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1 07:00
《自为墓志铭》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为自己所写的一篇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作者用近乎游戏的笔墨,以自嘲戏谑的口吻,写出心中的痛楚与伤痕。文中历数自己有“七不可解”,此外又有“八可称”“八不成”“六呼之”,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自嘲自蔑之辞,作者表面的自暴自弃之下,是一颗伤口永远无法愈合的心灵。张岱少有才情,经常得到先辈夸赞,自己本来也有建功立业的雄心,但随着家国的破亡,一切雄心壮志都付诸东流水。无论是生,还是死,都失去了意义,生死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自然对死亡也就无须讳言,作者的达观中包含有深深的无奈。全文文笔自然,语言真挚。
自为墓志铭
蜀人张岱1,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2,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3,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4,好鼓吹5,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6,书蠹诗魔7,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8,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9,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10,如此则贫富舛矣11,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12,如此则尊卑溷矣13,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14,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争利夺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摴蒲15,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16,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17,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18,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19。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20,鲁国相大涤翁之树子也21,母曰陶宜人22。幼多痰疾,养于外大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23,藏生牛黄丸24,盈数簏,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岁25,食尽之而厥疾始廖26。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27,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28,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29,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甲申以后30,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31,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32,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33,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34,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35:“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高士36,冢近要离37,余故有取于项里也38。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铭曰:
穷石崇,斗金谷。盲卞和39,献荆玉。老廉颇40,战涿鹿。赝龙门41,开史局。馋东坡42,饿孤竹43。五羖大夫44,焉能自鬻45?空学陶潜,枉希梅福46。必也寻三外野人47,方晓我之衷曲。
张岱是四川人,号陶庵。年少时是个纨绔子弟,十分热爱繁华之地,喜好漂亮房子、美婢女、美男子、鲜艳衣饰、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戏曲、鼓乐吹弹、古董、花鸟,并且浸淫饮茶下棋,沉湎诗书,半生劳碌,都成了梦幻泡影。到他五十岁时,国破家亡,只好逃避到山中隐居。所剩下的只有破碎的卧床和案几,折损的铜鼎和古琴,以及数卷残破的书籍,残缺的一块砚台而已。张岱穿着麻布衣衫,吃着粗粝的饭食,还常常因为贫穷以至于没柴没米无法做饭。回首二十年前,真是恍如隔世啊。
