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出版；发表长篇通讯《现代化觉悟》，提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发表经济述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提出必须重视北京的缺水问题；发表述评《重视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1983年，发表了记述李瑞环同志亲自领导实施的“引滦入津”工程的长篇通讯《背水之战》。

1984年，发表文章《需要你——软科学》，提出要重视软科学研究的问题，为一年后的全国软科学大会做了舆论准备；发表记述我国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温州市永嘉县原县委书记李云河、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戴洁天事迹的报告文学《已是山花烂漫时》，从历史的源头和发展过程上印证了中国农民这一伟大创造的生命力。

1985年，与他人合著的新闻学著作《时代的艺术》出版；发表先进人物张在勇的长篇通讯《面对生活不等式》，提出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如何对待生活中的若干“不等式”问题。

1986年，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同年采访当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同志，这位后来的总理当时是第一次在中央党报上亮相，在这篇专访中，报道了他重视“宏观调控”的经济思想。

1987年，发表《理一理思路》，全面概括和阐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框架和思路。

1988年，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获我国社会科学著作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发表《社会公平的辩论》上下两篇，就当时社会最热的“分配不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发表《不同评价缘何而生——试析对当前改革形势的认识》，全面分析了改革引发的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为社会由此可能引起的动乱发出了警号；同年和范敬宜、陈柏生、吴昊等同志一起组建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并担任常务副会长。

1989年，发表《首钢启示录》，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应坚持正确方向；同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沧海?桑田?乐园》和改革丛书之一《中国新闻传播媒介发展大趋势》。

1990年，担任《人民日报》编委；同年在关于湖北襄樊经验的报道《中观经济的突破》中，提出了“中观经济”的理论概念，并做了初步的阐述。

1991年，获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同年，在对东风汽车集团的报道中提出了加强大企业集团的重要性和打造大企业集团的思路。

1992年，经过上一年第四季度的酝酿，“中国质量万里行”出台，作为组委会主任，发起和组织指挥了这一大型社会活动，在该活动中，提出质量工作中的“链条”，并对“质量的市场保证体系”做了阐述，提出解决质量问题的“上溯一级责任”原理；同年6月在北京成立中国第一个名牌企业组织——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并担任这个组织的主任，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在中国首次发表了全面阐述名牌和名牌战略的文件《名牌宣言》，从这一年起，开始积极倡导名牌战略。

1993年，新闻学专著《新闻写作方法论》出版；撰写《人民日报》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目标；同年在福州召开的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年会的主题报告《我们要做开路先锋》中，阐述了名牌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1994年，在对春兰集团的报道和相关的理论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资本运营”这一理论概念，为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后来的资产重组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实践经验；同年春天在海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名牌战略研讨会，经过薄一波同志首肯，提出了“创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的方针，并围绕此方针，制定了实施名牌战略的三个理论性文件《国家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地方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同年11月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了首届全国名牌大会，提出名牌是宏伟的社会事业，需要全民族各类主体形成合力共同操作，这次大会还推广了四川实施地方名牌战略的经验。

1995年，总结山东省潍坊市的经验，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论农业产业化》，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1997年又写了《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提法》一文，澄清了对这一概念的疑问，后来这一提法被吸收进党的十五大文件）；同年11月在安徽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名牌大会，会上做了《国际竞争和名牌战略》的报告，在我国第一次从国际竞争的角度阐述了名牌战略的重要性，名牌战略的内容被吸收进当时正在起草的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中。

199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

1997年春，提出了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论述，指出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了全面的买方市场，必须扩大需求，此内参得到了朱镕基的肯定；同年组织了武汉资本运营的连续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把金钥匙；组织了“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采访，并向中央写了关于如何解决黄河断流问题的情况汇报，朱镕基和温家宝都做了重要批示。

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同年夏天，向中央送交了关于“小城镇，大战略”的建议，受到中央重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增加了相关内容。

1999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重视和加快城镇化》。

2000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同年，《艾丰通用文库》之一《世纪宏论》、之二《中介论》、之三《三做谈》、之四《古今说》出版。

2001年，《艾丰通用文库》之五《名牌论》出版；同年组织“中国企业管理培训推进行动”，并正式实施。

2002年，受聘担任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从1996年开始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后又担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等）。

2003年，组建中国发展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2005年底，若干单位组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被推选为联盟主席。

2006年8月8日，“品牌中国总评榜”公布，通过200多万网民投票和100名专家评定，被评为“中国25大功勋品牌人物”。

2009年12月18日，以中国品牌之父、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主席身份，被评为“品牌中国60年60位品牌功勋人物”。

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报告文学、散文集《思考的笔》，报告文学《背水之战》、《王守信集团破获始末》，长篇报告文学《沧海·桑田、乐园》，格言集《智慧人生》，系列杂文《旅游杂侃》，专著《中介论》，电视专题片撰稿《世纪的挑战》(已录制播出)，主编《新闻文化研究》等。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获中国社会科学吴玉章奖。

