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而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三〇年，胡适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之后，有著名的“胡梁之问”。梁漱溟认为“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胡适则反问：“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胡适一直主张“充分的现代化”、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洋先进文明，但国内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坚持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吸收”西洋现代文明，胡适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论争，从他留学归国后直到三十年代，几乎没有停止过。但“五卅惨案”引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很多人认为反帝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持这种观点的人，却不是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新兴的民族主义者，是青年。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为由，而把西洋先进文明拒之门外，显然跟胡适主张的全心全意学习西洋先进文明相冲突，因此这也是胡适所不能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