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道静先生十五岁时就读于武进顾实先生任教的一所学校，老先生讲授《汉书·艺文志》，旁引博征，深入浅出，引起了他对乾嘉学派考据之学的兴趣，因此，又在怀琛先生和朴安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古文字学和校勘学，圈读《国朝汉学师承记》，同时，又潜心攻读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主持的校勘班子利用那么多的不同版本互勘异同、发现问题的事实，使他认识到要校理古籍，不掌握版本学和谙熟每种古籍的版本情况是不行的，于是，要发奋于这方面的学习和探索。他家藏有一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四部丛刊》，他把这部“网罗善本，景印留真”的大丛书作为揣摩版本学的津逮。

考入上海持志大学

1928年，道静先生插班考入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从此，他在系统深造的同时，广泛从师而学。1929年，道静先生拜父亲和伯父的至交、版本目录学海宁陈乃乾先生为师，进一步学习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整理和影印古籍的专门知识。其时，朴安先生与一些学者组织了名为“中国学会”的学术团体，乃乾先生亦是会员，学会每两月有一次集会，道静先生作为“小会员”，借此机缘得以饱聆老师宿儒的高论。乃乾先生论版本之学，别有一番心得。他反对“玩物丧志”，主张实际效用，认为版本之学不一定是宋元珍本、名钞宝册，只是要从实际的校勘价值与是否为孤本、逸书、足本而定。乃乾先生的灼见，使他受益很深的。

此外，道静先生还从周予同先生学习经学史，周先生讲授的今文经学，使他开拓了的思路。因为先前从学的顾实先生是古文经学家，门户谨严，使他在学术思想上受到较大的局限。又从吕思勉先生学习中国通史，从姚明辉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从姜亮夫先生学习音韵学、敦煌学，从王庸先生学习地理学史，从陈守实先生学习因明学，从顾颉刚先生学习史学史，从蔡尚思先生学习思想史，从闻宥先生学习语言学、古文字学，从辛树帜先生学习农业生物学，从胡先骕先生学习植物学等。这些学习使他广阔地涉猎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并深刻地受到这些学界前辈的影响。例如，道静先生在《<古史辨>对一个顽固青年的冲击》一文中，曾详尽地谈到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他的影响。他说：“那时候我喜欢念念有词唠叨两句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好算是‘老、彭派’吧。”“通读了顾先生的书《古史辨》，就建立了他要使人相信的‘古史有个变迁的过程’的概念。”“由于顾先生立论的基础广泛。设征坚博，又是行文平易，娓娓动听，所以一个本来难以‘重点使信’的人遽尔在一夕之间改变了态度，接受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道静先生在深入攻研各门学习的同时，于古典科学技术方面的兴趣愈加浓厚了。其时．他父亲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部分编辑工作，见自己的孩子对于古典科学的兴趣比古典哲学的兴趣都高，便将“万有文库”选题中的《齐民要示》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和发稿工作交给他做。于是他借此初步熟悉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其文献，并对沈括《梦溪笔谈》中涉及的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和农田水利学的许多条文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辑佚学方面，道静先生也作出了成绩。王安石的《熙宁字说》是训诂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郭沫若曾经说：“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朱、陆等不同。他注意文字学，著《字说》。其解字法有四，即形、声、义、位，与研究文字学的方法差不多”)。自熙宁新政失败后。此书久遭抹杀，明初所编《永乐大典》。已无《字说》可录。他在博览群书、手录秘册时发见现存的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的著作中散见不少引文，可以鸠集；还发现清四库馆虽然从《永乐大典》中辑妹了《瓮牖闲评》、《考古质疑》、《东斋纪事》、《萍州可谈》、《张氏可书》等宋人笔记，但仍有《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老学庵续笔记》、《就日录》等数十种未被辑录之已佚的著名笔记散见各书，可以辑集。于是，借课余工隙之际，辑集了《熙宁字说钩沉》和《宋人笔记钩沉》等稿，但都在“一·二八”日军侵沪之役中毁失了。