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我国社会科学著作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获得者。曾积极发起、参加、组织和指挥了多项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在“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中担任组委会主任，“名牌战略”活动中担任驰名商标保护组织主任，现在又以组委会主任的身份组织和推动企业管理培训活动、中国名牌培育活动等等。艾丰还在新闻、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并有颇丰的著述。

在中国新闻界诸多名家中，艾丰是颇有代表性与特点的一位。他大器晚成者，起点高，步履大，从读研究生到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再到走上经济日报总编辑领导岗位，是改革开放20年间迅速成长，成熟并卓有建树的一个突出代表。 艾丰是在四十岁上下才开始在新闻界形成自己的影响，比起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名记者、名作家、名评论员，他的成名年龄明显偏晚。艾丰的成名原因，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时代的束缚与促进作用

艾丰从1961年到1978年，这十七年间他的工作单位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这期间，他先因工作出色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又作为首批“四清”工作组的的组长搞了一年半的“四清”工作；曾被提拔为理论时事组组长，相当于报纸的部主任这个职务，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整改了两年。文革结束后，又回电台干了两年。经历不可谓不坎坷，整整十年，别说他个人难以成名，整个新闻事业都呈全面的退步状态。再者说，电台这个岗位，虽然他也干得比较出色，可是影响仍然不大，与那个时代电台在整个社会上发挥的作用不大是分不开的。传统媒体报纸一直在那个阶段的新闻事业中占主导地位，而电台则基本上是报纸的有声版，很难有代表自己看法和思想的东西，电台的记者更难以有什么作为。所以说，艾丰前些年没能出名，是岗位的原因，也是时代的原因。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阶段，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注重经济报道，尤其是经济报道除了传播经济信息以外，还在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社会转型、保护改革人物、干预经济生活特别是宏观调控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阶段特别需要懂经济、也懂新闻的专门从事经济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艾丰才得以在这个阶段脱颖而出。不能不说，他的成名与否与时代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合理的知识结构

青年时期对艾丰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影响。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是中学时代打下的文化基础比较好。那时学校的教育比较正常，他在中学时期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门门五分，没有偏科。到了高二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考什么，物理老师让他考物理，数学老师让他考数学，语文老师让他考中文，到了高三第一学期，碰见语文老师，那是一位作家，对艾丰说，你就当记者吧，第一你可以写文章，另外记者可以到处跑。后一句话把艾丰给说动了，高中毕业就考了新闻系。可以说，正是这种在中学阶段打下的全面牢靠的基础，使他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中，能得心应手地驾各种题材。1978年艾丰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以及后来和一些研究尖端问题的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对话，用的都是中学时代学的基础知识。正常的中学教育使他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知识基础，使他终生受益。

除了重视各门学科全面发展以外，艾丰还非常重视社会活动，从中学到大学及后来参加工作，艾丰都很注意参加社会活动。从初一起就当学生干部，当过学校的团委副书记，学功课和搞社会活动是倒四六开，回家还得干活，没有时间让他闷头看书。工作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关注社会问题，所以他的策划的许多活动后来在全国都能有很广泛的社会影响，像中国质量万里行等等。

记者要做一支思考的笔

艾丰思考的深度还体现在他对新闻理论的贡献上。艾丰在新闻学方面的著作成了许多大专院校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诸如《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新闻采访概论》《中国新闻媒介发展大趋势》、《记者的素养和技巧》（合写）、《新闻报道与写作》（合译）等。特别是他写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曾获吴玉章奖，第一次把新闻采访和哲学名词方法论联结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研究采访，既总结了我国新闻记者证采访经验，又借鉴了外国学者探索的最新成果，把新闻采访学研究从经验性上升到学术性，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在这之前，学术界包括新闻界一直有一种看法，就是新闻无学，可以说这次艾丰用这本书打破了这种说法。正因为他在新闻采写的实践过程中比较重视方法论的应用，所以采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创作出有强烈个人特色的作品来。

强烈的个性色彩

1. 求新意识

艾丰的作品都很讲究新意，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写作的思路上都是这样。这里的求新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对报道过的内容力求新的概括”。

第二个方面，就是善于从新的角度和层面表现对象。

第三个方面就是善于提出新的见解。

2.立体思维

记者的立体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新闻思维，立体思维是采用空间思维的方式，对于一个认识对象，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和探索。因此，记者的立体思维也可以叫做记者的全方位思维。

艾丰在经济报道中的立体思维主要表现在这样双面说理和多侧面报道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艾丰在分析复杂的经济现象时注重说“双面理”，不装腔作势，借“权威”唬人。

其次，艾丰第一个提出要进行多侧面报道。所谓多侧面，简单地说就是既反映成绩也提出问题，既表现优点也不避讳缺陷，也就是辩证地看待问题。对这个多侧面，不能机械地认为是优点和缺点半斤八两地来写，而是在如实的描写事物时反映出事物人物的多个侧面。

