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问世于1854年，其直接的创作动机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1853年下半年，作者主编的《家常话》杂志很不景气，发行量急剧下降。为了摆脱经济上困窘的局面，作者与他的助手们经过商议，决定由他写一部新的小说来争取读者。1854年4月，《艰难时世》开始在《家常话》上每周一期连载，直至当年8月全文载完。但是，并不能由此而认为作者是为了取悦读者而创作这部作品的，因为《艰难时世》绝不是一部媚俗之作，相反地，它是一部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小说。事实上，经济方面的考虑很快被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所替代。在创作实践中，作者关心的不再是杂志发行量的多少，而是社会的利益、劳资的矛盾、百姓的疾苦。《艰难时世》深受宪章运动的影响，可以说是作者深入了解工人罢工和工人痛苦的产物。据说为了使这部小说更具特色，作者在一次工人罢工时专门去了普雷斯顿。

19世纪50年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由于于经过工业革命，国内能生产机器，工商业迅速发展，经济一片繁荣景象。所谓“工业文明”，是当时英国社会的本质特征。资产阶级无限制地追求最大利润，他们只要机器不停地转动，烟囱不断地冒烟，只看生产的速度和利润，不看人，他们丧失人性，也扼杀人性。当时，人变成金钱和机器的奴隶，人和人的关系变成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一切都从实利出发，也只追求实利。看数字，讲事实，劳苦人民大众陷入极度贫困和苦难。资产阶级却非常得意，对经济繁荣大肆吹嘘，并制造种种理论为他们的残酷剥削进行辩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就盛行于此时。功利主义哲学认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是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标榜自己的哲学是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的，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功利，道德、义务、感情、想象都不能带来实利，也就没有实际价值，应该摒弃。边沁自己则说：凡有利于资产者的就是有利于社会。曼彻斯特学派则在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鼓吹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这些理论把资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无限制剥削洗成天经地义，吹嘘英国社会的繁荣、和谐，掩盖阶级矛盾，瓦解工人斗志。当时，宪章运动被镇压，工人阶级受到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作者没有被这种“繁荣”“和谐”所迷惑，看到社会的根本矛盾是劳资矛盾，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用艺术形象来揭露这个繁荣盛世大幕掩盖下的冷酷无情的、扼杀人性的艰难时世，创作了长篇小说《艰难时世》，抨击维护剥削阶级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功利主义哲学。在写给朋友查尔斯·耐特的信中，作者谈到《艰难时世》的写作意图，自称：“我的讽刺对准那些只知数字和平均数而不知其他的人，这些人是这时代的最邪恶的最重大的弊病的代表。”

功利主义批判

小说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第一条表现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二条表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小说中，葛擂更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代表，而庞德贝则是实业界号称“硬头皮、铁拳头”的凶狠人物，是葛擂更哲学的支持者、追随者。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主宰着烟雾弥漫、象征英国的焦煤镇。作者将讽刺锋芒对准这两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过对葛擂更的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展现，以及关于庞德贝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反动实质和它的危害性。

（一）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葛擂更的批判

葛擂更原是退休的五金商人，后来成为焦煤镇区域的国会议员，其身份地位暗示了当时统治英国的是些什么人。英国议会是一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机器”，而议员是“专门讲究度量衡、专门会背乘法表”，“对其他任何事情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的行尸走肉般的“贵人”，葛擂更就是这些“贵人”中的一个，表明像葛擂更这样的人物不止一个，而有许许多多。这些表面冠冕堂皇，骨子里却无半点“人性”的家伙正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同时他们又主宰着这个社会。葛擂更以其议员身份，起着纽带作用，把焦煤镇这小小的工业市镇同那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国家机器联结起来，揭示了葛擂更及其所由产生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焦煤镇作为英国的缩影更富于典型性，而葛擂更的活动也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暗示葛擂更哲学像妖风毒雾，不仅笼罩着焦煤镇，而且弥漫于整个英国。

