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用 译）

自由与爱情，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

我宁愿牺牲生命，

为了自由，

我宁愿牺牲爱情。

（兴万生 译）

裴多菲早期采用民歌体写诗，又对民歌的语言和形式加以提炼和发展。后来他在黑格尔左派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反对君主专制主义，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6年春，他同约卡伊等人组成青年作家文学团体，并写出了许多政治抒情诗。同年9月，他认识了农庄管理人的女儿森德莱·尤丽亚，其间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爱情诗。《自由与爱情》写于1847年1月1日，这天正好是裴多菲24岁的生日。他将自己的诗歌作品进行整理，准备出版《诗歌全集》，并写了一篇阐述诗歌理论的《〈诗歌全集〉序》。这首诗是裴多菲编完《诗歌全集》之后题写在扉页上的，原诗无诗题。

这首诗以生动形象的艺术思维，敏锐而准确地把握到生命、爱情、自由这三者在人类生存中的特定位置和潜在关系。人当然不能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失去了其基本的生存支点；但人更离不开爱情，缺少爱情的生活必然孤苦寂寥、索然无趣；而倘若一个人不能享有自由，无论是生命还是爱情，都失去了意义。

西方人有重视个人生命、崇拜妇女、珍视爱情的传统，他们往往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一般是弃事业而取爱情。裴多菲却与西方的传统习惯唱反调。在这首诗中，他首先盛赞生命的可贵，也许是因为它有无穷的创造力，也许是因为它只有一次。然而在诗人看来，爱情比生命的价值更高，这是典型的西方观念，也是诗人在经历了爱情的生活体验后对这一人生经验的高度总结。异性相爱是人类的自然属性，有了爱情，生命才充满生机，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本质力量。

接着，诗人笔锋一转，语出惊人：如果为了自由，生命和爱情这两者都可抛开。这自然也有西方“不自由，毋宁死”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此处的自由已不仅是个人的人格自由和行动独立，更主要的是指匈牙利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诗人赋予西方传统的自由以更厚重、更深刻的内涵，发展了这一自由观，而这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爱。此时匈牙利国势危急，既要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又要面对沙俄的虎视眈眈。在诗人生活的时代，自由就是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他在个人爱情与民族自由中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宁肯抛头颅洒热血，甚至暂时抛下爱情。尤丽亚在他心中的地位越重要，诗人对她的爱情越深，他的这一选择就越伟大、越有意义、越令人感动，也越能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和崇高追求。诗人对自由发出的呼喊就是对革命、对人民翻身解放的呼喊。

这首诗的特点有二：一是巧用铺垫和突转，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第一句肯定生命的可贵，第二句再铺垫一层，说明爱情的价值更高。最后，陡然一转，指出如果为了争取自由，二者均可抛开。步步深入的两层铺垫与最后的突转，既表明了诗人坚定的信念，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篇幅短小，思想崇高，哲理深刻。短短的四行诗，鲜明凝练地表达了诗人对生命、爱情、自由的超凡脱俗的思考，既肯定了生命、爱情的价值，又能够自觉地加以超越，升华到为人民翻身解放而甘愿牺牲的崇高境界。这就与一般的爱情诗划开了一道界线，也为后人处理个体的生命、爱情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关系提供了范例。

这首诗流行于1848年3月15日裴多菲发动佩斯起义的前夕，对于号召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地利帝国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它在世界上广为流传，鼓舞着无数青年为自由解放而斗争。左联诗人殷夫很喜欢裴多菲的诗，他曾由德文转译过若干首，其中就包括这一首。在殷夫牺牲后，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引用过这首诗。由于鲁迅的推崇，后来又长期为多家中学语文课本编入，此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据宋炳辉教授收集，此诗在中国不止一种译本，“较有影响的译本就有八个或者更多”。

裴多菲·山陀尔（Petöfi Sándor，1823—1849），匈牙利诗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生于屠夫家庭。早年失学，当过兵，做过流浪艺人。1842年开始写作，用匈牙利民歌体裁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1844年发表长诗《农村的大锤》和《勇敢的约翰》。前者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后者以民间故事的形式描述被压迫人民的痛苦生活，歌颂他们刚毅不屈的精神。还写了《爱国者之歌》《反对国王》等革命诗歌。1848年三月革命时，发表政治诗《给贵族老爷们》和《民族之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战，并完成长诗《使徒》。1849年在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中牺牲。除诗歌外，还写有政论、剧本等。作品对匈牙利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