我常常自己评价自己,自身有七个疑惑不可理解:从前都是平民向上而比于公侯,而今我以世家弟子之身而向下等同于乞丐,这样贵贱紊乱了,是不可理解之一;家产虽然比不上普通人,却念想着富比石崇,这世间有很多发家的捷径,然而我偏偏要像於陵仲子那样隐居,这样贫富错乱了,是不可理解之二;让书生到战场上打仗,反而让将军来写文章,这样文武也错乱了,是不可理解之三;即使陪同玉皇大帝也不谄媚,陪伴悲田院的乞丐也不会傲慢,这样便混沌了尊卑,是不可理解之四;软弱的时候,被别人唾在脸上,不去擦拭,愿意让它自己干掉,刚强的时候能单枪匹马奔赴敌营,这样宽厚与刚猛相违背,是不可理解之五;争名夺利的时候,甘愿居于他人之后,看热闹、做游戏的时候,愿意让别人在先,这样则轻重缓急错误,是不可理解之六;赌博下棋时,常常不知胜负,喝茶尝水时却能明辨出来自渑水还是淄水,这样聪明与愚蠢交杂,是不可理解之七。这样七个不可理解,自己尚且不能明白,怎么能奢望别人懂得呢?所以,说自己是富贵人也可以,是贫贱人也可以;说自己是聪明人也可以,是愚蠢的人也可以;说自己是刚正不屈的人也可以,是柔弱的人也可以;说自己是急躁的人也可以,是懒散的人也可以。我这一生,学读书,学剑法,学节操义行,学撰写文章,学神仙方术,学佛法,学农耕,学园林之术都不成功。就任世人管我叫“败子、废物、顽劣之民、愚秀才、瞌睡汉、死老魅”吧。
起初,我字宗子,那时被人们叫作石公,随即便改字为石公。我喜好著书,所著作品有《石匮书》《张氏家谱》《古今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流行于世。我生于万历丁酉年八月二十五日卯时,是鲁藩王国相大涤翁的嫡子,母亲叫陶宜人。我小时患有痰疾,被外祖母马太夫人养了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在两广做官,有藏地出产的牛黄丸,装满了数只竹箱,从我儿童时直到十六岁,全部吃光后才彻底治愈。六岁时,祖父雨若翁带我到杭州,遇到了陈眉公先生。他跨坐在鹿背上,来钱塘游玩。他对祖父说:“听说您的孙子善于对对联,我要当面试一试。”他指着屏风上的《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我回应道:“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跳起来说:“怎么如此灵慧机敏!真是我的小友啊。”他进望着我能成就千秋之业,没想到我竟然是一事无成啊。
甲申年以后,我活得闲散慵懒,神志恍惚,既不能寻死,又不能维系生活,白发盘绕,尚在人世苟延残喘。恐怕我将来有一天比朝露走得还快,与草木一同腐烂,因而想到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都自己作了墓志铭,我于是也仿效他们这样做了。刚刚构思时,觉得为人与文章都不够好,于是再三停笔。即便如此,只是说一下我的癖好,也是可以流传下来的。我曾在项王里的鸡头山营造墓穴,我的友人李研斋在墓穴上题字写道:“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是志趣高洁的名士,他的坟墓在要离坟墓的附近,因此我在项王里选择了坟墓。明年,我已经要七十岁了,去世与安葬的时日还不知道,因此就不写了。
墓志铭上写:和别人斗富,石崇也有穷困之时。不辨事物的卞和,向楚王献出了荆玉。年老的廉颇,在涿鹿对战秦军。假托龙门司马迁之名,开设史局。东坡先生馋嘴好吃的情趣,也可以像孤竹君的儿子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五羖大夫百里奚,怎么能自卖才华?只好空乏地学习陶渊明,徒然地仰慕梅福。也只有像三外野人郑思肖那样的人,才能知晓我心中的隐秘吧。
人生七十古来稀,张岱已经活到六十九岁,在古代也算高寿了,他对人寿已没有更多奢望。尤其令他欣慰的是,《石匮书》这部先人遗命所托、自己性命所寄的巨著终于完成了,其他许多著作也已问世,可谓著作等身。再有,他经历了国破家亡、大起大落的剧变,总算苦熬过来,保持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些都使他感到十分欣慰。但是,卓著成就的取得、高风亮节的铸就,又饱含许多辛酸和血泪,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也包括世人的不理解以及非难、笑骂等等,这又使他感到悲愤和寂寞。但是张岱的骨头铮硬,性格很豁达,对自己所选择道路所持大节并无悔恨,“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便是对种种非议和笑骂的回答。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张岱写了《自为墓志铭》,给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和“鉴定”。
文章首段写二十年间,张岱从“纨绔子弟”变为穷光蛋,“布衣蔬食,常至断炊”。他十分坦直,说自己喜欢繁华的场所、漂亮的房子、美丽的婢女、姣美的书童;爱穿华丽的衣裳、爱吃美食;爱骑骏马、爱华丽灯饰、爱看烟火;爱梨园生活、爱敲锣打鼓、爱好古董、爱种花养鸟。经常以喝茶吃橘来打发日子,还沉湎于诗书之中。这些常人向往的豪华生活,张岱年轻时都享受了。“避迹山居”,是张岱在甲申鼎革后的无奈之举。如此巨大的落差,与张氏家族曾是绍兴显宦相关。曾祖父张元忭中过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翰林侍读。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任兵部主事,后历任山东、贵州、广西副使。父亲张耀芳沉溺帖括四十余年,屡试不中,后为山东鲁王长史。张岱幼时与祖父一起生活过,家中置有戏班,有武陵班、吴郡班等,多达六个。崇祯二年,张岱出游途经镇江金山寺,一时兴致,令随从在大殿上“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填”(《陶庵梦忆·金山夜戏》)。此即“好梨园,好鼓吹”的佐证。现今豪华生活成了梦幻,只有烂床、破茶几、坏的铜鼎、弹不了的琴和几本旧书、坏损的砚一块,伴随着他。与二十年前相比,就是两个世界。一位贵胄公子的嗜好与精神寄托,以及落魄后的惨状,全盘托出。如此坦率的士人,晚明就数他为第一人。