3. 语言的理性思辩色彩

再曼妙的构思都离不开语言这个载体，都要通过语言与大家见面。而艾丰作品中的语言与通常我们见的优美的描写、抒情性的语言不一样，是一种溶入了理性的思辩色彩的语言。像“一个人的缺点往往是他优点的延长”、“改革者常处于两难之地。传统的道德，旧的体制，不容，不喜欢锋芒毕露的人。而要刺破旧观念、旧体制的厚皮，不露点锋芒又不行。”这样的语言，充满了思辩之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现；深刻的思维往往需要相应的语言来表达，艾丰之所以被人称为是学者型的记者，与他的作品中体现出的理性思辩色彩也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些理性的思辩色彩，使得枯燥的经济现象有了学理的情趣，也使得新闻作品有了指导工作的深远的价值。在此，艾丰追求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境界——理论与新闻的结合。艾丰有一段话讲的就是理论与新闻的关系——“从时间的角度说，历史是新闻的对立面，从思维反映现实的角度讲，理论是新闻的对立面。理论追求的是对事物高度抽象的概括，新闻追求的是对事实非常具体的写真。理论的价值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更加明显，新闻的价值则是一瞬即逝的匆匆过客。”

责任心和风险精神

1996年，艾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强调，“年轻的同行常常问我：‘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社会责任感。’”这是对一般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也是艾丰对自己的严格自律。像《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这篇文章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心驱使艾丰写成的。艾丰在山区呆过，那里的农民过着非常缺水的生活，一盆水要用几次，先洗脸，洗碗，再做猪食。平时他们不洗脸，干旱的时候甚至用树叶把一滴一滴泉水引进水桶。然而回到城里一看，人们对水的浪费太大，所以艾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反复思考，最后写成了这篇《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至于风险精神，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像《不完整的答案》，揭露的是广西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在女儿高考时帮其作弊一事长期得不到解决，属于要捅文革的遗留问题。而艾丰是只身一人，去从未去过的边远地区，批评涉及的又是当地党委，弄不好，很难从那里脱身，吃不了兜着走。可是后来凭着风险精神，半个月后写出的《不完整的答案》在人民日报上一发表，赞扬的信一封接着一封，甚至还有人对艾丰说“你要是在广西竞选全国人大代表，可是得全票。”这样的知名度从何而来？如果有一个记者总想成名，而任何有风险的题目都不去做，那他恐怕是很难成功的。艾丰的很多作品在采访过程中都可谓是困难重重、没有一点风险意识的话，他也很难采写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作品来，惶论成名。

总之，艾丰在理论界有很多贡献，新闻理论、哲学领域和经济领域都有所建树。某些独到的见解，是他取胜的关键。在《知识、能力和素质》中艾丰曾作过这样的比喻：“知识像树叶，能力像树枝，而素质就像树干。……有的人的失败，并不是在于他的知识不多，能力不够，而在于当他的知识和能力繁茂起来的时候，他的树干没有粗壮起来，于是风一吹就倒下了，或者是树干太细，运送的营养不够，树叶和树枝萎缩了。”排除时代的客观因素来看，主观上注重“素质”的积累是艾丰成名的主要原因。

历史好像是一条长河，人类好像在河中航行的船，坐在船上的人，有的人是坐船的人，有的人是划桨的，艾丰是属于划桨人的范围。 ——经济学家　魏杰

读了艾丰的评传，你不能不承认，记者的生涯中也可以有创造，也可以充满着创造，甚至于也可以使记者的生涯成为创造性的生涯。 ——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著名作家　徐惟诚

“想总理想的事情”，敢于这样“夫子自道”，而且能够真正这样去实践的，可能只有艾丰。这正是艾丰的可贵之处、可爱之处。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范敬宜

我想引《菜根谭》上的一句话作为对艾丰的印象：“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海尔集团CEO　张瑞敏

艾丰，何许人也？

他是知名报人，历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编委和《经济日报》总编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亲历许多重要经济事件，采写了众多有影响力的报道；他写作的新闻学入门教程是中国大学新闻系最流行的教材，盛行十年不衰。

他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第一任组委会主任，策划、发起了这一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延续至今的活动。

他是中国第一个名牌组织——中国驰名商标组织主任，被誉为“中国名牌之父”。

他是企业界的良师益友，曾为海尔、长虹、青岛啤酒、鄂尔多斯、郎酒等众多著名企业提供战略与文化咨询。

他是颇有建树的经济学者和哲学家，他提出的关于农业产业化、名牌战略、资本运营等重要观点，屡为中央决策层重视和采纳，其著作《中介论》在哲学圈内外激起波澜。

作为著名报人、品牌专家、策划大家与经济学者，艾丰经历之丰，成就之繁、风格之异，在中国新闻传媒界恐怕绝无仅有。本书既可说是传媒人物传记，也可说是财经人物传记。艾丰对经济学界、企业界影响甚深，被称为“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

在改革开放—中国崛起巨变的时代，艾丰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以开放的心态和实践的精神，推动着时代的变革，引领着潮流的方向。艾丰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敏于思而笃于行，生性狂放率真，多年来，风雨褒贬始终交织其身。本书以他的丰富经历为切入口，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往事，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过渡态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心路历程。

通过《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刚刚过去的风云激荡的三十年中许多重要事件的台前幕后、许多重要政策的出台过程以及社会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