同时，作者用概括而形象化的语言，切中要害地描述了葛擂更哲学的精髓：“人从生到死的生活生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金买卖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登上天堂的话，那儿也就没有我们的事。”在葛擂更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现金买卖关系没有别的，因此，感情、幻想、义侠行为、仁爱精神、娱乐嗜好之类这些与现金买卖无关的东西是要不得的，全部应该清除。基于这个铁的原则，葛擂更只许用“事实”——就是能用来赚钱或与金钱收益密切相关的东西——来教育孩子们。于是，葛擂更的五个孩子成天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被数字、概念、科学标本种种“事实”塞得昏头胀脑，儿童的天真、孩提的幻想全遭扼杀，全被拔除。孩子们必须懂得大熊星座的俗名，可不许唱流行的童谣：“眨眼的、眨眼的小星星，你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是去偷看一下马戏，也被认为是堕落行为。葛擂更自己在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以便随时准确地计算出“人性任何部分”的分量和数量，确定它在交易中的作用和价值。由此，刻画了葛擂更是一个“专门讲实际的人”这一形象，鞭辟入里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其深刻的社会意义不在于展示资产阶级守财奴的性格，而在于刻画这类人如何用生意人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如何把人类精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富于诗意的东西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在葛擂更的功利主义思想毒害、摧残下，露意莎和汤姆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儿童应有的感情、兴趣和爱好。他们成年累月过着囚徒似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和下层社会完全隔绝。结果他们成了精神上畸形的人，病态的人；他们不仅对社会现实一无所知，而且思想空虚，感情贫乏，连生活的信心也丧失了，年纪轻轻便滋长了悲观厌世思想。一方面，露意莎脆弱得像一株弱柳，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在她眼里，生活毫无意义，她也从未感受到生活的丝毫乐趣，只觉得生命像炉中的火花一样。在精神生活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她把少女的柔情全部倾注在对弟弟汤姆的友爱之中。她父亲把婚姻看作一桩买卖，把她许给了年纪比她大三十岁的资本家；她对此没有异议，而像羔羊似地顺从。自然，不幸的婚姻加剧了她心灵的痛苦。正当她濒于绝望的时候，赫德豪士往她枯涸的心田里播下爱情的种子。可是她太懦弱了，爱情刚萌芽，她就恐惧地将它摧折了。露意莎的悲剧，控诉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摧残青春、葬送爱情和幸福的罪行。另一方面，汤姆脱离牢笼似的石屋之后，纵情于吃喝玩乐，以此作为对葛擂更哲学的报复。可是，汤姆的“报复”，只是以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对抗另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是“以毒攻毒”，因此，汤姆越是往报复的路上走，就在罪恶的泥沼里陷得越深，最终变成一个卑鄙自私、冷酷无情而又麻木不仁的恶魔式人物。汤姆的堕落，再一次宣告葛擂更功利主义教育的破产，表明这种教育无法造就“纯正有为”的人材，只能产生社会的蠹虫。由此，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丑恶和荒谬，而且通过从露意莎和汤姆两个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它所造成的恶果，从而揭示了它对社会的危害性。

此外，葛擂更得了现报之后幡然悔悟，不再死硬坚持自己那套理论，“而注意到具体的情况，拿他的事实和数字服务于信心、希望与仁爱”，表现出作者在揭露、批判葛擂更的反动哲学时对葛擂更流露出同情和幻想。显然，葛擂更的转变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因为“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作者从唯心主义道德观出发，认为资产阶级人物虽然干着坏事，但其天性仍不乏善的一面，只要让资产阶级人物看到自己行为的恶果，那么天性中“善”就可能被唤醒，去克服“恶”的那一面，从而改邪归正，弃旧图新；社会上的灾难也就得以消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道德观，是作者所提倡的以阶级调和、阶级溶合为特征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力量。

（二）对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者庞德贝的批判

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自私自利的人们组成的，因此应该让每个人自由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在“自由竞争”的口号下，贪婪地、残酷地剥削工人，全然不顾工人的死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从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来说，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庞得贝就是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的信奉者，认为工人不是“有爱情和喜悦、有灵魂”的人，而是“人手”，是带来金钱收益的“许多匹马的马力”，“加法中的数字”或机器……总之，是古代奴隶主所说的“会说话的工具”。庞德贝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野蛮态度对待工人，污蔑工人爱抱怨，不肯安分守己；把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看做奢望，是“希望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把损害镇上居民健康的煤烟看成是“衣食父母”，“世界上最有利于健康的东西，特别是对于肺部”；把榨取工人血汗的计件劳动说成是“世界是最惬意的工作、最轻松的工作，也是报酬最好的工作”。如果谁要干预其为所欲为的野蛮行径，庞德贝和镇上其他资本家就威胁说，宁可把财产扔到大西洋去。对此，作者用揶揄的口吻说：“虽然如此，焦煤镇的大亨们还是很有爱国心的，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西洋去。而且相反地，仍然很小心翼翼地管理着他们的财产。瞧，他们的财产就在那烟雾迷漫的焦煤镇上日增月累着。”

