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军政府时期结束，贝隆当选阿根廷总统。因为不同意贝隆政党的政见，也无法接受在大学被强制阅读歌颂贝隆夫人的文章，科塔萨尔辞去大学的教职。辞职以后，他创作了同样具有自传性质的《被占的宅子》，描写关于贝隆政府如何侵占自家的房屋，将其公有化。

1947年，科塔萨尔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疯狂用功，用9个月完成了翻译公会3年的翻译课程，正式成为一名英语和法语翻译。他每天的工作不是翻译文学巨著，而是翻译私人信件，甚至是妓女们给远洋水手的情书。

1949年，科塔萨尔带着诗集《国王》和短篇《被侵占的房屋》去拜访当时的文坛教父博尔赫斯。两个星期后，他的作品已经发表在博尔赫斯组织出版的文学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年鉴》上。

1950年他完成了《考试》的创作，但是没有一个编辑愿意出版它，因为他们认为其间包含了太多的粗话。

1951年，在科塔萨尔37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给他的十个月的奖学金，因此他搬到了法国巴黎并且在那里定居。

1952年，他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担任翻译，去了很多国家。同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

1953年，科塔萨尔同阿根廷女翻译欧若拉·贝尔娜德丝结婚。他们俩一起去意大利生活了一年。

1956年，出版了他的第2部短篇小说集《游戏的终结》。

1959年，科塔萨尔编辑了故事集《神秘武器》，其中收录了他著名的短篇《追踪者》。第二年他与妻子乘船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旅途中，他用随身携带的打印机构筑了小说《中奖彩票》。

1960年代，小说《跳房子》在西班牙发表，很快在巴黎引起轰动，并热回阿根廷。

1963年，科塔萨尔受美洲之家的邀约访问古巴，担任美洲之家文学奖的评委。

1967年，科塔萨尔与立陶宛人乌格涅·卡维丽丝结婚。他的第二位妻子在政治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1970年11月，他到达智利声援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抗议皮诺切特政府，并且探望了他的母亲与朋友。他还根据尼加拉瓜革命创作了《尼加拉瓜，甜蜜的暴力》，并将稿费捐出。

1971年，科塔萨尔与其他作家一起，因为要求卡斯特罗提供艾勃尔托·巴迪亚德的消息而被前者“驱逐”。 尽管卡斯特罗的所作所为让他的幻想破灭，他仍旧关心着拉丁美洲的政治。

1973年，科塔萨尔以《曼努埃尔记》获得了梅第奇奖，他却借此书将版权捐出以帮助阿根廷的政治犯。

1974年，科塔萨尔成为了设在罗马的贝尔钱德洛塞尔第二法庭的一员，主旨是研究拉丁美洲的政治状况，特别是一些对人权方面的侵犯。

1980年，科塔萨尔和他的第三个妻子卡尔罗·顿洛普一起游览了世界各地。最初的几站中包括了波兰，在那里他参加了声援智利的大会，并且表示支持尼加拉瓜革命。

1981年8月时，科塔萨尔突然严重胃出血，最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1984年2月12日，科塔萨尔因病离世，和第三任妻子一起合葬于蒙特帕尔纳斯公墓，享年70岁。

