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剧本《苍蝇》出版于1943年，这一年，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出现转折——在东线，苏军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场，5月，德意军队在突尼斯投降，北非战场的最后一个战役随即宣告结束；在意大利战场，7月，盟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迫使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在太平洋战场，4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开启作战，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遭伏击丧命，11月，中英美召开开罗会议，签订《开罗宣言》……而出版于这一年的《苍蝇》，也带有很强的历史烙印，即在这样一个时刻——二战胜利在望之际使人们产生对于战时的反思和人性社会的关怀。

不难发现，《苍蝇》有着极强的象征性和现实意义，而从中表现的是萨特对于国家和人的深沉关怀。英国和法国是纳粹德国的死敌，因为一战后，作为战胜国的英法一手炮制了对德国极为严厉的《凡尔赛条约》，于是纳粹党刚上台就制定了针对英法两国的报复措施。对此，英国和法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安抚疯狂的德国，对德国一系列的侵略扩张行为采取了怀柔的绥靖政策。在德国屡屡冲撞《凡尔赛条约》束缚的情况下，英法都未采取任何有力措施加以惩罚。以致在1940年，德军决定采用改良过的施里芬计划，绕过马奇诺防线侵略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进而在1940年5月13日攻陷法国南部战略要地色当；1940年6月10日，德军开始正式全面入侵法国本土，很快就深入了法国中央；6月17日，法国首都巴黎被攻占；6月25日，为了羞辱法国人，希特勒选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停战签字的地点签署停战条约。根据此条款，法国中部和北部三分之二的领土疆域由德国武装部队进行实质占领，而南部地区则成立由贝当执政的附庸政权：维希政府。就如同《苍蝇》里阿耳戈斯城的人民一样，法国人在非正义的控制下感到悔恨、痛苦和悲惨，而也正如同《苍蝇》中所预示和指引的一样，在面对此种情况时，一味的懊恼和精神上的痛苦对于改变现实是无用的，真正可以改变现状走出困苦的途径惟有行动起来去战斗，追求应有的自由，而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终将在有一天迎来胜利，从而摆脱过去的阴影，开启新的生活。

朱庇特--天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埃癸斯托斯--现任国王、杀害阿伽门农者。

克吕泰涅斯特拉--王后、阿伽门农之妻。

俄瑞斯忒斯--阿伽门农之子，回乡后成为复仇者。

厄勒克特拉--俄瑞斯忒斯之姊，沦为女仆的公主。

黑衣人（8名，其中女生3名）--检场人，同时扮演苍蝇、阿耳戈斯市民、白痴、大祭司、卫士、士兵、复仇女神。

发表于1943年的《苍蝇》 是萨特的第一部存在主义剧作，反映了“自由选择”的哲学主题，同时通过对古希腊悲剧的大胆剪裁和情节借用讽喻了当时法西斯统治下法国的阴霾境地，既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又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萨特创作《苍蝇》必有他的现实基础，而且作为一个主张“介入”的作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产生大的社会效应，这是毫无疑问的。萨特自己也曾表示：“《苍蝇》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出‘政治剧'。”“ 如果不是为了在法西斯政权之下掩盖其思想，又何必去求助于古希腊人呢？”然而作为同时也是哲学家的文学家萨特，他的文学作品往往又是其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的反映，《苍蝇》也不例外。

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告诉我们，“存在先于本质”、“人是自由的”。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而人的本质需要靠行动去证明、确立，人要想得到自由，就必须付出行动。

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依据这则古希腊神话传说创作了《俄瑞斯忒斯》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和《复仇女神》）。在埃斯库罗斯笔下，俄瑞斯忒斯在姐姐协助下杀死了母后和她的情人埃葵斯托斯，这种行为代表的是一种新制度的要求。俄瑞斯忒斯最终被判无罪，象征着民主思想的胜利。

萨特是将哲学思想与戏剧著作巧妙结合的典范。他笔下的俄瑞斯忒斯，自幼在雅典富贵家庭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见识广博，“家财万贯，又仪表堂堂，深思熟虑有如一位长者，摆脱了各种奴役和信仰的羁绊,没有家庭，没有祖国，没有宗教，没有职业”，看似的确无拘无束。但他深深了解内心的空虚，他对保傅说：“我的自由就如同这几根蛛丝一样。我并不比一根蛛丝分量更重……我是多么自由！我的灵魂又是多么美妙的空虚”他回到故乡阿尔戈斯，试图证明自己的存在，要证明他是这个国家的一员，甚至应该是王子的身份。那时他还不懂得要确立这一切，必须付出行动。当他发现他无法像一个国王一样与臣民有着共同的回忆，当他发现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他时，他曾想过要“踮着脚尖走开”，但又挣扎着想要通过一种行动来据有臣民的回忆，“即使是通过犯罪的手段，据有他们的恐怖心情和他们的期望”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即使杀死自己的生身母亲。就在这时，他遇见了已经沦为奴婢、受尽屈辱、满腔仇恨的姐姐厄勒克特拉，她要求主人公复仇；另一边保傅和朱庇特神一直在游说他离开，不要“介入”。