在校雠学方面，道静先生同样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手抄之书，凡底本壁还之前，总是手抄一遍，或嗣后再借补校，因此养成了躬录亲校的习性，校书也形成了读书生活的一部分。其时，他购得上海中国书店新印的严可均校道藏本《公孙龙子》一册，经与几个明刊本对校后，发现颇有异同，严校并未俱举，于是萌发了“尽取诸本校勘、诸家校语汇录”之意。他次第求得清人陈澧、辛从益注本，以及俞樾《诸子平议》和孙诒让《札》中的校语，一一对校过录，叠用各色笔写，底本上五彩缤纷。当时，适逢王献唐先生的《公孙龙子悬解》出版。还遂潜心研读，并与自己的校本参照的循览。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校雠学》一书。次年，又出版了他的《公孙龙子考》。

1931年秋，道静先生从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毕业，因家境清贫，不得不帮父亲肩荷一部分家庭生活的担子，不再继续深造。次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日本帝国主义者突然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在家住的闸北战区，被敌寇的炮火夷为平地，除了一家人逃出以外，全部藏书及文稿都化为灰烬。战事结束后，他随父亲进了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馆工作。此时，他年方二十岁，但工作十分努力，效率也很高，待人接物又非常恳学，馆中同事都很敬佩和喜欢他。亚子先生等一引起他父亲的老友，每每称赞他“雏凤清于老风声”。上海市通志馆创办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停顿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上海市通志》虽未修成，但成就也不算少。其间，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鉴》、四本《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两本《上海研究资料》。这些书刊中，道静先生执笔的文章，在质在量，都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正如柳亚子先生说的：“道静的成就最多”(见柳亚子的《怀念胡道静兄》，收入《怀旧集》，详见后述)。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上海图书馆史》、《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著作，均于1935年由上海市通志馆出版。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侵略战争后，淞沪沦陷，通志馆停办，人员也都散了。不久，怀琛先生因忧愤而谢世。道静先生上奉孀慈，下抚弱弟，过着艰苦的生活。此时，上海市通志馆编辑部同人在柳先生在支持下，办起一张以英国商人为发行人、在香港注册的中文报纸，名叫《通报》，传播抗战消息，鼓舞抗战斗志。他白天在中学任教，维持生活；夜间在《通报》任义务编辑，兼写社论。《通报》受到敌伪的恐吓和威胁，加以英国发行人的印刷厂要求的代价越来越大，几个依靠工资为生的书生凭着爱国热情自发出钱办的这张抗日报纸，在财力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得忍痛停刊。但由于这一工作，他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新闻界中赢得了一定的声望，被以美商为发行人的《中美日报》和以英商为发行人的《大晚报》先后延聘为记者和编辑，与美国反日刊物《密勒氏评论报》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当时，虽然租界“孤岛”尚未沦陷，但敌伪肆虐猖獗，常在手枪炸弹的威胁，道静先生被汪伪特务机关列名于黑名单，1940年夏天，在一处秘密工作地点遭到特务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然而，他还是坚定勇敢地做他的抗日宣传工作，并与柳亚子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1941年，亚子先生离沪去香港。行前他委托道静先生将通志馆的文稿及一部分贵重藏书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隐弊起来。道静先生后来通过天主教法国神甫的关系，由震旦大学图书馆代为保管，替通志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亚子先生到香港后，他们继续保持着联系，不以盛衰易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通断绝，亚子先生离开香港。道静先生在敌人的通缉下，间关离开上海，先后在浙江金华、安徽屯溪继续致力抗日新闻工作。1942年5月，《东南日报》由金华撤退到福建，道静先生处理毕在金华的工作，搭乘最后一班列车西撤，车行到龙游站附近，遭遇日机追击轰炸，列车全部被毁，死伤很多。当时，桂林的《大公晚报》在报道此事时误报了他已遇难的消息，流亡在桂林的柳亚子先生见报后非常惊骇痛心，专门写了《怀念胡道静兄》一文，刊于一九四二年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后收入《怀旧集》。道静先生自己则在回顾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时说：“在那民族斗争尖锐的严峻年代里，遭遇过暗杀，经历过追踪列车的敌机猛烈轰炸，总算命大九死一生，死里逃生，但是生活的不宁，工种的多变，使我无能再用心于学问。年青时候的美梦，支离破碎，剩下迷惘和惆怅。”