在愤怒地揭露了庞德贝之流残酷掠夺、压榨工人的野蛮行径同时，作者带着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工人的苦难生活，所描写的焦煤镇工人住宅区是这样的：窄院连着窄院，狭街紧靠着狭街，犹如“迷宫”；一幢幢简陋的房子摩肩接踵，拥护不堪；住房不通风，光线昏暗，空气污浊。而史蒂芬是住在这贫民窟中的一个苦难深重的工人，是一个“善操机器织机的好织工”，一生中吃尽苦头，“碰到的烦恼车载斗量”，年纪虽然才四十岁，看起来却像个老头子，生活“一团糟”：残酷的法律使之无法摆脱酗酒、半疯狂的妻子而跟钟情的女工瑞秋结合；不愿加入主张阶级斗争的工会，因此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所疏远；忠于自己的阶级，不愿充当的密探，因而被老板解雇；两军对垒，是夹在中间的孤独者。作者虽然谴责那个排斥史蒂芬、打击史蒂芬的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瑞其，但表明史蒂芬的悲剧主要是的残酷压迫、剥削造成的：如果不是敲骨吸髓地剥削工人，史蒂芬的生活不至于这么苦；如果不是碑无理地开除，史蒂芬不必远离焦煤镇，出外谋生；如果不是被狠毒地诬赖盗窃银行现款，史蒂芬也不至于坠入废矿井，惨遭重伤至死。史蒂芬的死，看似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实则偶然中有必然，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史蒂芬的悲剧，作者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野蛮、残暴，对资产阶级血腥罪行进行了有力控诉，深切同情人民的命运，对劳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此外，作者还通过讽刺的笔触描绘资本家捏造身世、自我吹嘘的卑鄙行为，揭穿了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者宣扬的所谓“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种种无耻谎言。庞德贝自称出身卑微，常爱夸耀自己赤手空拳起家的奋斗史：胡吹自己生在阴沟里，一生下来就被毫无心肝的母亲所抛弃，而抚养他的外祖母又是冷酷无情的酒鬼；说自己从小受尽虐待，没进过学堂，从铺子外面的招牌学会认字母，从教堂尖塔上的时钟学会了看时间；自称靠了自我奋斗，从流浪儿、小听差、苦工、看门人、小职员，以至于后来成为焦煤镇显赫的大亨。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一，企图以自己的“奋斗史”表明社会给一切人提供了出头上进的机会，只要努力奋斗，一个穷小子可以凭六便士赚到六万镑，一个流浪汉、小听差可能成为显赫的大亨，以此作为麻醉剂，借以平息工人的不满情绪，麻痹工人的革命斗志。其二，企图以自己可以赤手空拳起家表明机会均等，“人手”不行只能怨自己没本事，因而“人手”们得安分守己，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存什么万元户，不要老想着“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以此作为镇压工人的“软刀子”。但是，由于史巴斯特太太想讨好庞得贝，把银行失窃案的嫌疑犯派格拉太太移解归案，结果派格拉太太披露了庞德贝的真实身世被，从而揭穿了庞德贝所谓“白手起家”的谎言。庞德贝的谎言既经败露，“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骗局也就昭然若揭。

（三）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批判的局限性

作者指出，资产阶级奉为金科玉律的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弊病，也是引起社会灾难的重要根源。但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作者还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灾难，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引起的，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也是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的。在小说中，作者半是警告，半是恫吓地说：“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家们，骨瘦如柴的学究们，搜罗‘事实’的要员们，斯斯文文而精疲力竭的不信宗教的先生们，把书上许多陈腐无聊的教条背诵得滚瓜烂熟的先生们；在你们周围，穷人永远是存在的。趁着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最好在他们心中培养起想象和感情的最大美德，把他们那种极需要装饰的生活装饰起来，要不然，就是在你们胜利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们的幻想已经完全从他们的心灵中被驱逐了出去，这时他们面对的，只是勉勉强强的糊口生活，现实就会像豺狼一般地把你们吞了下去。”由此可见，作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并没有导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只是希望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病，把这个社会弄得好一点而已，与其说是为了受苦爱难的劳动群众，不如说是为了引起资产阶级人士的警惕。

