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腊库胡同里最吸引人的还不是宫蜡，而是胡同里被附近老居民称为石敢当的那块石头。腊库胡同里有一个石敢当，不过没有见过。那天为了找寻这块石头，从嵩祝院北巷转到了腊库胡同，胡同里蜿蜒曲折岔口很多，几乎走遍了胡同的每一个角落，可就是没有找到这块石头。

向胡同里的人打听石敢当，可是却没人知道。在就要放弃的时候，终于有个老奶奶说：“石敢当是不是就是立在墙角的那块石头呀，我知道。”在老奶奶的指引下，在腊库胡同通往东板桥大街的胡同西口，把口的一座民宅的墙角，发现了立在那里的一块一尺来高，刻着古怪花纹的石头。老奶奶说这就是石敢当。由于石头的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出它上面刻的是什么样的花纹了，但是像这样古怪的花纹笔者的确是第一次见。

石敢当是民间的驱邪镇宅之物，一般是用石料雕刻上兽头等形状，安置在宅门上或街巷入口处。有关石敢当起源的传说在民间有许多。在一个民间传说中，石敢当的起源竟还与黄帝有关。传说当年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不但十分强悍，而且猖狂之极，他竟然登上泰山大呼：“天下有谁敢当？”女娲听后很气愤，投下一块泰山石，喝道：“泰山石敢当！”蚩尤仓皇落败。于是黄帝借此机会就遍刻“泰山石敢当”的字样，以此震慑蚩尤，最终将蚩尤打败了。而在另一个民间传说中，石敢当又被描绘成一位善良、勇敢、力大无比的勇士，他到处降妖伏魔、治病救人。后来家家户户就将石敢当的名字或砌于墙上、或立于街口、或置于房顶，使鬼祟见之不敢接近。但是不管石敢当的起源到底怎样，实际上它已经成为老百姓的保护神，或者说是降妖辟邪、保平安的一种象征。

有了石敢当镇守的腊库胡同，的确是一块福地。曲折狭窄的胡同里曾经居住过不少名人。享誉诗坛的浪漫才子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读书时，就选择了腊库胡同作为他的寓所。还有革命先驱高君宇，也曾经在腊库胡同里居住过。在著名文学作品《青春之歌》中也曾多次提到过腊库胡同。此外解放战争平津战役期间地下党的电台也曾设在腊库胡同里……

景山周围的胡同中，其实还有着更多有趣的故事和鲜为人知的古迹。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首小诗，是80多年前一个叫高君宇的青年题在自己的照片背面的，而今刻在陶然亭公园高君宇墓碑上。这首小诗的背后，有着一段革命加爱情的动人故事。

高君宇，在党史和团史上，都是一个闪光的名字。

1916年，20岁的高君宇从山西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9年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1920年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1925年3月6日0时25分，生如闪电般耀亮、死如彗星般迅忽的高君宇，离开了他奋斗的革命事业、心爱的恋人石评梅。

高君宇的光辉，不光写在党的历史上，也永远留在北京腊库胡同和陶然亭。

腊库胡同是景山公园东北的一条小胡同，因为明清时期内务府曾在这里设“蜡库衙门”而得名。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前朝旧事到此为止，下文还是说说高君宇腊库胡同脱险的故事。

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后，供出了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

1924年5月21日清晨，腊库胡同16号被京师警察厅侦缉队包围。由于高君宇已经起床工作，居室又靠近门房和厨房，从窗口看见军警直奔上房张国焘的房间。他赶紧销毁文件，躲进厨房，化装成伙夫，拿起一个菜篮子，从容地走出大门，当天就坐火车去了山西。而张国焘与他新婚妻子杨子烈被侦缉队抓走。为了保存性命，张国焘向京师警察厅出卖了党的组织，供出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员。

说到高君宇，就要说到一位女性——石评梅。

高君宇的恋人石评梅被誉为“风流才女”。作家柯兴根据她与高君宇革命加爱情的故事，创作了传记文学——《风流才女石评梅传》。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光明日报》将这部作品同步连播、连载。以后上百家的电台相继连播，许多报刊进行连载。199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次连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石评梅也是山西省人，名汝壁，因爱梅花的高洁而改名评梅。1920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任国文老师和体育教员。她酷爱文学创作，作品经常在鲁迅主编的《语丝》上发表，是当时颇有影响的青年女作家，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等书。

1922年春，在北京山西会馆的一次聚会上，高君宇结识了石评梅。共同的进步追求和兴趣，使二人相互吸引。

石评梅很有才华，经常写文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被人们誉为“女界杰出之秀”。但她又多愁善感，作品中总是充满着忧伤、低沉的情调。在给高君宇的信中，石评梅说自己“有说不出的悲哀”。

此时，已走上革命道路的高君宇经常在思想上开导、帮助她，指出当代青年苦闷的根源在于社会，要解除苦闷就要改造这个社会。“世界使人悲哀，这个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由于高君宇的言传身教，石评梅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她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追忆高君宇对她的帮助：“往日，我怕恶魔的眼睛凶，白牙如利刃；我总是藏伏在你的腋下趔趄不敢进，你一手持宝剑，一手扶着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

高君宇有过包办的不幸婚姻，对石评梅有火一般的恋情。为了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高君宇特意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他自己的手上。

爱情是可贵的，但高君宇始终把社会使命放在首位。他在一封信中对石评梅说：“我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石评梅理解、支持高君宇的革命行动。

1924年11月，高君宇随孙中山北上，到北京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当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就要求出院，德国主治大夫可棣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嘱咐他：出院后一定要静养六个月。为了安全，党组织安排他住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高君宇明知自己身体上的“数架机器不堪耐用”，但还是忘我地投入工作。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被推举为代表，带病出席。3月2日，他突发阑尾炎，腹痛难耐，但他仍然坚持开会。

到了4号，高君宇实在支持不住了。当石评梅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知道高君宇又生病了，怕路上来不及买什么东西，便顺手把自己案头花瓶里的一束白梅拔出来，雇了车，匆匆赶到东交民巷原来的俄国兵营。

一进门，她大吃一惊，高君宇简直像是变了一个人——形销骨立、枯瘦如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原本苍白的脸更加惨白了。

高君宇苏醒过来后，无力地抬起胳膊，指了指床边的一张桌子，告诉石评梅那里有整理好的信件、几本日记，交给她保存了。高君宇不让她去医院，答应住院后马上告诉她。正好师大附中下午还要开校务会，石评梅便匆匆地走了。她想把学校的事情安排一下，最迟明天就到医院去看他。可是她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2022年，入选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类 第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