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脱媒的大背景下，我国银行业需要更新理念，加强中间业务创新，提升对大型企业综合服务能力，逐渐降低对信贷业务的依赖等，多方面寻找解决之道。

一是加快调整经营模式，着力解决好体制机制和人力资源两大关键问题。商业银行要成功应对金融脱媒，关键是在体制机制和人力资源两方面采取实质性的举措，使内部运作的体制机制能很好地适应金融脱媒背景下银行转型的需要，同时造就一支能在新形势下成功进行市场竞争的人才队伍。

“金融脱媒”改变了银行的资产结构，使银行的无贷款客户的比例大量增加，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转变经营增长的方式。商业银行应实施经营体制的创新，从以“部门银行”为主向“流程银行”转型，实现高效运营服务与有机管理风险的统一，实现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从行政级别导向型向战略导向、业绩导向和技术导向型的转型。

金融创新产品固然重要，但商业银行应对策略中的关键因素是体制机制和人力资源。要迅速适应证券市场变化，大量引进资本市场人才是必由之径。

二是调整现有客户结构，大力发展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目前，中资银行的信贷集中度非常高，一旦大企业信贷市场萎缩，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将发生很大变化。从国际经验看，最后信贷市场将集中在中小企业和个人零售客户，而不是现在的大企业。我们将来的信贷业务要逐步压缩到中小企业和零售客户；而对大企业的服务，将来发展以投行、企业风险管理业务为核心的固有业务。

纵观国内竞争态势及未来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战略发展定位，把握最佳调整阶段和发展时机，进入高贡献度的个人金融业务领域，实现个人金融业务突破性发展是国内商业银行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另外，具备一定规模、实力和潜力的中小企业，对银行来讲是优质客户，通过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赢得企业的信赖，巩固银企关系，取得双赢效果。

三是推进商业银行金融服务产品创新。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主要依靠贷款拉动经营规模的扩张，属于一种典型的外延粗放型、高资本消耗、高风险积累的发展模式。近年来，银行传统发展模式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是金融脱媒趋势加快，优质企业的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银行间竞争激烈，客户选择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的余地大大增强；二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差空间收窄，传统盈利模式受到严峻挑战。

虽然中国已有工行、中行、建行三大银行的市值进入世界十大银行的行列，但是盈利能力总体还是比较低的。盈利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产品，特别是非利息收入产品；产品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是今天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从对客户群体的粗浅分析提供无差异产品，转到精细分析提供差异化产品，是中国银行业未来业务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首先重点开展零售银行业务，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的。拓展零售银行业务不仅是应对脱媒的手段，而且也是应对外资银行竞争，确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次面对金融脱媒给公司业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商业银行要积极拓展中间业务，扩大非利息收入。第三积极开拓网络银行业务，应对非金融机构竞争。商业银行依靠传统的营业网点很难应对电子金融带来的挑战，只有积极发展网络银行业务，才能应对无处不在的电子网络。第四要积极创新，强化管理、巩固传统商业银行业务。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国家通过生产资料的垄断占有，并依托扭曲的劳动力、农产品价格体系，最大限度地占有了社会生产剩余。在国民财富分配中，国家占有绝大多数份额，是真正地“藏富于国”。

1979年，在国民储蓄结构中，居民、企业、政府部门储蓄比重分别为22.55%、33.65%和42.8%，政府掌握着绝大多数社会经济剩余，居民储蓄微乎其微。改革以来，严重扭曲的劳动力、农产品价格体系逐步得以调整，“放权让利”的改革及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快了由“藏富于国”向“藏富于民”的转变。

到1995年，居民、企业、政府在社会储蓄结构中的比重已变为70%、25%和5%，动员居民储蓄，加快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则成为加快社会资本形成，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

转型以来，中国政府面对国有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依托国有银行的信用垄断地位，通过利率管制、规模计划、信贷干预等广泛的金融管制政策的推行，低成本动员了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对国有企业部门提供了庞大的融资支持，这成为影响中国转型发展绩效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在金融管制政策下，国有银行在社会信用活动中享有垄断经营权，居民除了将钱存入银行外，没有其它的投资渠道，使储蓄资产在社会金融资产中占有过高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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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脱媒”是调整中国金融业格局，改变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商业银行的现状，提高资金效率的难得契机。非银行金融资产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有利于提高直接 融资比重，开拓企业融资渠道，形成一个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直、间接融资比例适宜、风险分散、资金使用效率较高的市场化的金融格局。

1996年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迅速发展。1993－1998年，直接融资比重由12.36%上升到36.86%，间接融资占比例则由87.64%下降到63.14%。到1999年时，直接融资额已超过间接融资额的一半，银行在资金融通中的地位已显著下降。

首先，银行“脱媒”、储蓄分流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和债市的发展，改变企业资产负债比率过高的现状。长期以来，由于国有企业对间接融资过份倚 重，资产负债率一直过高。1980年时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9年时则达到86%。银行“脱媒化”，直接融资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负债水平，减轻财务负担。

其次，银行“脱媒化”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长期以来，国有银行在政府信贷干预下大量进行的信贷投放成为项目铺底资金，资产流动性、安全性降低。与此同 时，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形成了“硬负债，软资产”格局，金融风险向银行集中。银行“脱媒化”加快，直接融资发展，减轻了银行的经营风险，推动了风险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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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由“藏富于国”向“藏富于民”、由单独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市场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对我国货币调控、银行监管及银行业务开展等，带来一系列挑战。

随著资本市场为中心的新金融商品的开发和需求的创造，特别是随著资本需求的超强劲增长，使得以证券市场为中心资本市场功能日趋凸显，而传统银行媒介金融的媒介作用则趋於萎缩，利润下降，存放利差收入减少，依靠传统的存贷业务难以维持生存的状况。

一是从居民角度说，在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倾向与更高的回报率和更为多样化的资产形式，信贷、利率、外汇管制加剧了这一动机。

二是企业为寻求更为便利的融资渠道和更低廉的融资成本，通过债券、股票、融资票据等证券直接筹措资金。

三是各类理财机构如基金等，在传统的直接和间接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方式以赚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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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银行利率尚未市场化，在储蓄分流加快，银行“脱媒化”发展的同时，不能利用利率手段吸引居民储蓄，将使各家银行资金来源锐减，削弱其信贷投放能力。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纷纷通过加大收回再贷力度，挖掘存量资金潜力。中小银行由于存量资金潜力有限，资金来源骤减导致资金来源与运用的不平衡，已形成十分强大的经营和支付压力。如果它们储蓄少增、贷款多增的趋势持续下去，势必加大央行基础货币发行压力，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

其次，在启动经济阶段，银行“脱媒化”、信贷投放趋于萎缩将影响央行的货币信贷政策与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使央行货币政策反周期操作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增大启动经济的难度。

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七次降息，银行利差进一步扩大，试图以此扩大居民消费及银行信贷投放，结果均不理想，银行“脱媒”、资金分流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再次，银行“脱媒化”使股市风险加大，规范股市运作，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已成为金融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

90年代后，随着金融市场化的逐步发展，社会金融资产类型日渐增多。国债、国家投资债、投资公司债、金融机构及企业债券、股票、大额存单等金融资产的出现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规范股市运作，防止信贷资金大量入市，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课题。

企业做品牌，就是与目标客户建立终身关系，就是要“结婚”，就是“娶媳妇”。要想媳妇娶进门，关键因素在沟通。沟通做的好，必然能与恋人的情感交流，尊重恋人、理解恋人，与恋人达到情感领域的融合和升华。如果沟通做不好，皇帝娶妻也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