基于这种思想立场，作者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作者同情工人，甚至对工人怀着钦敬的感情，带着深厚的同情描写工人的悲惨生活，表现工人要求改变“一团糟”的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并且通过史蒂芬之口，对工人运动表示同情、谅解，驳斥了资本家对运动参加者的污蔑和诽谤，还通过史蒂芬和瑞秋这两个正面形象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某些优良品质：诚实、善良、正直、阶级友爱精神和对本阶级的忠诚等。另一方面，作者所同情、尊敬的只是温和、善良、安分守己、缺乏反抗性的工人，对工人的同情和尊敬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小说中的史蒂芬就是这种工人的一个标本，其最大特点（也是弱点）是像绵羊一般温驯善良，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赞成对资产阶级采取“强硬手段”及“征服和战胜的办法”，认为采取强硬的对抗手段，对工人阶级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因此拒绝加入主张采取暴烈行动的工会，而幻想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怜悯、同情和帮助。面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严重对立的形势，史蒂芬一味采取妥协、调和的态度，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一股逆流——工联主义思潮。作者抱着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加以描写的正是工人运动中消极落后的因素。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作者带着厌恶的感情来描写在工人中开展阶级斗争宣传鼓动的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瑞其，对斯拉克布瑞其加以百般嘲讽、导化，并借史蒂芬之口直接攻击“暴力派”关于阶级斗争的主张。不仅如此，作者还直接抒写了自己对于蕴藏在工人群众心中的反抗情绪的恐惧心理，认为“就是在这班人中的最卑贱者的心里，也永远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并慨叹地说：“假定我们将来把数学只用到物质的对象上，而用别的方法来统治这班可怕的、难以预测的人们该多么好！”这表明，作者和受奴役的无产阶级之间实在还隔着一道鸿沟；在作者眼里，工人群众是神秘莫测、难以驾驭的怪物，工人心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一旦像沸腾的岩浆一样冲破地壳喷发出来，将给周围的世界还来毁灭性的灾祸。

此外，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工人阶级，只把工人阶级当作受奴役的可怜虫加以怜悯而已，既反对资产阶级对工人进行残酷、野蛮的压迫剥削，也不赞成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斗争求得解放，而主张劳资合作，阶级溶合，认为“工人参加工厂管理是必要的，应该的，只有（劳资）合作，才能够结束剥削”。例如，史蒂芬要求老板用慈悲和耐心对待工人，接近工人，希望老板和工人不要隔离、对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劳资之间的对立尖锐，实现劳资合作、阶级溶合的前景渺茫。因此，在小说中，庞德贝颗残酷的心并没有为史蒂芬的怨诉所软化，对史蒂芬始终没表示丝毫的仁慈和友爱，而是一味冷酷地呵斥史蒂芬，最终还把史蒂芬赶出工厂。由此可见，作者的阶级偏见最终被现实主义战胜，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阶级调和论终究是行不通的。总而言之，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作者一方面是目光敏锐、具有无比的讽刺才能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和高度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作者又是热心的阶级调和论的鼓吹者、博爱主义的说教家，对现实的一切讽刺和批判，都只为了对现存社会制度作局部的改良。

