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19 14:00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西方影响最大的神学思潮是自由派神学，这种神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永久性进行辩解，它乐观、自信，认为人们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和世界历史的进程。
在政治上，它宣称上帝之国通过社会改善、理性教育和消灭不义就能在世上建立。
在思想上，它否定传统教义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体系，相信理性的权威和能力，主张基督教信仰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相适应。
在伦理上，它声称基督教的本质是对上帝之爱的依附，并认为耶稣基督正体现出上帝的父爱，构成信仰的核心。
自由派神学认为，《圣经》中所体现的耶稣教诲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仍然起着作用，只要人们通过新的科学、哲学、历史和道德真理将传统信仰加以扬弃、改造，按其内心所体验的至善至爱来作为现代生活的指南，遵循历史的发展，就能确知上帝，获得永福。自由派神学的理论与当时资本主义表面上歌舞升平的景象融为一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曾风靡欧美。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派神学在美国得以继续发展。这是因为，美国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其经济的发展反而受到了促进，政局也比较稳固。政治、经济的不同形势，使美国的自由派神学有着自身不同的特点。它除了继承19世纪自由主义神学传统外，主要受当时美国流行的实在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影响，强调立足于现实经验的观察和认识，故被称为“现实主义自由派神学”或“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神学”。
欧洲自由派神学主要代表是德国新教神学家里奇耳和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年~1930年）。
里奇耳的主要著作有《古代公教会的起源》（1850）、《基督教关于称义与和解的学说》（1870年~1874年）《基督教教义》（1875年）、《虔诚主义历史》（1880年~1886年）以及《神学和形而上学》（1881年）等。里奇耳自由主义神学思想强调宗教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像康德那样，里奇耳反对将神学建立在纯思辨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而主张宗教应以道德为基础。这种具有浓厚人格主义特色的神学坚持，个人应当完全扬弃那种自我存在的罪恶意识。它相信，只要人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就能达到人类的道德完善和称义，在世上确立上帝之国。里奇耳认为，可以把基督教比作一个具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其一为“上帝之国”，它乃人类共同的道德目标；其二为“拯救”，它体现在人因信称义而得以恕罪。在他看来，上帝学说的核心就在于上帝之爱，这种爱体现在受造世界中人类的道德统一之上。由于里奇耳放弃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种种命题，其理论以价值判断为限，从而使自由派神学走上探求与自然科学和谐相存、和平共处的道路。这种倾向，常常被人们称为“文化新教神学”。
哈纳克为里奇耳的学生，也是著名教义史学家和自由派神学的突出代表。他于1873年在莱比锡获博士学位，1876年被聘为副教授，1879年在吉森任教会史教授，1886年曾在马堡任教，于1888年前往柏林，成为著名神学家。哈纳克在柏林不仅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也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政治活动。他于1890年被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01年担任柏林大学校长，1903年至1911年为基督新教社会会议主席，1905年至1921年兼任柏林皇家图书馆馆长，1911年为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第一任主席。哈纳克一生涉猎广泛，著述较多，尤其在教会史和历史研究方面功力深厚，其主要著作有3卷本的《教义史教科书》（1886年）、4卷本的《普鲁士科学院史》（1900年）、3卷本的《优西比乌之前古代基督教文献史》（1893年~1904年）、《基督教的本质》（1900年）、以及7卷本的《讲演与论文集》（1903年~1930年），在其理论中，哈纳克发扬里奇耳自由派神学的传统，强调基督教与人类教育的有机统一，把“福音”视为一切道德文化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他认为，基督教乃一种历史现象，早期基督教思想通过基督“福音”的希腊化过程而演变为基督教会的生成和发展。而教会教义并不等同于原初福音，它只是后期发展的结果，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因此，从古代文献中获得这一学说的具体内容，便纯然为一种历史性任务，哈纳克将耶稣的宣道总结为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上帝之国是目前在人类之中已经得以启示的真实；
