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文革”时期，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将这个早已消弭的概念死灰复燃般又揪出来并加以升级，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是一个更绝望的等次。

“臭老九”早可见于赵翼《陔余丛考》：“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则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对于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顶文革时期发明的“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近20年之久。

知识分子何以被称为“第九种人”，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元代时期。古代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次则是元代的独创。

一、官（政府官员）；

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

三、僧（佛教僧侣）；

四、道（道教道士）；

五、医（医生）；

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

八、娼（妓女）；

九、儒（知识分子）；

十、丐（乞丐）。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究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

在蒙古人故土的沙漠地区，人们只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有限的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读书和做官的这种行业。所以他们极端瞧不起知识分子，也仇视造就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并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这一制度。没有了科举制度，知识分子的特长便无法施展，他们又没有其它的技能，处境日益被动，最终沦落为连娼妓都不如。在蒙古人眼中，妓女能创造财富，可知识分子则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除了读书做官外什么也不会作。

科举制度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并没有随之消亡，相反还发展壮大起来。现代化离不开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知识分子也适应时代的需要，不光学习儒家经典而且要学习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

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和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别，在品格上也大不相同。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缘故，从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转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应该是一个被尊重被敬仰的阶级。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直至今天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为什么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工作不被人们了解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

虽然知识分子并不直接生产商品，但知识分子发展科技；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单位人工内，生产的价值靠什么提高？靠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的管理措施。这些可概括为“新技术”。举个最不起眼的例子：中国人教外国留学生掌握汉语的“了”字用法，以前要35天；一位老师经过研究论证写了一篇论文《“了”》，用5天就可以了，也就是每个学生能省下一个月的时间和花销。按留学生的数量20万/年、每人一个月学费人民币2000元、共能节省4亿元RMB。

曾经社会上有个说法：“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曾经的脑体倒挂，让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贫困线挣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知识分子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待遇也随之升高。社会上多了一群高学历高工作压力的群体，虽然收入比一般劳动要高，但是他们不少人40岁出头就劳累过度而逝世，不少人因为一心搞研究而影响家庭关系，不少人因为综合压力而自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他们被冠上“臭老九”的头衔，成为社会最下等的阶层。

尽管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知识分子毕竟是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力量。仇视或否定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的最大悲剧，一个成熟理性的国家应该重视知识分子，宽容知识分子的弱点，为知识分子营造一个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和优势，为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进步服务。

元朝：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歌舞姬或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