抗日战争胜利后，道静先生得到“抗战胜利勋章”。回到上海后，继续在新闻界工作。全国胜利前夕。从地下党同志那里第一次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写道：“那野外还完全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我毕竟还是个爱国主义者，读到主席老人家那满腔爱国爱民、透辟阐明革命的文章，不能不万分感激。尤其是第一章第一节高度概括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篇章，非常惊讶于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对于祖国文化遗产的精深的研究。”

解放以后，道静先生以极大的热情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投身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工作。解放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部文物处图书馆科科长，负责处理华东大区的图书馆业务调整工作。195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他调任该所编辑。由于祖国新生，他获得了一个稳定的读书、工作环境，他的夙愿一一把《梦溪笔谈》校理出一个新版本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1956年春，道静先生校注的两巨册《梦溪笔谈校正》问世了。

《梦溪笔谈校正》以清陶氏爱庐刻本的底本，爱采影刻宋乾道本、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续编》本、《汇秘笈》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故杂记，征引的文字校勘不主一本，也不主一家之说，择善而从，后注所证，引书达数百余种。

1957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的《新校正梦溪笔谈》。这个《新校正》本，即是《校证》的简本也是《校证》本的补充本。《新校正》增加了用明万历沈儆蚧刊本校勘的校文，万历沈本是根据元大德九睥陈仁子刊本翻刻的，保持了元刻本的优点。这是在元刻本收归大陆、影印出版以前，首次用“准元刻本”的第一次校勘。

《梦溪笔谈校证》问世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盛赞《校证》说“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中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到了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和道静先生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两书。当时，胡适在海外读到《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人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校证》的问世，也引起了国际科技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1957年第1O期)评论说：这两卷本的校证，对一过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稿《传统的中国科学》第一讲中说：“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以日本薮内清博士为顾问、梅原郁教授为领译，由十九位各学科专家组成的班子，费时十五年才译成、出版的日文本译本《梦溪笔谈》，在例言中说明译注时以道静先生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正梦溪笔谈》为依据，并说：“胡道静氏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

《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正梦溪笔谈》出版后，道静先生在继续抄校诵习群书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补充，到1966年春，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特意为《补证》稿题写了封面。

与此同时，道静先生在古农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的成就。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了大办农业的高潮。为响应党的“在历代农业”的号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决定为清理祖国农学遗产作出贡献，规划编录一部尽可能完整的古农书目录及资料集。由于道静先生精通目录学，又熟悉祖国农业历史，故成为当然的人选而被委以此任。他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以高度的负责精神，遍检国内公私收藏中国古籍的目录、版刻图录、书志、题识，次第缮录，并潜心攻读传本农书，录其序跋，考订原委，将每一部农书的目录学资料都搜集比附在一起。如此积年累月，目耕手耘，至1966年初步，录存达百余万字，稿笺累叠可与书案比齐。

1966年，国家开始了大动乱，道静先生的全家遭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残酷迫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固已在劫难逃，而他的正在大学读书的长子因在大串连途中到西安时听有关方面揭发了张春桥劣迹，回到校园里贴了伸张正义的大字报，就招来了“四人帮”一伙的疯狂迫害，而一家人也都遭遇受了株连。他竟然被指为“长胡子的后台”而被捕入狱!(“四人帮”的上海爪牙说什么：“中学生背后有大学生，大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道静先生及其全家终于重见了光明。动后余生，他百感交集。对于一个学者，有什么比失去自己经年累月呕心沥血所搜集的资料、撰著的书稿而更痛心的呢!在这场浩动中，道静先生失去了十多年来用心血凝成的一百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四十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内翰良方校录》、《沈存中逸著钩沈》(包括《熙宁奉元历》、《灵苑方》、《梦溪忘怀录》、《清夜录》、《长兴集补阙》等)、两度辑录的《熙宁字说钩沉》以及《沈括年谱》、《海隅读书记》等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损失!但是，比这些更可痛惜的是，三千多封国内外师生写给道静先生的学术通信尽遭毁失，运动后未有一纸收回。这些丧失的书札写寄者中，有许多是在“文革”中去世的学术大师，如两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俨所长、中国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主任、清华大学刘仙洲校长、北京大学向达教授、王重民教授、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西北农学院辛树帜院长及辛夫人康成懿先生、石声汉教授等等。还有柳亚子先生历年写给他的信札四百多通，有的信件中还附有柳老新写的诗稿；他的老师和学友顾颉刚、姜亮夫、周予同、胡先马肃、顾廷龙、赵万里、潘景郑、瞿凤起等先生给他的大量书札；此外还有英国、法国、荷兰和日本许多汉学家写给他的论学书信。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料的损失，使他锥心泣血，感到无比的伤痛!

