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10 13:08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42年- ），意大利裔汉学家，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Has Man A Future?》（2006年中文版上市，2010年4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推出英文版）、《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等。
艾恺（Guy S.Alitto），男，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汉学家。1964年，艾恺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攻读博士学位。1979年，艾恺的博士论文取名《最后的儒家》出版，旋即在海外引起高度关注，还获得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青年学者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听他的老师，史学大家费正清讲到了梁漱溟时，对梁产生浓厚兴趣，以致将梁漱溟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此后，对于梁漱溟及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一直贯穿着艾恺的学术生涯。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他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刻洞见，时至今日余音犹响。梁漱溟的一生，经历山河的数次改朝换代，经历国家的无数的动荡变革，对梁漱溟一生的研究，几乎就是对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城市的现代化引起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注意，他们渐渐惊奇地发现：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最早出口物品，到出口文化。而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元素，当属儒家思想。1979年，艾恺研究梁漱溟的著作《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他没有拘泥于一般地论证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从全球性的反现代化思潮来理解和分析梁漱溟。他用了七年多的时间撰写了这部《最后的儒家》，使之成为第一部关于梁漱溟的系统的传记，博得西方学术家的普通好评，并获美国“东方学奖”，成为梁漱溟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不仅如此，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当代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发生的巨变有相当的发言权。山东省邹平县是中国农村最早向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从1986年开始，来自美国的学者先后有100多人次到这里蹲点调研，艾恺，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邹平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试点，从1986年以来的20多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漂洋过海来中国山东省的邹平县考察，成为邹平乃至全中国20多年来巨大变化的见证者。
1942年，艾恺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首府哈利斯堡。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庭比较困难。但艾恺靠着一点奖学金，1960年进入一所天主教办的国王学院。艾恺对历史很感兴趣，1963年夏天，他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关于印度史、日本史、中国史的书，觉得中国史的书最有意思，于是决定研究中国史。
1964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政治科学系教授邹谠。邹谠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其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令邹谠声名大噪，该书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艾恺就跟着邹谠研究中国历史。
1966年，艾恺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舒尔茨，攻读博士学位。费正清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最负盛名的“头号中国通”，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舒尔茨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书。
1969年，艾恺开始搜集博士论文资料，发现梁漱溟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在艾恺看来，梁漱溟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
他的一生就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觉没什么好结果，曾自杀过好几次，闭门研究佛学，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这一段就蛮有戏剧性。
于是决定他的博士论文就写梁漱溟。虽然他要写梁漱溟，却见不到梁漱溟本人。那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 艾恺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好去台湾和香港找认识梁漱溟的人，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艾恺曾为几个到美国去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做翻译，于是在1973年有机会来到中国。他提出要见梁漱溟，遭到拒绝。未能见到梁漱溟，艾恺带着遗憾离开中国。
收集到材料后，艾恺决定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叫《最后的儒家》。1973年，艾恺开始用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之视为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
1975年，艾恺写完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加了几章，1979年出版了《最后的儒家》，这本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1980年，艾恺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梁漱溟。
那时，有一个梁漱溟曾教过的北方石姓学生去看梁漱溟。他一回美国就给艾恺打电话说，“梁先生知道你的那本书，希望你来华与兄见面。”
很巧合，艾恺的学生之中，有一个刚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孩。她是梁的邻居，艾恺从她那里得到梁漱溟的地址。为了确保梁漱溟能收到，艾恺给他寄了两本书，一本寄到政协，一本寄到他的住址。梁漱溟收到这两本书后，给艾恺写了一封信，希望艾恺来中国访问他。
1980年，艾恺来到北京。第一次见面，艾恺与梁漱溟谈了很多，并且约定：每天早上交流三小时。此时，虽然梁漱溟已经87岁了，但思维依然很清晰，解答了艾恺的许多疑惑。
当时艾恺带了录音机，把他们的谈话录了下来。2006年1月，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把这个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作为单行本出版了。令艾恺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很畅销。“这个世界会好吗”就是80多年前梁济问梁漱溟的问题，却成了艾恺与梁漱溟对话录的题目，也许有点意味深长。
1988年梁漱溟去世三四天之后，艾恺才到达中国，为此他感到很遗憾。
1980年的北京之行，也让这位意大利裔汉学家对梁漱溟的佩服和尊敬始终洋溢于表，他谦恭地称其为“梁先生”。在天津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他还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墓前，以中国传统礼数三拜九叩。
艾恺因梁漱溟而开始研究中国。研究了梁漱溟之后，他开始研究山东邹平地方史，这是梁漱溟曾经搞“乡村建设”的地方。
1986年，艾恺从邹平回北京，梁漱溟还向他询问邹平的情况。之后，梁漱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外国人在邹平做研究”的文章，引用了艾恺的一些话。回美国后，艾恺写了一个报告，山东邹平后来就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农村的最早基地。
在这之后，艾恺又做了河南西南部地方史的研究，这也是因为梁漱溟的原因，他也曾在里做过试验。
从1973年-，艾恺来过中国至少二十几次，“八九十年代差不多每隔一年来一次，2000年以后差不多每年来一次”。
艾恺觉得，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3年来时，中国的公路、建筑物很少，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高。1980年来时，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的势头，开始出现变化；1982年再来时，就看到了明显的变化；1984年以后更是如此。
他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来自贫富差距、农民工、环保方面。“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最关心这方面的问题。”艾恺说。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他忧心忡忡，最近一直在研究反现代化的理论，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等著作，他对现代化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现代化的“好处”审慎地接纳并警视，提出了种种化解现代化弊端的办法。
虽然艾恺成为汉学家是因为梁漱溟，但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却与梁漱溟不一样。
实际上《最后的儒家》的副题就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正是他对现代化存在怀疑的反映。
英文介绍：
Guy S. Alitto, Ph.D.
Professor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Teaching/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labor history,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Guy Alitto has taught in all areas of Chinese studies, including modern and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s and pre-modern history. Most of his courses, and all of his graduate courses, are in the area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is research 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has been in local histories at the village, county, and regional levels (Zouping county in Shandong, the Wanxi area of Southwestern Henan), in family history (the Liangs of Guilin), and social history (Chinese banditry 1880-1950). He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olitical/social realms and the intellectual/cultural, as manifest in specific individuals and local cultures. He continues to be interested in the ongoing Chinese discussion on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Selected publications
Shijie fanweinei de fanxiandaihua sichao: lun wenhua shouchengzhiyi (Anti-modernization thought trends in a world-wide perspective: on cultural conservatism) (Guiyang: Guizhou Provincial Press 1991).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2nd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Courses
Introduction to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China (Autumn 2005)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Winter 2006)
Readings in Literary Chinese (Winter 2006)
Modern China (Spring 2006)
Reading Qing Documents (Spring 2004)
博士论文获得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了。因此必须让儒家的价值观在整个的社会上大规模的复苏，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参与其中。
《最后的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