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的意思是，好药大多是苦的，却有利于治病；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太动听的，但有利于人们改正自身的缺点。这句话在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评。 因为一个人有了过错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及时地改正就无大碍，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以致于由小错到大错，由大错到不可救药。苦口的药虽然很难让人吞咽，却有利于自己痊愈；逆耳的话虽然有点伤人，但能帮助我们的一言一行，使我们更快地进步，起到激励的作用。

一个人活在世上，能够得到智者的批评和指导是一件幸事。要知道，说难听的话得罪人，所以，批评一个人是需要很大勇气，冒很大风险的。谁都知道“多栽花，少栽刺”的道理。

中肯的劝告或批评，就如同苦口的良药，虽然听起来难受，实际上对自己的行为大有裨益。现多用于说明应该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和批评。

烧心，但只要是中肯有益的，也不应该挑剔提意见者的话是否顺耳、方法是否得体。这句贤文旨在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评的意见。强调良药多数是带苦味的，却有利于治病；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太动听的，但有利于人们改正缺点。这二者说出的从治病到治身，从治身到治国的道理，是非常正确的，并且通过前后语言上的对比和哲理上的互补把主题表达得一清二楚。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成就突出的人，大都勇于接受批评意见。他们能够从善如流，所以能够吸取众人的智慧，避免自己的失误，从而成就自己的事业。

生活是需要忠言的，但是，是不是就一直都需要忠言呢？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传了上千年了，基本的思路没有错，就是要人接受别人难听的劝告。道理并不难懂，其根据是因为人无完人，人人都有不足，而且，容易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别人的劝告总是没有那么顺耳，所以，要求听者摆正心态，要虚怀若谷，集思广益，兼听则明，耐心听得进去。

但是，细细想来，这话里还是有很多值得推敲的问题的，同样也需要接受点逆耳的“忠言”的质疑。

首先，就是该如何定义“忠言”。是不是逆耳的都是忠言？如果“忠言逆耳”是必然的、注定的、唯一的，那么，就可以说，“逆耳”是忠言的判断标准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了。这样，就有问题了。“忠言”一定就要逆耳吗？既然是“忠言”，本来就是好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淡定从容点，讲究点说话艺术，注意一下时间、场合呢？毕竟现代又不像古代那么需要当众死谏了。人与人之间的很多沟通还是可以私聊的。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私下里，温和地说，或者先表扬，关注一下对方心态，换位思考，预感一下对方的接受能力，然后再巧妙地、分步骤地表达自己一厢情愿的“忠言”，这样岂不更好？而古训中“忠言逆耳”的提法显然不符合这种做法。“忠言逆耳”的原意，似乎是说，既然是忠言，就不大可能说得更让人接受点，不能讲分寸了，一定是逆耳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说忠言的，用心良苦，语重深长，人家可能就不买账了，甚至很多开明的君王也不例外，不是仅仅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的问题，可能就是抵触，抗争，甚至反唇相讥，恶语回应，甚至对“忠言”规谏者报复了。

应该明白，真理是相对的，所以“忠言”也是有条件的。而且，是不是忠言，往往是说话方自己认定的，是一厢情愿的。正因为说话方经常自己认为对对方有益，自认为是忠言，就不考虑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了，也不看场合，就说“为了你好”，更不管讲话口气了，这当然很成问题。更何况这“利于行”的“行”就一定需要忠言吗？有些“行”，做的人心中知道怎么回事，清楚困难所在，这里多说什么言语都是多余的。有些“行”是习惯，有些“行”是性格，有些“行”则是受种种条件限制了的，所以，“忠言”并不是一直管用的。说多了，反而影响做事人的情绪，不仅逆耳，还影响做事人的心情，影响做事效果。所以，“忠言”并不一定是必须的，也未必就管用；而没有分寸、不讲艺术的“逆耳忠言”就更可能是于事无补，反添乱象的。

事实上，说“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多半是教训别人的一方。听者这方认可这句话的，而且能经常挂在嘴上的并不多。有些人受了这话的影响，骨子里就有这个文化的遗传基因，好为人师，整天没什么事做似的，只会琢磨给别人忠言善言的。似乎就他一个人最懂得人生，最懂得做事，也不管别人要不要，烦不烦，一味地提意见。这些人似乎没事尽找茬，尽说些“逆耳”的话，而且，没完没了。从这点看来，病根就在于受古人这含糊的话潜移默化所驱使了。古人这话本身是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更容易传播，但是，越是这样的话，也因为其简练而含糊，我们越是要实事求是，越是要深究，要细细分析。时间、场合不一样了，观点就应该更明朗更进步些，要与时俱进，灵活变通。行动未必都要忠言，说多了无益；忠言未必要逆耳，逆耳了容易产生误解，形成敌意。而且，苦口未必是良药，苦不苦口也不是治病服药的判断依据。因此，还不如改为“良药对症利于病，忠言有效利于行。”对症才是标准，有效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