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姬》是森鸥外自传性最强的小说之一。小说是以森鸥外自己在德国留学的经历为原本加以润色写成的。实际上，《舞姬》中的丰太郎就是森鸥外本身，爱丽斯就是森鸥外留德时的情人。尽管实际生活中的森鸥外既没有把情人逼疯，也没有使她怀孕，但是森鸥外回国后，他的情人确实抱着结婚的目的尾追到日本。情人的突然出现，显然成了森鸥外仕途上的障碍。为求得一官半职，这位藩医家庭的长子冷漠地听任母亲和弟弟把“爱丽斯”赶了回去。这些都暴露了森鸥外的“非近代的、非人性的伪善行为”和投机心理以及极端的利己主义人生哲学，其思想是有保守、消极的一面。

丰太郎

对丰太郎来说，他的理想无疑是“荣达之路”和爱丽斯的爱情二者兼得，这也许算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但是，在明治初期日本的土地上，这种理想的种子是不能开花结果的。刚刚自我觉醒的丰太郎对自己抗争的力量和社会现实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估计，社会人士对此还不具备应有的理解和宽容。这也意味着丰太郎的理想和明治初期日本现实的要求相距很远。为了适应明治初期日本现实的要求丰太郎就不能不委曲求全，选择“荣达之路”发挥他的作用。也就是说，丰太郎由封建意识较强的日本去自由空气较浓的德国留学，再由德国回到现实中的日本，整个故事由日本一出一回，就注定了《舞姬》这一悲剧的发生，这是《舞姬》这一悲剧发生的客观因素。

爱丽斯

爱丽斯是一个性格非常矛盾的人，她对充满未知的将来，既期待又带着些许恐惧；她对于心中向往的爱情满怀憧憬却又缺乏冷静。在爱情的冲动下，她甚至可以不顾一切：为了理想的爱情，她甚至抛弃了一切，奉献了一切。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血淋淋的现实摆在她面前的时候，这位善良的德国女子终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一她发疯了，至此这段悲凉的故事也基本上划上了一个句号。

作品所体现的作者思想的两面性和复杂性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作者从德国回日本后不久就发表了这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它表面上是一个情节动人的爱情故事，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爱情的悲剧。就像己经有人提出的那样，这篇小说中贯穿着作者自身的一种忏悔意识，这样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然而更明显地凸现于作品字里行间的则是存在于作者思想中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先进性和不彻底性：先进性即向往西方先进文明而要求改造自身存在的封建文化的落后性，而不彻底性则是由于封建传统意识在作者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从而导致的作者在追求理想时比较软弱，所以也可以称之为软弱性，这在丰太郎对爱丽丝的爱情中体现的最为突出。毫无疑问丰太郎是深深地爱着爱丽丝的，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丰太郎的那种软弱性就暴露无遗了。虽然他深深地爱着爱丽丝，但是在面对更为强悍的守旧传统时，爱情这一美好的主题在这一刻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丰太郎内心深处存在的这种软弱性最终使他无奈地告别了爱丽丝，告别了真爱：若将主人公身上这种对待爱情的软弱性放大，其实也就是主人公在追求自我解放中的不彻底性。

《舞姬》中是一种开门见山式的倒叙手法—小说一开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形单影只的“我”在归国客轮上自怨自艾、愁肠百转的场景。这种直入式的倒叙手法，会立刻将焦点直接导向主题。因此可以说读者阅读小说的过程，也是探索小说主题的过程。

《舞姬》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小说中穿插的多处心理描写，辅以鸥外“测绘师之眼”般高超的文字技巧，更是加深了这种身临其境感。读者深深地被主人公的情绪所感染：忽感动于他和少女的纯洁爱情，忽又为他在功名面前放弃爱情而扼腕，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舞姬》以太田丰太郎的回忆方式写成，这其实也是森鸥外自己的回忆录。因而作品中流淌着两个时间：事件发生的过去与正回忆着的现在。这一时间构思注定了森鸥外的内心一叹：无论现在如何悔恨，过去都已无法改变。“呜呼！如何方能消此悔恨？若是其他恨事，或可咏诗作歌消解之，然此恨太伤余心，绝非此等常法可以消解。”他满怀悔恨地回忆往昔，所以反复磋悔，满纸“呜呼”。太田丰太郎在苦苦磋叹，作者森鸥外又何尝不在哀叹着他那屈服于封建官僚社会的自身。身处俗世的他在内心始终企盼着能弃之如敝展般甩掉地位、名誉、金钱的束缚，只追求精神的满足。然而终其一生，森鸥外未能脱下他光耀世人的外衣。或许正因如此，这才留下遗世名言，只一句“愿死而为森林太郎”。

《舞姬》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舞姬》和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作为最早具备真正的近代文学品格的作品，起着里程碑的作用。《舞姬》是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在日本文学史上很有影响。

日本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舞姬》是作者对自己深刻的体验加以艺术化的作品。”

森鸥外（1862年2月17日-1922年7月19日），日本医生、药剂师、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曾赴德国留学，深受叔本华、哈特曼的唯心主义影响，哈特曼的美学思想成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著有《舞姬》、《阿部一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