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利用韩潮主动接见康德拉季邵夫的孙子奥立维一事，去省城诬告陷害韩潮和刘钊，以作最后挣扎。韩潮气病，刘钊也几陷窘境。至此，丁晓与刘钊对垒的阵势已进入决战阶段，胜负正待揭晓。而刘钊却奉召去省委谈话，吕莎也被调往省报工作。这就给运行者以至全市人民留下一个问号：刘钊此行凶吉如何？到底由谁来接韩潮的班？作品在这个扑朔迷离的关头戛然而止。

1950年代初，李国文在哈尔滨生活过一段时间。有一次，他路过一幢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物，他的同事指着那楼房对他说：“我在那幢楼里住过，当时我父亲是伪警察局长，现在这里是市委宿舍。”从此，那幢主人已经更替的花园楼房，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50年代末，李国文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铁路工地上当工人。有一次他去赶集，遇上了两个到当地插队的上海姑娘。她们用上海话叽叽喳喳交谈着。一个姑娘问另一个：“侬住在上海啥地方？”另一个答：“阿拉住在上海迈而西路××号楼房里。”另一个惊异地说：“啊呀，多巧，阿拉过去也是住在那幢楼里，这辰光搬到另一地方去住啦！”李国文听着，似有触发，又是一个建筑依旧、主人已换的故事。

这两段经历储存在李国文心里，他朦朦胧胧觉得可以用它们来构思一部作品。

1983年，他立志要写一部为改革者呐喊的小说的时候，那幢掩映在白桦林里的俄罗斯式建筑物，像夏夜里的闪电，一下子出现在他的眼前。各种人物都朝那花园楼里集中，矛盾纠葛开始产生，故事情节逐渐展开，《花园街五号》就这样构思出来了。

刘钊

小说的主人公、改革者刘钊，是“左”的失误的见证人、斗争者和受害者。他是剥削阶级的逆子贰臣，是提着亲老子刘大巴掌的头来参加革命的人，然而因为他对“左”的东西敢于直言抗争，结果却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十多年见不了天日。但是磨难和挫折，一方面锻炼了他“力破迂腐陈旧观点，不被世俗的庸人哲学所囿，而有逸出常规的勇气和敢于另闯一格的做法”；另一方面也使他无所顾忌，“顶多削职为民”。他主持工作一年，就和工人一起把三年亏损四百多万的拖拉机厂扭亏为盈。半年里，他又神话般地结束了沿江新村的胡子工程，使一千多住户高兴得把“滞销积压的瓶酒抢售一空”……小说结尾意味深长地交待了那次市委常委无记名投票推荐接班人的结果，看来孤立的刘钊竞得了最多的十一票，连和丁晓关系密切的人也居然表态支持刘钊。

韩潮

韩潮曾经是建造“花园街五号”别墅的主力；后来又以地下党的名义，亲手击毙了这幢别墅的第二个主人刘大巴掌；解放后他当了临江市的公安局长，是这幢别墅的第三个主人吕况的左臂右膀；“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成了这幢别墅的第四个主人的阶下囚。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临江市的革命和建没事业，在这方面，他是问心无愧的；但是，当临江市面临着的种种问题，需要他做出重大改革决策时，他却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作为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老共产党员，韩潮对关于挑选接班人问题的决定是拥护的；但是，作为在临江市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几十年的人物来说，一旦真要他交出权力棒，他的心情的不平静也是可想而知的。

吕况

吕况当上临江市委第一书记后，在十七年中由于频仍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潮不断冲击，使他逐渐变得谨小慎微、求稳怕乱，当年的革命锐气消失了，在工作中完全按上级指示办，既不独立思考，也不考虑实际情况，以不犯错误为准则。他在政治上总是看风行事，大跃进时盲目追求指标，抓阶级斗争时，在家里每周吃一顿忆苦饭，不顾女儿对音乐和美术的爱好，强迫她报考政治经济学专业。他逐渐变得“冷漠、拘谨、随时害怕袭击的提防心情和尽量深藏不露的任何感情”，甚至最后违背自己的良知把刘钊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结果还是没有逃脱厄运，在“文革”中被“造反派”以“革命”的名义批斗致死。

许杰

老市长、现副省长许杰也有着光辉的历史，抗日时他身为营长，“凭良心讲，那时候，他可真让人佩服”，就是“刚进城的时候”也是很风流潇洒，精明能干的；可是后来他在绿柳垂杨的深宅大院画花鸟虫鱼，“梁上燕个个在他那儿做窝”不仅革命意志衰退，而且成了改革的阻力。

