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

1998年4月30日，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98岁。

学习时代

胡焕庸幼年丧父，家境清贫。1912年，他读高小。当时的高小，已开英文课。英文教员路芹祥在课外帮助他阅读供中学生阅读的《泰西五十轶事》，从而使他为以后学习多种西方语文打下了基础。1915年，胡焕庸考取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在这里，艰苦的生活激发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而教师们诲人不倦的精神，也给他留下为人师表的榜样，并且影响他的一生。

胡焕庸在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这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国家前途未卜的时代，是呼唤青年人关心国家前途和世界形势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青年时代的胡焕庸决心走上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的道路。

地理教育家

胡焕庸在地理学上有多方面的贡献。所有这些贡献都是在教师的岗位上完成的。因此，他首先是一位地理教育家。他长期的教师生涯，先是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以后是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度过的。

我国近代的地理教育是从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以后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开始的。创办这个系的是竺可桢。继承竺可桢所开创事业的是胡焕庸。他于1919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3年，胡焕庸在南高毕业，即赴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史地教员。1926年春，他回到南京补读东大的学分，取得东大理学士学位。当年，他乘船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

胡焕庸和竺可桢

当胡焕庸还在法国进修的时候（1927年），在竺可桢的肩上，有两副重担：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和中央大学（当时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9年更名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9月，胡焕庸从法国回国，既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的教授，又担任气象研究所的研究员，成为竺可桢在这两个单位的得力助手。

从1930年起，竺可桢不再担任中央大学教授。竺可桢留下的自然地理学和气候学的教学任务，几乎全部由胡焕庸担任。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成地理系和地质系，由胡焕庸任地理系主任。这样，当年由竺可桢承担的培养地理人材的任务，全部转移到胡焕庸的身上。

中央大学地理系

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包括此前的地学系）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10年中，特别是1930年以后的7年，胡焕庸在培养地理人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担负起气候学和自然地理的几乎全部教学任务，包括地学通论、气候学、天气预报、地图投影以及亚洲和欧洲自然地理。此外，他还从事地理教学基本建设，如编写教材、编绘挂图、组建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创刊《地理教育》等等。

正当胡焕庸和中央大学地理系在工作上取得进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七七事变”。在战火蔓延到上海后，学校当局决定把学校迁到重庆市。

在重庆办学的困难是敌机的狂轰滥炸。1940年暑期的一个傍晚，敌机投弹，使地理系的几间房子受到严重破坏。

1941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地理研究部，由胡焕庸任主任，当年就招收首届研究生3名。以后，每年招收研究生，直到抗战胜利后他去美国考察时为止。1947年他从美国回国时，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在南京解放前夕，以拒收赴台飞机票的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决心。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年，在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工作3年。1953年，他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开始他在上海的长达4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从这时开始，直到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室）成立为止，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他主要从事世界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在教学方面，他担任过各洲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举办过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班，多次招收世界地理的硕士研究生。在1956年以前他亲自担任大学本科的亚洲自然地理和欧洲自然地理课程的教学工作。这段时间尽管不长，他仍然认真编写出有关专著。

在1981年以后，胡焕庸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人口地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从1984年起，他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从1985年起，他担任博士后研究站的指导教授。他在1989年3月退休以后，仍返聘任教并担任人口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胡焕庸在地理教育战线上驰骋了60多年，从而形成他自己的教学风格。他的讲课不落俗套而是先提出中心问题，然后进行细致的分析，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他的一堂课的内容，集中要点虽只是三言两语，配合一幅地图或者一张表格，而分析起来却是丰富多彩满满的一堂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我国地理学界人才济济，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1901年11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

1919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

1920年，竺可桢来校任教。

1921年，南高扩建成国立东南大学，并成立我国第一个地学系，竺可桢任主任。

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

1923—1926年，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教。

1926年，回到南京补读国立东南大学学分，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1926—1928年，和凌纯声等几个贫寒同学采用互助互济的办法，集资赴欧留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师从白吕纳（Jean Brunhes）等名师。

1928年，任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

1930年，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1934年，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首届理事。

抗日期间，随中央大学西迁入川。

1941年，任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主任。

1943年，任中大教务长，同年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1946年，应美国马里兰大学之聘，担任地理系研究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在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工作。

195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并任研究室主任。 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

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多年。

1981年，任中国人口学会顾问，上海市人口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室主任。

1983年，人口地理研究室改为人口研究所，担任所长，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是全国人口地理研究中心。

1984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第一位人口地理学博士生导师，翌年又被批准为第一位人文地理学博士后导师。

1986年，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0年，被聘为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顾问。

