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早期的体育比赛并无“裁判”一职。据说在当时，参赛的每个人都可以执行裁判职务——谁看见犯规，只要喊一声即可。再后来，因参赛者胜负观念加强，便请来“第三者”担任裁判工作。不过，“第三者”并不一定懂什么规则，只要临时告诉他几点注意事项，他就能执法了。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很多正规比赛开始聘用外国人担任裁判工作，所以，当时的裁判术语均使用英文。

舒鸿，字厚信，祖籍浙江宁波，1895年生于上海。父亲舒高第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34年，是中国早期著名的科技翻译家 。舒鸿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四哥舒厚德（舒适之父）是第一批留日学生，受此影响，1919年，舒鸿赴美国勤工俭学，在美国春田学院攻读体育专业。1923年至1925年，他又在克拉克大学攻读卫生学硕士学位。

1925年，舒鸿回到中国上海。为培养中国裁判，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1927年至1928年，他担任会长。

1928年，恰逢一场篮球比赛将在上海举行。按惯例，比赛的裁判将由外国人担任。赛前，舒鸿向比赛组织者提出建议，“中国人参加的比赛，一定让中国人执法。”可外国裁判坚决不让位。

正当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时，有人提议，申请执法比赛的中外裁判统一参加考试，试题由当时最为权威的“美国裁判会”提供，并由“美国裁判会”阅卷打分。当时，一共有9人参加了考试，其中有4名中国人。考试结果出来后，4名中国裁判中，得分最低者为88分。另5名外国裁判中，得分最高者为60分，且仅有一人。于是，4名中国裁判均被“美国裁判会”接收为正式会员。他们也成为中国第一批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国际级裁判。直至今天，4名裁判的名字，舒昌荣老先生还能脱口而出：“舒鸿、乐秀荣、吴邦伟、蒋湘青。”

——他执法奥运史首场篮球决赛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篮球项目第一次成为奥运会上的正式比赛项目。最后，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闯入决赛。由谁来执法奥运会历史上第一场篮球决赛呢？尽管有很多国家的裁判报名，但国际篮联犹豫不决。

大家公认美国的裁判水平最高，但为了避嫌，肯定不能使用美国裁判。至于来自欧洲的裁判，很多人也摇头了——理由是当时篮球项目传入欧洲的时间不长，欧洲裁判恐怕难负重任。选来选去，篮联官员注意到舒鸿的名字。这个人是中国队的助理教练，在奥运会预赛时，也执法过几场比赛，表现得还不错，就用他吧！

听说由中国裁判执法决赛，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队员顿时炸开了锅。有的队员断定：“从中国篮球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就可以知道，舒鸿肯定吹不好。”有的队员甚至讽刺说：“怎么能让‘东亚病夫’来当我们的裁判！”总之，队员们不欢迎中国裁判。

两队教练却格外信任舒鸿，当时，美国队的助理教练杜平曾是舒鸿留学美国春田学院时的大学同学，他向队员们解释：“我了解舒鸿，还是他当裁判合适。”加拿大队的教练在前几天看过一场舒鸿执法的比赛，他认为：“舒鸿吹得相当公道。”

正当教练和队员各执一词时，篮球项目创始人奈·史密斯博士应邀来到柏林。国际篮联官员索性把“难题”交给了史密斯博士。

一看到舒鸿的名字，史密斯博士立即说：“舒鸿是我的学生，我向你们保证，他是最合适的决赛裁判。”既然篮球鼻祖选定舒鸿，反对声自然也就没有了。可是，舒鸿怎么就成了他的学生呢？

舒昌荣老先生解释说，1919年至1923年期间，舒鸿曾就读于美国春田学院，当时正在春田学院担任体育老师的奈·史密斯博士组建了一支校篮球队。史密斯博士发现，与美国学生相比，虽然舒鸿个子矮小，但训练刻苦，打球很动脑子，是可造之材。

师从史密斯博士期间，舒鸿不但篮球技术突飞猛进，各种各样的篮球规则也烂熟心中，成为史密斯博士的得意门生。

“钦点”舒鸿后，奈·史密斯博士又特地找到中国代表团总教练马约翰，请他做最后决定。马约翰不假思索地说：“这是给我们中国人展示的机会，我们当然支持您的决定。”