十年动乱，摧残了道静先生的身心，毁灭了他在科技史和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许多重要成果和积累起来的资料。然而，他对于伟大的党的正确领导和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前途始终坚信不渝。他目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各方面所作出的重大决定和国家在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感受到党对自己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怀和温暖，精神振奋，壮心倍增，决心继续以笔报国，尽暮年之力。虽然劫后体弱多病，还是黾勉学习和著述。自1978年起，道静先生先后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顾问、国家农委领导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筹备会员、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学术顾问(负责道教学研究的工作)等职，还兼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的教授，并决心在有生之年，重新写出《梦溪笔谈补证》。他的英国友人、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1978年再度访问我国时，用中文为他决心重写的《梦溪笔谈补证》题了签，以补在十年动乱中被毁失去了的竺可桢老的题签。

他与李约瑟博士的交谊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和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分别在剑桥和上海出版，彼此都读到对方的著作而互相倾心，两位学者从此结下了真挚的友谊。1964年，李博士访华，到上海时曾晤见了他。共作学术上的商讨。1972年李博士再次访华，仍要求见他，那时他在狱中，“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诓骗李博士说：“胡道静已死了。”李博士要求见他的家属致唁，“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慌了，又胡说他的家属都已离开上海。李博士悲痛失望，但也带着怀疑的心情，到处访问道静先生的情况。到1978年李博士又一次访华前，途经日本，在京都市确证道静先生还活着，而且已出了监狱；到北京时，李博士向科学院提出，去沪时一定要会见胡道静，院方给作了安排，他俩才重又见面。1980年，是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我国领导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专门发了贺电，我国驻英大使柯华同志在伦敦设宴，向李老博士贺寿；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延请我国著名学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担任主编，胡道静担任执行编辑，编辑了出版了李约瑟博士贺寿的学术巨著《中国科技史探索》。我国学者及英、美、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十一个国家的学者为该书撰写了学术论文，道静先生也写了《朝鲜汉文农学撰述的结集一一述所见三个不同版刻的<农家集成>》一文为老博士贺寿。1981年，李老博士又一次访问中国，来上海时，由多年的助手鲁桂珍博士陪同，特地到他家里晤谈，和他一家人欢聚。

因为道静先生对于《梦溪笔谈》这部受到世界上重视的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曾经作出了并继续在作出重大贡献，1981年3月20日他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Academie Internationaled’Histo- rie des Sciences，院部设在巴黎)选为新的通讯院士，这是我国科学史学者第二个被授为通讯院士，第一人是著名的数学史家钱宝琮教授(已故)。又由于道静先生在古籍整理和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

近年来，道静先生于科技史研究及古籍整理研究愈益勤奋。除先后发表了《沈括的军事思想渊源》、《苏沈内翰良楚蜀判》、《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探索》、《<梦溪忘怀录>钩沉》、《苏沈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出版)、《农书和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出版)、《沈括研究论集》(由齐鲁书社出版)。《熙宁字说钩沉》第三次重辑工作正由他的助手虞信棠在协助进行中。《梦溪笔谈补证》在紧张地重写，《沈存中佚著钩沉》则由他的挚友、著名天文数学史学者严敦杰教授以及北京医学院阮芳赋同志、上海中医学院吴佐忻同志协助，重新辑集。