1998年4月30日，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98岁。

治学广博的地理学家

在地理教师的工作中，胡焕庸一方面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待学生的学习，另一方面又以“学而不厌”的精神对待自身的提高。为此，他十分重视搜集和阅读国外文献，注意地理科学上的新学说、新理论和新资料，从而积累丰富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客观需要，从一个教学领域转入另一个教学领域，并且从一个研究领域转入另一个研究领域，他撰写出多种大学教材和专著。

胡焕庸从竺可桢手中接过的教学任务，最主要的是气候学。他所著《气候学》就是他在中央大学的教材。此书主要参考德国学者J. 汉恩（Hann）和W. 柯本（Koppen）的著作，第一次把柯本的气候分类法介绍给中国地理学界，认为这种分类法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是最完善的气候分类法。

1980年，胡焕庸为研究生讲授世界气候课程，并编著《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一书。此书论证南北半球、不同纬度、大陆东中西区的气候差异，认为：“纬度地带性产生气温的地带性，而大陆东中西区的非地带特性，更多地表现 在降水量方面的差别。由于水热状况的差异，各地才有不同的土壤和植被，因而有不同的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

胡焕庸认为，我国水利地理的重点，在于黄河和淮河流域。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黄河志·气象篇》属于黄河流域。其他工作均属淮河流域。为了研究淮河，1934年他率领学生前往苏北淮河南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且出版《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一书，及《两淮水利》一书。此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导淮委员会提出的以淤黄河为淮河出海口的计划，是完全行不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成立治淮委员会。水利部特邀他参加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完成《淮河》、《祖国的水利》、《淮河的改造》等著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胡焕庸比较集中于经济地理的研究。他在讲课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一系列的经济地理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地理》、《美国经济地理》、《苏联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它们都以商品为经，以地区为纬，强调各地各类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重视供需关系，并且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分析，说明其有余和不足的状况。同这些著作相配合的，是《世界经济统计》一书。

1964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西欧北美洲研究所。胡焕庸根据主客观条件，着手《法国地理图志》、《英国地理图志》和《西德地理图志》的系列著作。它们都以经济地理为重点。“文化大革命”后，出版了《法国经济地理》一书。

区域地理是地理学的核心。胡焕庸在区域地理研究方面，强调人地关系的阐明，认为，研究人地关系，就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总体。除了单篇论文外，他的区域地理著作有3个方面：即分省地理、分洲地理和分国地理。

在分省地理方面，主要有《江苏图志》和《四川地理》。前者是在苏北里下河和苏南东坝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此书以图为主，以文为辅，在著作形式上独创一格。后者是在中央大学迁川之初完成的，是第一本关于四川省的地理专著。

在分洲地理方面，主要有《各洲自然地理讲义》的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二者本来都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材。其中的《欧洲自然地理讲义》，经金祖孟和严正元、康淞万补充修改后，以《欧洲自然地理》名义重版发行。

在分国地理方面，最重要的是《法国地理图志》，此书充分发挥地图的作用，做到了图文并用，在形式上类似《江苏图志》。此外，他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出版《英国地志》、《法国地志》、《德国地志》、《苏俄地志》和《南欧地志》，在抗日战争后期又出版《日本地志》、《朝鲜地志》和《台湾与琉球》。

在抗日战争后期，胡焕庸受有关部门委托，在余俊生的协助下，在重庆进行战后重划省区的研究工作，最后提出一个包括新的省区和省会的完整的方案。这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先声。

在1962年和1963年，胡焕庸曾两次为研究生讲授《古地理学》课程，并且写出《古地理学教程》的专著。此书引用大量外国文献，论述全球海陆分布的演化过程，包括地球及其圈层的形成和演变问题，第四纪的冰川和冰期、气象气候、海陆变迁和新构造运动以及生物和人类的古地理学。

当“文化大革命”风浪初步平息，人们发现，西方已经完成一次地学大革命，大陆漂移、洋底扩张、板块构造和世界大地构造的新学说，已经确立。为了赶上时代，胡焕庸在《古地理学教程》的基础上，写出《世界海陆演化》一书，重新探讨全世界的海陆演化问题。

此书是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海陆演化，认为：东非大裂谷处于海洋的胚胎期，红海处于幼年期，大西洋处于壮年期，而太平洋处于晚年期。太平洋周围的海沟、地震、火山和造山运动带，是地表的活动带。一方面，板块在此俯冲、下沉和消亡；另一方面，大陆在此造山和增长。

上述著作覆盖地理科学的广泛领域，都是西方地理科学思想和中国地理实际的结合，在引进西方地理科学的基础上，对推动我国地理科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开创中国人口地理学