以上参考

科塔萨尔的小说中不难看出现实和幻境的交错。科塔萨尔声明，他的短篇小说由于缺乏更确切的名称都归入幻想小说，这些小说反对那种虚假的现实主义。而在现实与幻境对立的背后，隐藏的是向往改变与甘于现状的对立。科塔萨尔在现实与幻境中时刻给读者展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渗透到骨髓中的冷漠，让人初看以为他想要描述的就是这样冷漠的世界。《南方高速》的结局首先就显露出了这种景象。一次塞车，让被困途中的许多陌生人联结成一个小团体，互相照顾，以等待道路再次畅通，甚至汽车404上的工程师还与王妃牌汽车上的姑娘发展出了爱情。可真当道路畅通后，昔日的小团体瞬间分崩离析。《克拉小姐》中，15岁少年小保罗因病住院，遇到了护士克拉小姐。母亲对儿子的溺爱得到的不是她的亲切回应，而是对她的抱怨。妈妈这边是“我得看看宝宝盖得毯子够不够，我得让他们再给他送一床在身边。”儿子那边却是“毯子当然够，好在他们终于撤了，老妈总把我当小孩，净让我丢人。”而妈妈在初见克拉小姐时，就从克拉小姐紧箍在身上的护士裙断定她是一副狐狸精样儿的没羞耻的丫头。克拉小姐明知身处青春期的保罗已带着大人的自尊和男人的姿态，她还要在护理中不断的惹怒、羞恼、嘲弄他，丝毫不顾小保罗的心情。尽管如此，科塔萨尔更突出的却是冷漠背后人们渴望温情的意愿。《病人的健康》中，小儿子阿莱杭德罗刚到蒙得维的亚不久就死于一场车祸，一大家子人为了不影响身体不适的妈妈的健康而联合起来隐瞒死讯。而后克蕾莉亚姨妈突感不适前往马诺丽塔・巴耶庄园休养最后也死了，大家仍竭力向妈妈隐瞒这个死讯。到妈妈最后去世时，她温柔地说：“大家都对我太好了，费了这么大劲为了不让我难过。”在这互相欺骗中，无疑是彼此之间渴望温情、亲近的欲望。在《会合》中，尽管战事吃紧，格瓦拉他们受到敌军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我们八十个人里损失了至少五六十”，也没有人会想丢下受伤的廷蒂，所剩不多的人高喊着“只要路易斯活着，我们就能赢。”同样是《南方高速》中，尽管最后小团体分崩离析，但他们的温情却是确实存在的。“大家决定将西姆卡的年轻人把气垫床让给ID上的老妇人和博琉上的女士;王妃上的姑娘给他们送去两条苏格兰呢的摊子，工程师把自己的车让出来。”而在最后，克拉小姐开始像对待大人般对待小保罗，顾忌到他的感受，在手术后疼痛的时候安慰他。最后小保罗快死时，她觉得自己在病房多呆一秒钟，她就会哭出来，在他面前哭，为了他而哭。

漫游

长篇小说《跳房子》是科塔萨尔漫游气质最为严重的作品之一，小说几乎提及了巴黎的每一条街、每一座桥、每一家咖啡馆。在这个由街角的名词所构成的迷宫里，主人公们游魂般的步伐之上是迷惘的灵与肉，找不到出口——而小说的确并没有结局。科塔萨尔发明了漫游般的阅读方式：全书被分为155个章节，在每一章的最后，有小标提示下一个需要跳至的章节。在用手指追随数字跳跃着游走于全书的过程中，读者成为了创作的同谋，使半成品的作品发育完全，而直至抵达最后两个数字131与58时，读者才诧异地发现，小说将在这两个数字之间往复，跳着“131-58-131”的无限回旋舞，永远走不到尽头。《跳房子》里的世界处处不尽如人意，也许正因为如此，小说更为青年人所喜爱，当他们尝试用尚未发育完全的主体意识去碰撞这个世界坚固的墙壁时，这本几乎汇集所有疑问与苦恼的小说，就成为了他们感同身受的双子星。

悲观

科塔萨尔小说的内部世界几乎是悲观的，主人公在窗台上进行着生死抉择，“毫无疑问最为理想的应该是向外一倾身，让自己落下去，啪的一声，一切就都结束”。然而，当外部世界的青年们与小说形成某种积极的联盟时，“悲观”的标签便摇摇欲坠了。科塔萨尔的小说却源于街道。他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拥有十分现实主义的背景。他的幻想成分更多是一种讲述的道具，或者比喻，却并非故事的根基。与博尔赫斯自始至终的严格把控不同，科塔萨尔对小说仅有的监督在于一种总体的情境与模糊的想法，而科塔萨尔式幻想的迷人之处在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故事将走向何方。