人道主义思想

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固有一种对儿童的崇尚，这与他的幼年经历有关，这种崇尚转化为他的创作心理时，就使他的作品往往具有童话的特征，或者说，他在一众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最独特的风格就是运用童话模式反映现实生活，所谓的童话模式，就是像童话一样善恶分明，并且宣扬善恶有报的观念，好人行善，坏人作恶直至被道德感化。其作品中的“善人”和“恶人”都是观念的化身，“善人”身上有他追求的理想，“坏人”则代表着要批判的一类人或一些社会问题。在小说中，“善人”的代表是西茜和史蒂芬，西茜善良美好、坦率纯洁，即使在葛擂更的“事实哲学”的熏陶下，也依然保持着美好的秉性，并最终以她的价值观说服了葛擂更，帮助葛擂更一家度过难关，作者始终赋予着西茜“仁爱”的品性，而小说的结局也只有西茜一人得到了幸福的结局，由此可见作者“仁爱”的推崇。西茜说服了葛擂更实质上也就意味着只有人道主义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恶。史蒂芬的形象更传达着作者对解决劳资矛盾的看法，史蒂芬善良正直、任劳任怨，是作者心目当中工人阶级应有的形象，而他命运的悲剧主要是由不够仁爱的资产阶级所造成的，作为书中的另一个正面人物，史蒂芬与西茜截然不同的命运安排实际上是在从另一个侧面在呼吁资产阶级去拥有一颗人道主义的心。而“恶人”代表庞德贝和“悔过者”代表葛擂更则印证着“恶有恶报”的道德观，两人皆以悲剧收场，究其原因便在于两人都违背了人性和“仁爱”，即违背了作者心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葛擂更所信奉的“事实哲学”是扼杀爱和善的，而他最终也自食恶果，难逃其祸，但葛擂更最终被西茜所代表的仁爱精神所感化，变成善良的资产家，赢得了别人的原谅，这里不仅能够体现“仁爱”的核心，更能够体现对行恶者宽容的“博爱”，这两点都是作者人道主义思想重要内容。

②对工人运动的态度。作者并不赞成工人运动这样激烈的对立方式，首先作为作者理想工人形象代表的史蒂芬没有参与工人运动，其次作者以“不幸的，这个信念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错的”直接否定了工人运动，包括对集会演讲者斯拉克布瑞其的讽刺性描写，都能看出作者对工人运动的反对。在作者看来，解决这样尖刻的劳资矛盾的依然是人道主义，这一点可以从工人运动爆发后庞德贝和史蒂芬的对话中清晰地看出。作者借史蒂芬的口直接道出了自己的观点：资产阶级要以一颗仁爱的心去拉近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才能避免劳资对立的局面。在作者开始创作的前几个月，兰开夏郡普雷斯顿城的工人进行了一场工人运动，作者曾亲自去那里采访，随后在《家常话》上发表了文章，文章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工人的同情，但又表示他们的罢工行为已走入歧途，并认为：“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就像生活中的其他关系一样，应该有感情的介入，应该相互沟通、相互容忍、相互体谅，应该有某种无法用数据明确表示的东西，否则，他们的关系就会恶化、坏透，永远结不出好果子。”这些都明确地体现出作者以人道主义来改良社会的观点。

③小说的结局。小说的结局延续了作者一贯的乐观的态度，倡导要用爱来教育孩童，而不是葛擂更那样的“事实哲学”来残害孩子，因为孩子是社会的希望，用仁爱精神培养出来的孩子长大后才懂得爱别人，而这些懂得爱别人的孩子才能够净化苦难的社会，也对作者以“仁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进行了一次升华。

完整的结构

《艰难时世》设置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葛擂更对事实哲学的宣传及其带来的种种恶果，另一条是庞德贝剥削工人的卑鄙伎俩及其累累罪行。两条线索都在功利主义哲学与仁爱思想的矛昏冲突中展开，在互相联系和交叉中发展，它们的发展又分而不散，合而不乱。小说总体结构采用了“三段式”，分成“播种”“收割”“入仓”三部分，体现了功利主义哲学的因果相联关系。作者早期小说常常叙述众多的事件和故事，过多写了些与主题无关的次要人物、次要情节，显得结构松散、不集中，而《艰难时世》则线索清晰、情节发展自然，结构统一完整。