《花园街五号》跳出一般的路线之争的横式，触到对四化建设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选择接班人，整部作品将临江市为挑选市委第一书记接班人而展开的一场复杂，而微妙的斗争，置于临江市50年历史的大背景中，以“花园街五号”这幢饿武别墅为中心，通过这幢别墅历届主人的更迭，提出了一个充满历史意味面又量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谁应该是花园街五号的真正主人？

作者采用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展现了现实生活中改革思想和保守思想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把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认识统一起来，在展示历史发展过程的艰难曲折的同时，揭示了现实社会改革的必然性。

同时，作品真实地描写了经历曲折而又身负重任的共产党员们，揭示他们在腐朽与新生相衔接、奋进与守旧相搏斗的历史转折时期复杂的内心世界。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和鲜明的色彩，描绘了他们思想性格的不同侧面，并且不新开掘他们复杂性格的空同，使整部作品成为历史与现实相映村的生活画卷，成为悲怆与激越相交织的生活之歌。

人物特色

《花园街五号》的全部描写，都是对“谁是花园街五号的真正主人？”这一历史沉思的艺术回答。真正主宰着这幢象征临江市权力和地位的古老建筑命运的，不是冥冥之中的上帝，而是生予斯、长予斯的人民。是无法抗拒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的历史潮泣，这使得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紧迫的现实感，而且正面地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同步，作者不仅善于构筑复杂的人物关系，而且善于揭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把笔墨倾注于对人物、对人物命运和建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当中，往纵深开掘人物的心灵历程，使活动于作品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以及只在历史的回顾中出现的人物，不再漂浮于事件之上、没有血肉的躯体，而是活跃于事件进程之中、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刘钊是作者浓墨重彩着力描绘的进取者、开拓者的形象。作品把他放在清洗与浊浪相撞击的生活江河中，充分显露他的长处和短处。这个形象似一团火，激励着读者的心。遗憾的是，作品描绘他的性格，色调比较单一。作品中写的最好的人物要数韩潮。对这位20世纪80年代的市委第一书记，作品着力揭示的是他置身于挑选接班人这一尖锐复杂矛盾的旋涡之中，面对政治生活的复杂局面和改革时代的崭新课意，心灵深处所进行的审慎的思考与激烈的搏斗。在韩潮这样的领导干部身上，既鲜明地体现着革命传统的光辉，又明显地表现出历史因袭重担的负荷，这两种因素的交织使其性格丰富复杂，形象丰满真实。

小说描写其他人物的性格，也都丰富多彩、栩栩如生。例如“站柜台的小伙计”出身的“泥鳅鱼”丁晓、“临江一枝花”欧阳慧和她的丈夫、“钩子厂长”江胖子，甚至是很少几笔勾画的、被梅毒折磨投江的聪明匠人六指师傅等等，都写得真实、生动、感人，这都是从多方面开掘了人物性格的缘故。

结构特色

《花园街五号》的艺术构思独特，结构奇巧。精巧谨严的结构，导致任何部分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首先是情节上的各种巧妙处理，结构上各色人事对比、相衬成巧的撮合，加强了小说的戏剧化。例如刘钊请领导检查沿江新村，韩潮开始还能掰着指头一一数说缺点，越到后来毛病就越少。这个情节，一方面画出了韩潮对刘钊既欣赏又挑剔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刘钊先给领导看最差的地方的“犟骨头”精神。

小说以“花园街五号”这座建筑来敷衍“时代的兴衰，尘世的沧桑，家庭的嬗变”。广阔的生活画面，众多的人物命运，逝去的历史风烟，都由这座建筑粘合起来、联结起来。现实斗争的描绘与历史场面的叙写两条线索交错进行，以现实描写为主，采用时空交错、情节交迭、虚实相同的叙述方法，但更注意情节交迭的连贯性和层次感。多用象征，使作品的内蕴更加丰厚，意境更显幻化，也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索和回味的天地。

语言特色

《花园街五号》的场面紧凑仿佛像电影镜头一样简洁和吸引读者。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从生活的脚步中找寻艺术的节奏，同时也应归功于作品语言的洗练和个性化。小说没有那种大段的风景描写和长篇的抒情感叹，而是十分精彩的哲理短句和个性语言。如作品开头第一、三节的议论，如第二章第七节吕莎生活札记里丁晓的官场“屁话”等等，这类例子在作品中举不胜举。

修辞特色

小说中采用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花园街五号”在这里不仅是一座建筑，还是一个权势和地位的象征物。代表着贯穿全篇的、充满历史意味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谁该是花园街五号的真正主人”得到了解答。精神分裂症患者韩大宝，实际上也具有对“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象征意味。

影剧改编

该小说经李玲修改编的同名电影《花园街五号》由姜树森、赵实联合执导，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

李国文，1930年出生于上海，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组长，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干事，中国铁路文工团创作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选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届名誉委员。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月食》和《危楼纪事》（之一）分别获全国第三、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