其二，上帝应被理解为人类之父和人类追求的绝对价值；
其三，耶稣所宣讲的是更高层次的正义，即关于上帝之爱的信念。
于是，这种简单易明的耶稣学说在基督教信仰中被视为最高理想的宗教真理。在哈纳克看来，基督教虽然处于人类历史之中，却显示出自身乃一种无时空之限的宗教。通过对历史的沉思，哈纳克进而提出了当时引人注目的问题：历史对于基督教信仰究竟有着什么性质的意义？按照自由派神学的传统，哈纳克回答道，通过历史科学对福音的研究，人们能够追溯到耶稣的原初宣道，把握基督教信仰的真谛；而这种信仰虽然具有历史形式，却体现出一种无限的真理，表现为最理想的宗教。因此，哈纳克坚信，只要人类充分认识历史，尤其是历史中耶稣福音所给予的动力，那么，人类的历史、即人类文化的历史和宗教的历史就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这种乐观主义的欧洲自由派神学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遭到灭顶之灾。哈纳克本人则因大战爆发时对德国皇帝的绝对忠诚和屈从而受到进步思想界的批评，从此威信扫地，逐渐被人遗忘。
美国自由派神学的主要成员多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故称为“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史密斯（Gerald Birney Smith，1862年~1929年）、马修斯（Shailer Mathews，1863年~1941年）、魏曼（Henry Nelson Wieman，1884年~1975年）等。但最著名的自由派经验主义神学家是麦金托什（Douglas Clyde Macintosh，1877年~1948年）
麦金托什1877年生于加拿大，1909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6年至1932年任耶鲁大学教授，1920年至1938年任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宗教系主任，1933年至1942年任耶鲁大学神学院神学与宗教哲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交战世界中的上帝》（1918年）、《神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1919年）、《基督教的合理性》（1925年）、《宗教实在论》（1931年）、《社会宗教》（1939年）和《关于上帝的沉思》（1942年）等。
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神学，反映了西方现代技术时期神学家为了适应现代人信仰宗教，而对基督教思想所作的新解释。他们一方面不再强调自由派神学传统中对人类理想和主观价值的崇拜，另一方面却坚持现代科学世界中上帝的存在及其意义。麦金托什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有关经验主义应与宗教重新联合的格言，视为其神学重建的首要任务，试图把实在论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连在一起。他认为，神学必须以一种完整的哲学为基础，以人的宗教经验为开端。宗教真理的标准并不是《圣经》或教会教义，而是人们的“经验”实在。他把对外在权威的依赖斥为一种保守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妨碍了人类理性和经验的发展。为此，他鼓吹一种与之相对的“激进”方法，即认为神学的开端无需包含过多的内容；这样，它虽然不能获得许多真理，却也不会导致许多谬误。所以，他坚持对传统的权威不能盲目信从，而应从经验出发，获得宗教和神学的确信。当然，麦金托什承认这种“科学经验主义神学”并非整个神学，认为上帝的单一或统一性要超越经验主义神学的范围。这样，他觉得一种“规范神学”在经验主义世界中仍属必要。经验神学基于感性直观，而规范神学则依赖想象直观，二者相互补充、珠联璧合。
继麦金托什之后，魏曼等人继续发扬这种经验主义神学传统，形成美国自然主义神学特色。魏曼著有《宗教经验与科学方法》（1926年）、《历史的指导者》（1949年）和《人的终极义务》（1958年）等神学著作。他认为，在现代技术时代，只有科学探索才能形成人类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发展能力。为此，他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经验论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中吸收精神养分，主张按照杜威《哲学的改造》之模式来彻底改造人们体验自然、人类和上帝的方式，通过经验主义的必由之路而获得神学认识。
经验主义神学的这种努力，正是为了基督教信仰在现代科学技术时代中站稳脚跟，使之不受人冷遇。在现代形势下，神学家们不再借助于教会过去历史上的精神权威，而是殚精竭思、另辟蹊径，以求其神学思想也能为科学和理性所确证，从而能在现代社会中继续生存，与可续发展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