解构

《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是科塔萨尔最为轻盈的作品。在克罗诺皮奥的世界里，一切既定的社会准则像冰淇淋一样转瞬即融，唯独美、自然和乐趣因为单纯而永恒。在这本“解构之书”里，我们看到科塔萨尔这个“大克罗诺皮奥”在戏谑规则、反讽实用时，那恶作剧般的欢愉。或许因为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解构气质，科塔萨尔从来不写稳定的小说，他的故事充满了能量的流动、置换与转化，铺陈着结构的崩塌。正因为对稳固持有怀疑，属于他的每一个下一秒都像薛定谔的猫一样，看到了才知道。假使科塔萨尔提及了“稳固”与“永恒”，那只是为了在下一秒将其推翻。《被占的宅子》中，一对兄妹长年蜗居于老宅，极度固步自封的他们甚至考虑用乱伦通婚来达到封闭秩序的稳固极致。然而，宅子渐渐被不明的他者所侵占，最终兄妹被迫流落街头。《远方的女人》、《美西螈》中，灵魂的置换发生得突如其来，尘埃落定只在瞬间，肉体带着对方的幽灵离开；《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剧烈头痛》中，不稳定的能量被排出体外，化为了毛茸茸小兔子自喉咙呕吐而出，或者是绕着屋子疯狂嬉闹的生物“芒库斯庇阿”，而当溢出的力量超过某一临界点时，主人公们所努力经营的稳固秩序被瞬间摧毁；《奸诈的女人》的概念或许源于科塔萨尔所喜爱的黑色电影。主人公对他的情人坚信不疑，而当这个女人蛇蝎般的核心被暴露在苍白的月光之下，就像口味甘甜的蟑螂太妃糖被剥去糖衣外壳时，“坚信”终化为“不信”；《南方高速》、《公共汽车》中短暂得可怜的同盟，最后仍是各走各路；《正午的岛屿》里，阳光灿烂的度假，不过是死前的最后一抹幻影。快乐、欣喜、满足？归零在鲜血潺潺的伤口。《跳房子》里尽是灰蒙蒙的迷惘与不确定，一次又一次的离别……科塔萨尔曾说过，他写作时往往感到一种爵士般的摇摆。在模糊的情景，不可知的结局，注定崩塌的结构之中，他受着节奏的推动而写作，用语言摇摆出一种形式，汇集所有这些四处漫游的元素，最终出现了句子、段落、纸页、章节、以致一本书……在迷雾化一切的过程中，科塔萨尔仍然相信着某些东西。在一切的不确定中，仍然存在着一种确定的摇摆，那是科塔萨尔写作中的摇摆，也是生活本身的摇摆。正是这摇摆，让奥利维拉总是在迷宫般的巴黎街头偶遇玛伽——这个骑自行车车筐里放一根长棍面包和一本书的姑娘——即使他们从不刻意约见。

以上参考

科塔萨尔正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评）

无人能给为科塔萨尔的作品做出内容简介，当我们试图概括的时候，那些精彩的要素就会悄悄溜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评）

任何不读科塔萨尔的人命运都已注定。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重病，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从没尝过桃子的滋味，人会在无声中变得阴郁，愈渐苍白，而且还非常可能一点点掉光所有的头发。（巴勃罗·聂鲁达评）

热爱科塔萨尔是整整一代人必须要做的事。人们惊讶地发现可以用西班牙语像爵士乐那样自由地写作，摒弃约定俗成，或者像杜尚那样，将日用品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用新的视角将它们点化为艺术品。（西班牙《国家报》评）

胡里奥·科塔萨尔是一位惊人的作家。难以想象作为短篇小说家，他还需要如何进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

每当想到科塔萨尔的名字，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词就是“迷人”。（《西语美洲文学史》作者奥维耶多评）

2006年，巴黎女市长为了纪念胡里奥·科塔萨尔，将他的故事《恶魔的口水》所设定的真实场景——圣路易斯岛附近的一个小广场命名为胡里奥·科塔萨尔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