在史密斯博士面前，马约翰显得信心十足。可在决赛前夜，他有些忐忑不安了。这毕竟是决赛，容不得半点闪失。于是，他问舒鸿：“你敢不敢去吹比赛？”舒鸿回答：“我非常有信心！”

1936年8月14日上午，奥运会历史上第一场篮球决赛，由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裁判宣布开始。当时，比赛在露天球场举行，观众为3000人左右。为支持舒鸿，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赴现场观战。不巧的是，比赛进行时天降大雨，红土球场泥泞不堪，为舒鸿的执法增加了难度。最终，美国队以19比8战胜加拿大队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史密斯博士走下看台，亲切地与舒鸿拥抱。

据舒昌荣老先生回忆，当时，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等对这场比赛做了详细报道，虽极力渲染舒鸿“为国争光”，但对舒鸿整场比赛的表现，均语焉不详。仅随团记者冯有真的介绍略为详细，“裁判一职，由我国教练舒鸿担任，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誉。”

1934年，舒鸿赴国立浙江大学担任体育主任。两年后，即1936年4月，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上任没几天，舒鸿就找上门。当时，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酷爱体育运动的舒鸿向竺可桢建议，在五一劳动节期间，举办一次全校运动会，竺可桢欣然应允。经过交谈，舒鸿得知，原来，竺可桢也是个体育迷，酷爱游泳、网球。舒鸿索性提议，由竺可桢担任运动会总裁判并在大会上致辞。没想到，竺可桢爽快答应了。

当年10月，舒鸿从德国载誉而归，竺可桢为舒鸿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从此，舒鸿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各种体育活动都得到了竺可桢的支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确保师生安全和正常教学，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据原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39级学生吴俭农女士回忆，浙大从浙江建德分散撤离十几天后，他们在浙江衢州见到了竺可桢校长全家。随后，他们跟着竺校长沿铁路步行西进。走到江山附近时，大家发现一列废弃的火车。于是，竺校长招呼同学们暂时住进火车车厢休息。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找来舒鸿，请他带一部分女学生由江山步行至玉山。到达玉山时，已是暮色苍茫。最后，舒鸿找到一家棺材店，要求投宿。老板把学生们领到楼上的空房间打地铺，舒鸿则坐在门口休息。睡到半夜，吴俭农觉得脚痒得难受，便拿着脸盆下楼打水洗脚。刚走到门口，发现舒鸿还守在门口。吴俭农说明原委后，舒鸿一再叮嘱：“烫好了脚，立即上楼。”

走到一楼时，吴俭农发现，房间里灯光暗淡，十几个人扛着与棺材同样大小的东西匆忙往外走。吴俭农立即返身上楼，将楼下的异常情况告诉了舒鸿。舒鸿连忙跑下楼，不到一分钟，他便跑上楼狂吹口哨，并催促女同学们卷起铺盖，立即出发。

当时正是三九寒夜，北风怒吼，大家沉默着走出玉山城门。忽然，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几架轰炸机从头顶掠过。舒鸿立即喊道：“大家赶快分散卧倒！”话音刚落，玉山城已是火光冲天。没一会儿，城里的人流蜂拥而出，有的同学上前问道：“什么地方被炸了？”居民们回答：“棺材店都被炸光了。”

听到这个，同学们纷纷围着舒鸿高喊：“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舒鸿则向大家解释，当时，他下楼后，发现棺材店里抬出去的都是炸弹。既然将炸弹运出，说明藏炸弹的地点已被日本人掌握，极有可能被轰炸，所以，他不得不强迫大家赶快离开。

西迁时，舒鸿向竺可桢提议，若学生体育未能达标，将不能毕业。竺可桢答应全力支持舒鸿的意见。浙江大学行至贵州遵义时，一名土木系的大四学生即将毕业，但因其体育科目未及格，舒鸿提出，按学校规定，此学生须再补修一年。该生百般求情，无奈舒鸿“铁石心肠”。最后，竺可桢想出一折中办法，该生再补修三个月。这名学生每天须到舒鸿家签到，然后再由舒鸿的助教领去上体育课，三个月后才算了结毕业一事。