犀利的讽刺

《艰难时世》以犀利的讽刺抨击了资产阶级的人物，对葛擂更和庞德贝的嘲笑可谓达到了绝顶。这两个人物的肖像心动作、姿态、语言以及他们的内心活动，作者或以漫画式的夸张、勾勒，或以幽默、揶揄的笔调揭示，突出他们可憎、可笑与反动特征。比如，葛擂更的肖像是：他的脑袋是光溜溜的，他“那秃头的外表凹凹凸凸像个葡萄干馅儿饼上的硬皮一般”，头发长在“秃头的边缘，好像一排枞树”，他的嘴巴“又阔又薄而又硬梆梆”，他的眼睛躲藏在“宽绰深暗的窟窿里”。他的整个身子是四四方方的。“额头是四四方方的”，外衣是“四四方方的”，腿是“四四方方的”，肩膀是“四四方方的”，甚至他的手指也是“方形的”。他的住宅也和他整个身子一样，是一座四四方方的“石屋”，标准的“事实之家”。这样的外貌特征描写，呈现出葛擂更的枯燥、呆板、机械、生硬的形象，就像他的事实哲学一样令人十分厌恶可憎。又比如，庞德贝的外貌描写：他好像是“用粗糙的材料造成的——似乎那材料是被扯了又扯才造成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一个臌头胀额的人，太阳穴上青筋暴露，脸上的皮肤绷得那么紧，好像把眼睛绷开了，把眉毛吊了起来似的。一个浑身上下像打足了气的轻气球，随时会升到天上去的人。”这是一副冷酷粗野、瞒天过海、吹牛说谎者的面目，令人十分可笑可恶。作者写庞德贝戴帽子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总是把帽子抛在自己的头上，表现他总是忙忙碌碌在成家立业，自然无时间戴帽子，并显示他与众不同的姿态。庞德贝还总是夸夸其谈自己是“白手起家”，是由一个流浪儿、听差、苦工到当上本城财阀的，并宣传人人若有他一样的聪明才智与事业心，个个有机会像他一样平步青云，小说又写庞德贝对待史蒂芬的可耻手腕与卑鄙目的。史蒂芬要求离婚，找到他想办法。他张口就要十万到十九万镑。接着是乘人之危拉拢利用，利诱不成就开除，开除不解恨还栽赃陷害，最后逼史蒂芬到绝境。这就是庞德贝“白手起家”的聪明才智与事业心，实际上是对工人如此忙碌地进行残酷无情的榨取与敲骨吸髓的剥削。在动作、语言描写中，生动表现出庞德贝表里不一、言行相悖的性格。

鲜明的对比

《艰难时世》在环境设置、人物安排上运用了大量对比手法。焦煤镇的乌烟瘴气与马戏团的自由欢快气氛是鲜明对比，工人的低矮、丑陋、破漏的住房与大工厂林立成鲜明对比。作者写焦煤镇的那些大工厂的灯亮起来，好像“童话中的宫殿”，而工人住宅区则是“窄院连着窄院，狭街紧靠狭街”。

作者喜爱把人物分成“恶魔与圣人”两类进行描写，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也分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庞德贝、葛擂更集团和史蒂芬、西茜集团。前者是“恶魔”，后者是“圣人”。作者把“恶魔”们（资本家）卑鄙龌龊的灵魂与“圣人”（下层人民）的善良、诚实、友爱的高尚品格进行对比。工人的互助友爱与资产阶级冷冰冰的金钱关系进行对比。尤其是马戏团的小丑的狗，依恋主人，与庞德贝却赶走自己的亲妈的对比，特别引人怵目，使小说主题更加鲜明突出，爱憎情感极为强烈。

《艰难时世》的出版给社会上带来了很大的反响，冲击着英国顽固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唤醒了工人阶级去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以后的英国工人运动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时代意义在于它反映了英国宪章运动中暴力派和道德力量派的斗争，前者的代表是工会活动家斯拉克布瑞其，后者的代表是史蒂芬。作者在道德上肯定史蒂芬，在感情上则是同情工人，把工人们善良、诚实、友爱的高尚品格与资本家卑鄙龌龊的灵魂加以对照，把充满“仁爱”精神的史蒂芬、西茜与失去“人性”的庞德贝、葛擂更对照，表现出鲜明的爱憎，相当广泛地展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画面，成功地刻画了许多资产者的形象，揭示出他们残忍、贪婪、虚伪、腐朽的特征，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显示出作者作为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思想的深刻性与反映现实的真实性，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同时，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劳资矛盾，具有进步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

1995年4月30日，改编自该小说的电视迷你剧《艰难时世》在美国上映，由Peter Barnes执导，哈丽特·瓦尔特（Harriet Walter）、比尔·帕特森（Bill Paterson）、阿历克斯·杰宁斯（Alex Jennings）、阿兰·贝茨（Alan Bates）等共同主演。