第二段写张岱经常反问自己,觉得有七桩事是难以明白的:一是贵贱紊混。以往是从平民上升为公侯,如今却是世家子弟沦为乞丐。二是贫富错乱。生产的粮食不及中等水平,却想像晋代石崇那样,过金谷园的生活;世上有很多捷径可走,偏偏有人要隐居山野度过一生。三是文武错位。书生上战场,将军写文章。四是尊卑无别。从做官到陪玉皇大帝时情绪不低落,到和乞丐同住时不骄傲。五是强弱相违。软弱时用唾液吐面而听任干掉,强锐时以单枪匹马赴敌。六是缓急乱套。争名夺利时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让别人先玩。七是智愚混同。赌博掷骰不知道胜负,一品茶或尝一下水,就能辨别出是渑、淄当中的哪一条河水。这七个解不开的难题,集中于他一个人身上。所以称他为富贵人、贫贱人、智慧人、愚蠢人、刚正不阿的人、柔弱的人、勤劳人、懒散人都行,一点儿没错。学文习武、学礼节、学写文章、求仙向佛、学农活、学种花,都没有成功,任随旁人说是败家子,是废物,是顽民,是钝秀才,是瞌睡汉,都可以。“七不可解”是张岱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从豪门公子变成穷汉的慨叹。
第三段是写少年与老年时的境况。张岱幼年的聪慧,让名人陈继儒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六岁时,祖父张汝霖带他到杭州,陈继儒骑着一只鹿到钱塘游玩。陈继儒对张汝霖说:“听说你的孙子擅长诗文对仗,我想当面试一试。”于是指着屏上的《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回答道:“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陈继儒大笑说:“哪里能找到像这样聪明隽秀的人,这当然是我的小友了。”陈继儒希望张岱能多写些千古流芳的文章,而张岱说“一事无成”自然是谦词。
从墓志铭看,他的著作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陶庵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流行于世。这里一共列了十六种,据夏咸淳先生从张岱诗文中爬梳,不下四十余种(《明末奇才张岱论》),好在重要著作皆已留下。《石匮书》二百二十卷,为有明一代的史书,止于天启朝。清初史学家邵廷采把《石匮书》与谈迁《国榷》并称,足见其价值之高。他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琅嬛文集》与《陶庵梦忆》上。《陶庵梦忆》是他散文的代表作,文笔清新,时杂诙谐,作品多写山水景物、日常琐事。《四书遇》为经学著作,以注释的方式表达对“四书”的独特见解。“四书”的整理者朱宏达甚至断言:“他确是明清之际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家”(《四书遇·前言》)。暂且不论这一评价是否中肯,但张岱确实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家,于经学、史学、文学均有名著面世。文章独步坫坛,诗词每臻绝唱,戏曲、书法、篆刻、音乐、园林皆称妙入,又通晓工艺美术、民间文艺。
第四段是说,在甲申年之后,张岱觉得神志恍惚,既不能寻死,又不能维生。他怕有朝一日突然去世,想到古人如王绩、陶潜、徐渭都有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就仿效他们也写了一篇。以为只有寻找三外野人郑思肖那样的隐士,才能知晓自己难以吐露的情怀。
从“婢仆数十人,殷勤伺我侧”,到“今皆辞我去,在百不存一”(《舂米》),从“鲜衣骏马”到自己舂米几十下而感到精力不支。这样的逆境,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张岱以坚忍不拔的精神,从事于著述。《四书遇》从三十岁起撰写,到六十九岁始成。字数达三十万字,书中引语录所涉及的人物有二百六十七人之多。于《石匮书》“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写作时间长达三十多年:“余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处逆境、甘寂寞、勤奋著述不掇,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五千年赓续不绝,就是此种自强不息精神的产物。
当代戏曲史家蒋星煜:“张岱是一个奇人。由于他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是七十老翁,经历过明亡清兴这一沧桑巨变,他成了身居岩穴的隐逸者。对生死、荣辱、得失的顾虑不是太多,所以话说得相当坦率,相当真诚,基本上把奇人的精神面貌生动地勾勒了出来,成为一篇文如其人的奇文。”(《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
贵州师范学院教授周复刚:“历来的墓志,大多是应死者亲属的请求,由别人来写,所以颇多‘谀词’。本篇则是作者生前自己撰写的。对自己的一生事迹进行评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本文却写得十分精采,对自己进行解剖,既透彻,又简洁;对自己进行评价,不卑不亢,亦庄亦谐。家世著作,一遵规范;追忆往事,描绘如生。读其《梦忆》,不可不同时并读本文。”(《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散文卷·辽金元明》)
张岱(1597年—约1689年),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还是一位精于茶艺鉴赏的行家。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少年时身经荣华,明亡以后“无所归依,披发入山”,晚年著作多寄托故国之思。文学创作以小品文见长,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风格独特,《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琅嬛文集》《快园道古》等绝代文学名著,另有史学名著《石匮书》亦为其代表作,时人李长祥以为“当今史学,无逾陶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