胡焕庸于1926年到1928年在法国进修时，不仅进修地理学的科学知识，而且进修地理学派的科学思想。回国后，胡焕庸大力介绍法国学派的地理思想。根据法国学派的观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有天定胜人的一面，又有人定胜天的一面。具体体现这种关系的，首先是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因此，他一直把这两门学科看成是自己的主要科研方向，强调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地理，而把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密切结合起来。

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就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我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方面第一批论文。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与《中国的农业区域》。前者是第一次用等值线的方法，绘制《中国人口密度图》；后者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区域研究。

《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着重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特别是我国东南部和西北部在人口密度方面的鲜明对比。我国东南部地狭人稠，而西北部地广人稀。这是人所共见的。文章通过分析对比，找出一条可以显示两侧人口稀密悬殊的明确界线，那就是自黑龙江之瑷珲（即爱辉，今黑河）向西南直到云南之腾冲的直线。

根据作者当时的分析，在此线之东南，全国36%的土地，养活全国96%的人口。反之，在此线之西北，在全国64%的土地上，只有全国4%的人口。这就是说，同全国平均密度相比，东南部高出2.67倍，而西北部仅及其1/16。在二者之间，平均人口密度成42.6与1之比。很明显，爱辉—腾冲一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焕庸的人口地理研究只能停顿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国进行了人口普查。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人口地理研究室，并且很快拿出关于江苏省以及南通、常熟、宜兴等县的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的论文。遗憾的是，由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研究室，在仅仅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很快就陷于瘫痪状态。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人口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得到人们的肯定，许多大学成立了人口问题的研究机构。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国最早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机构，在1981年就得到了恢复。现已扩大为人口研究所，而且是国内以人口地理为研究重点的人口研究所。

建立中国地理学会

胡焕庸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和首届理事，曾任理事长多年，现任名誉理事，是我国地理学70多年来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的健在的见证人。1990年，正值中国地理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祝贺他的90岁生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自选的《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出版了。这是一部以人口地理为主，旁及自然地理，还有一个包括182个条目的《著述目录》的论文集，是他60多年来从事地理教育和地理研究，特别是人口地理研究的详尽记录。

胡焕庸和他的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已不再限于人口分布及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而是跨入人口经济和人口预测的领域。根据他的研究，世界各国人口都曾有过盲目增长的过程。如今有些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人口的零增长值。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工作，我国也将会有这一天。因此，问题在于认真工作，而忧心忡忡是不必要的。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后，全所人员在胡焕庸的率领之下，在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和人口社会学以及实际应用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其中有胡焕庸独力完成的著作，如《中国8大区人口密度与人口政策》和《中国8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两书；还有全所共同完成的论文集，如，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3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一书的15篇论文中，他个人有10篇。可以想见，年逾八旬的胡焕庸，仍然处于思维活跃状态，因而在人口地理研究中一马当先。

胡焕庸的一些工作成果是同年轻人合作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他和张善余合作的《世界人口地理》和《中国人口地理》（上下两册）；和伍理合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前2种是全新的著作，而且材料丰富，分析详明，篇幅巨大，深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后2种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中国人口分布图》和《中国人口密度图》的更新和重绘。它们都是老一辈的经验及热情同新一代的智慧和勤奋的结合，是两代人各尽所能、通力合作的结果。

胡焕庸的人口地理著作，有很多特点。他十分重视人口地理的区域差异。根据这样的差异，他把全国分成8大人口区，即黄河下游区，辽吉黑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沿海区，晋陕甘宁区，川黔滇区，蒙新区和青藏区。而且，在一区甚至一省以内，也有不同的情况。例如，他把甘肃省称为“人口生态类型最多的”省份。

关于人口密度的地区差异的问题，他十分强调人口密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尤其是人口和粮食生产的关系。在中国8大人口区之中，青藏区和蒙新区在表面上都是地广人稀的地区。但是，如果把人口数量同当地负载能力结合起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在人口地理中，胡焕庸还注意到人口变迁的问题。我国西北半壁人口对全国人口的比重，同1933年相比，有1.6%的提高，即从4%提高到5.6%。这显然是我国40年来重视开发西北的结果。东北三省的人口总数，在近百年中增加了20倍。这里既有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人口迁移的因素。

研究人口地理是为了提供国家制订人口政策的参考。在这方面，胡焕庸设想，青藏区人口不宜超过1000万，蒙新区不宜超出6000万。因此，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急需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其迫切性更大于人口稠密的汉族居民地区”。所有这一些，都体现科学的人地关系的原理。

192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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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焕庸．约翰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地理杂志，19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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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焕庸．俄国地志．南京：钟山书局，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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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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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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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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