同时，道静先生接受了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及农业出版社的委托，担任整理《浦泖农咨》(水稻栽培学的古农书)、《分门琐碎录·农艺卷》(系久已失传的南宋早期的一种重要古农书)和《树艺篇》(系早于《农政全书》而未为徐光启所见到一部明代中叶编成的作物学及植物学百科全书，与农业文献学者朱洪涛同志合作整理)的任务。

对于古籍整理研究的基础工作，道静先生是很重视的。在1982年3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新恢复后的首次会议上，他提出了一项建议：“古籍整理出版的后勤工作，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是需要集中力量的、带突击性的、希望能在较短期完成的‘清家底’的普查工作；另一个是长期性的情报工作。”道静先生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会后，他对这份建议书作了修订，并补充了“三类历史资料应受到保护”、“域外中国古籍的收藏”、“需要建立外文译本书库”三个文段，以《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为题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上发表。他在文中阐述的意见，以及所介绍的有关古籍普查和情报方面的材料，不但得到国内同行们的重视，而且引起国外学术界的关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文献中心委员长池田温。已将此文摘译发表于1983年3月号《东洋学文献中心通讯》。

道静先生一贯热情地帮助指导他的学生、助手与其他青年同志。例如，他常说，不但要认真读“纵四史”(他把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撰写的四部中国通史称为“纵四史”)，而且要认真读“横四史”(他把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四方面的专史称为“横四史”)。他说：”纵四史’是按时间长河的流程来写的。虽然在每一个阶段里，它们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介绍了，但都不是一部专史。我们的国家是有丰富文化积累的国家，深度和厚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所以，我们学习历史的，对于文化史的了解特别要求多些，不能以通史里介绍的那点分量便认为可以满足，于是必须多学点文化专史。这也有四个方面，就是文、史、哲、科。”他关于文、史、哲、科“四科”并立，以及提倡读两个“四史”的见解，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当是很有启迪的。

道静先生对于汉字排检法也有一贯的优选法的见解。他认为搞汉文文献索引工作，必须选定最优的汉字排检法，才能使索引产生迅速和准确地检出的作用。汉字排检法，自《说文解字》至今，有各种式样的“部首法”、“韵目法”、“拼音法”、“庋撷法”、“四角号码法”等，不下一百种之多。他根据实践中得出的经验，认为“四角号码法”最优，坚决主张使用这种方法来排检汉字文献。他认为，汉字的特征，一是单体，二是方块，在各种排检法中，“四角号码法”符合于汉字结构、形体的特点，取角编号又具有科学性，并且具有易记易查的优点，因此，道静先生主张在一切汉文工具书的编撰中大力提倡，普通采用。他在自己主持的多种目录学书籍中都使用此法编制索引。1959年至1962年间，他代表中华书局参加上海图书馆编制《中国丛书综录》的编辑工作，当讨论索引部分采用何种检字法时，他坚持要采用“四角号码法”，得到馆方编辑组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这部大规模的古籍目录著作的索引便是运用这种排检法来编制的，后来在实际的使用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当辩论这种排检法的功效时，道静先生举出两个有力的证据。他说，上海市公安局对市区六百万人口的户籍总卡，是用四角号码来排检的；由哈佛燕京社资助编制的中国古籍引得，在北京海淀编制时是用“庋撷法”的，那是因为主持这个工作的是发明庋撷法的洪煨莲，但是，当哈佛燕京社资金移到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继续编制中国古籍索引时，日本方面却考虑采用了四角号码法。他说，这都不是凭借外力所能做到的。唯一的力量是这种排检法本身的优越性所产生的效应。

道静先生在治学道路上已整整走过了五十余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治学道路的大半程是在巨浪大波、动荡不安的艰难时世中度过的，是十分坷坎、曲折的，正如他所感慨的那样：简直是个穿九曲珠的历程。正因为如此，在拨乱反正以后，他才有强烈的要求安定团结的愿望：“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程但愿是周道如砥，可别再强迫去钻第十道弯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道静先生的愿望(也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已成为美好的现实。

他在一篇回忆他的业师、已故陈乃乾先生的文章中说：“乾师热爱古籍出版工作，相信党。他感觉到，在旧社会里半个世纪的个人奋斗，只能作出那么点成绩；到新社会里，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是能够大有作为，光大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其实，这何尝不是他本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