书发挥底蕴”,而“记诵训诂、辨说词华之习,一不与焉”(《进先公文集序》);
胡寅:“公少时,有作为文章立名后世之意,其后笃志于天人性命之学,乃不复作。”
谢良佐:“胡康侯就像严冬大雪时,百草枯死而松柏挺然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