英国文艺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当他着手处理事关国家民族的、重大的、诸如《艰难时世》中所处理的那类题材时，他便运用比较严谨和更为确切的分析方法。这部作品的用处（在我看来，从几方面考虑，这是他所写的最伟大的作品），对许多人说来，是被严重地缩小了，因为庞德贝是个性格鲜明的恶魔，而不是一个世俗厂主的典型例子；而斯蒂芬·布拉克普尔是一个个性鲜明、十分完美的人物，而不是一个诚实工人的典型例子。但是我们不要因为狄更斯喜欢采用戏剧性的过火语言，就看不到他对机智和洞察力的运用。他在所写的每一本书中的主流和目的都是正确的;所有这些书，尤其是《艰难时世》这本书，凡是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的人们都应当仔细和认真地阅读。他们会发现有许多地方有偏见，因为有偏见，显然就不会是很公正的。可是，如果读者要去寻找似乎为狄更斯所忽视了的一些例证，那末，不管他们多么努力，他们终究会发现狄更斯的观点毕竟是正确的，而且是尖锐地、粗犷地表达出来的。”（《狄更斯评论集》）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艰难时世》是写来让你感到不舒适的，它确实会使你感到不舒适（你活该如此）；虽然，它比以前任何两部著作都可能使你更感兴趣，但肯定能给你留下更深的伤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在本书中明确地提出工人们组织参加工会是错误的，从而就对可能是葛雷梗学校唯一重大的实质性错误表示了赞同。这样不加思索地采取、或者至少是重复哲学激进学派长期以来就发生的错误（他本人也是从哲学激进派开始的），他就公开地背离了民主，而采取了卡莱尔和罗斯金的理想化了的保守主义，认为贵族是人民的主人和上级，同时也是人民和上帝的公仆。”（《狄更斯评论集》）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这种忧郁情绪也贯穿着狄更斯的辉煌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这部小说是当时资本主义在文学中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也是它一般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之一。庞德贝这个自有其强大可怕之处的人物，是带着真正的憎恨写出来的。”（《狄更斯评论集》）

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狄更斯对自己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所做的批评，一般都是顺带为之在一本书的诸多要素里，包含一些对某个具体弊端的愤愤描述，如此而已。但在《艰难时世》里，他却破例生发出一个纵观全局的视野，观察到维多利亚时代文明中的残酷无情乃是一种冷酷哲学滋养培植的结果——由一种缺乏人性的精神构成的咄咄逼人的哲学。”（《文化与社会：1780-1950》）

英国文学批评家金斯米尔（Hugh Kingsmill Lunn）：“虽然这部小说有些地方写得很粗糙，很象滑稽故事，但这是狄更斯第一部试图追溯人们变化过程的小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写得比较入情入理。他深入剖析葛雷梗子女的遭遇，使我们产生一定的同情心；他使读者对葛雷梗先生的转变早有思想准备，因而不象董贝先生的转变令人感到突兀。”（《狄更斯评论集》）

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很有意思的是狄更斯的最成功的书（不是他最好的书）是《匹克威克外传》，而这不是一本小说，还有《艰难时世》和《双城记》，而这两本都不是滑稽有趣的。”（《狄更斯评论集》）

英国作家雷克斯·华纳（Rex Warner）：“《艰难时世》表明他对近代“效率”的专制统治十分厌恶，就象他厌恶封建性的枉自尊大、不讲人性的宗教和愚囊的议会制度等的专制统治一样。”（《狄更斯评论集》）

英国文学评论家伊格尔顿：“乍一看，《艰难时世》好像是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全面抨击，然而我们最终发现它所作的社会批判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小说揭示了那种对僵硬事实盲目崇拜的现象，可是这种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读者们的视线，使他们不再关注工业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公正之处，而后者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小说对这些要害问题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进行足够的分析。”（《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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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年—1870年），英国小说家，生于一个海军小职员家庭。十二岁时，其父因债务坐牢，便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十七岁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1835年为下议院的采访记者，1842年旅游美国，1844年访问意大利，1846年前往瑞士，1867-1868年第二次游历美国。还常在英国漫游，向公众朗读自己的作品。其家庭生活不和谐，1836年和报社出版商霍加斯的女儿凯瑟琳结婚，长期志趣不合。1858年追求女演员埃伦·特南，并和凯瑟琳解除婚约。1870年6月9日在写作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时逝世，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著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老古玩店》《美国手记》《马丁·瞿述伟》《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我们共同的朋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