西迁不是“逃难”，在国立浙江大学迁往西部途中，师生一边行军，一边正常教学。一次，队伍行至江西泰和赣江南岸的白鹭洲，竺可桢和舒鸿相约一起畅游一番后，两人均发现，此地可作为学生游泳课的训练场所。于是，两人不约而同潜入水中，选中一水流平稳处后，他们用竹竿和绳索圈成临时游泳池，供学生使用。

游泳是浙江大学学生在夏季的必修课。舒鸿规定，游完50米方可及格。当时，很多学生害怕下水，舒鸿又不能将他们轰入水中，怎么办？

最后，舒鸿抱着一张课桌游入水中，将其置于一水浅处后，将花名册放在课桌上。上岸后，舒鸿“得意洋洋”地宣布：以后上游泳课，大家在花名册上签到，否则以旷课处理。如此一来，学生们“争先恐后”跳入水中。

在西迁期间，每到一处，竺可桢校长都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了解当地人民有什么困难亟待解决，另一件就是与舒鸿教授寻找可以游泳的水域。在浙大西迁的终点遵义、湄潭等地，当地人民民风淳朴，较为保守，看到浙大同学一个个在老师的带领下穿着游泳衣、游泳裤跳入水里，起初非常惊讶，后来习惯了，也就没事了。

抗战胜利后，国立浙江大学搬回杭州。1947年，全国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当时，浙江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于子三是一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在狱中被暗杀。随后，监狱通知竺可桢校长“于子三在狱中自杀，请速来领认”。

在舒鸿的陪同下，竺可桢来到狱中。当时，狱警要求竺可桢在同意于子三自杀身亡的声明下签字，竺可桢没有理睬狱警的要求，而是愤慨地写道：“我看见于子三死了。”

1948年1月4日，浙江大学全体师生为于子三举行追悼会。当时，为了阻挠召开追悼会，大批国民党特务和打手冲入校园，挥舞着手中的棍棒，残暴地毒打学生。此时，压抑已久的舒鸿挺身而出，他站在追悼会的主席台上向学生们怒吼道：“你们为什么不还手！”随着这句喊声，数千学生如怒潮般扑向暴徒。这下，刚才还凶神恶煞的暴徒们慌了手脚，仓皇逃出校园。

1948年，旧中国第七届全运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一天，因为一场篮球比赛结束得很晚，等舒鸿带着队员、教练和裁判走出体育场时，交通车已停开。那时，江湾体育场还在上海市郊，大家刚刚结束比赛，疲惫不堪，若步行回市区，实属不易。

正值焦头烂额之际，舒鸿听到体育场二层传来酒杯的碰撞声和劝酒声。舒鸿循声走到楼上，发现当时教育部负责体育工作的督学郝更生正在大摆宴席，招待上海各界官僚。

舒鸿走到郝更生面前，问道：“一大群人正饿着肚子，无法回市区。你能想想办法吗？”郝更生略带敷衍地回答：“饿着肚子啊？舒教授，那我们一起吃吧。”说完，便招呼舒鸿坐下。舒鸿回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要么把楼下的人喊上来一起吃吧？”郝更生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此时，火冒三丈的舒鸿一把揪住郝更生的领带，“那你说怎么解决？”无奈，郝更生只得连忙派人找车。舒鸿看到满桌杯盘狼藉，又想到楼下又饿又累的队员、教练，他一把掀翻酒桌，令郝更生狼狈不已。

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里没有了舒鸿。据舒昌荣老先生分析，那是因为“郝更生对舒鸿怀恨在心，极力报复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舒鸿拒绝了台湾师范大学的邀请，继续留在浙江从事体育教学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后来，他先后担任浙江体育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体委副主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务。1964年7月，舒鸿因肺癌逝世。

柏林奥运会上，篮球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舒鸿也因执法决赛为国争光，但他未能出现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队伍中。

舒鸿是奥运决赛中的第一位中国裁判，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师长。浙江大学为舒鸿做了雕像。

在体育界，舒鸿令人敬佩。在赛场外，舒鸿还是维护正义、追求光明的斗士。

身为基督徒的舒鸿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第一批国际裁判员之一；中国执法奥运篮球决赛第一人，有“奥运篮球第一哨”之美誉。

2022年6月30日，被以“特别致敬”方式举荐入选中国篮球名人堂。

2022年12月，入选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特别致敬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