然而这些说辞都不能替他做出决定，他苦苦挣扎着想要做出选择，要么一如既往的“无拘无束”，内心空虚；要么就留下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存在，他在犹豫。直到他目睹百姓们为了父亲的惨死和亲人的逝去整日接受着“忏悔”的教化，他们思想麻木、愚昧，甚至连七岁的孩童都在接受悔悟精神的教育和抚养，“原罪的思想”已根深蒂固。他终于明白逃避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更不能让他的百姓振作，他明白此刻他需要做的是勇敢的面对这个国家，面对他的身份，面对他替父报仇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要拯救被罪恶折磨、沉溺于“忏悔”中的百姓。他勇敢的反抗朱庇特神灵的劝阻，“让大地化为灰烬好了！让岩石怒骂我好了！让我所经之处花草凋谢好了！要归罪与我，搬出你的整个宇宙都不够！你是诸神之王，朱庇特，你是岩石、群星之王，你是大海波涛之王，但你不是人间之王……你不应该把我造成自由的人……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我就是我的自由。你一旦把我创造出来，我就不再属于你了……阿耳戈斯人是我的百姓。我必须使他们睁开眼睛。”为了他的百姓，他做出了勇敢的选择，用选择获得了“充实的自由”，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存在。

朱庇特驱使埃癸斯托斯杀害了阿伽门农，继而遣来成群结队的苍蝇。他和埃癸斯托斯这对天国和人间的帝王合谋，巧妙地在阿尔戈斯居民心中培养起这样一种悔恨心理：既然你们不加反抗地接受了阿伽门农被谋杀这个事实，那么人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人人都为之忏悔；这是集体的罪行，不是埃癸斯托斯一人的过错。而朱庇特遣来的苍蝇，正是全城居民因罪孽而产生的恐惧悔恨的象征。

人是自由的，可以做出自由的选择，但长期的专制统治及其愚民政策，使群众变得麻木、不自知，于邪恶不 敢反抗，于正义的行为不支持，甚至依附于权威，迫害为民除害的英雄。他们在神权和淫威下做奴隶已经习惯了，他们害怕袭读神明 ，他们宁愿忍辱偷生，不愿冒获致更大惩罚的危险去反抗。

萨特作为创作主体，他了解他所面临的审美主体是一群沉睡麻木的民众，他们需要被唤醒，更需要自我觉醒；他也知道他所面临的时代多么需要一位像俄瑞斯忒斯一样站出来唤醒人民的反抗意识的英雄。尽管在复仇之后，民众不理解他，唾弃他，甚至连最初鼓动他复仇的姐姐也背叛了他，但是他又一次勇敢做出了自由的选择，承担了一切后果，拯救了整座城邦。萨特想要告诉民众的是，一个英雄的离开，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真正斗争的开始！

萨特的论述者们历来认为萨特的哲学在本体论上受笛卡尔的影响颇深，“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一个著名命题，萨特也是试图从“我思”出发来建构其哲学体系。不过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尽管笛卡尔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论者，他却绝对无意牺牲自己的宗教信仰。在笛卡尔那里，上帝的存在能保证意识（人）之外所有事物的存在。而作为无神论者，萨特无论如何不会将上帝引入其哲学体系中。他把笛卡尔的怀疑论推至极处，以人代替了上帝的位置，人成为虚无赖以存在的存在者。如果说上帝的本质先于上帝的存在，那么人的本质也应先于人的存在，因为“ 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个东西先于其本质就已经存在了，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才能用什么概念来说明它。这个东西就是人”，尼采曾经宣称：“上帝死了，什么事情都是允许的，”那么声称自己为无神论存在主义者的萨特将朱庇特描绘成一个困兽犹斗的形象用以影射、否定上帝，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萨特曾对“自由选择”作过这样的解释：“如果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 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萨特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认为人是自由的，无论面对什么环境，无论想采取什么行动，怎样采取行动，都可以“自由选择”，而人实现自己存在的过程正是不断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人一旦终止自由选择，也就从实质上终止了自己的存在。在萨特的《苍蝇》中，俄瑞斯特斯与朱庇特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复仇与阻止复仇那么简单了，这已经是一场神为维护现存秩序、人为争取自由的殊死搏斗：朱庇特降下痛苦悔恨（苍蝇），要让阿尔戈斯人永远生活在忏悔之中；俄瑞斯特斯则要替他们带走痛苦悔恨（苍蝇），让他们从忏悔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诚然，对于经历过二战的法国人何尝不是这种心理情形呢，他们为了正义和自由选择了不再沉默，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法西斯，历史证明他们赢得了胜利；然而，另一面，在他们使敌人付出血的代价的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也失去了自己最挚爱的亲友吗，他们的内心又怎能不感到痛苦呢，尽管他们选择了战斗，但相信他们也不愿在重演一遍这样的处境。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的选择，就如同当时一个法国人的两种心态，俄瑞斯忒斯式的选择战斗是他们理性的现象的心理，而厄勒克特拉式的选择是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潜在心理。

因之，《苍蝇》之所以仅借用《俄瑞斯忒斯》中俄瑞斯忒斯归国复仇一节就是要在迎合广大法国公众渴望救世主愿望的同时，使大家认识到“已被德国占领”这一无情的现实，作者借用这出浓郁的古代神话悲剧的诗意，传递出人能战胜“上帝”，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现代意识。从而唤起大众为争取自由和反抗侵略者并使苍蝇被驱离法国国土而斗争。

二十世纪类似这样借用古代神话情节的戏剧还有很多很多。许多作家借用神话情节，试图超出社会的、时代的框架，摆脱历史的具体性来显示和强调它的内容是适合全人类的。在西方文化学中也形成了关于神话是一种永恒的超社会、超时代的人类历史模式的观念。《苍蝇》借用神话情节进行戏剧创作，不仅能够反映现实，而且因为唤起了人们意识深处的原始“类经验”，从而能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给人们一次“精神”的洗礼，使人们充分体验到作家蕴蓄于作品中的丰富内涵。

《苍蝇》一剧是一部典型的“境遇悲剧”。如前所说，它是与古希腊“命运悲剧”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它与西方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性格悲剧”也是完全不同的。“性格悲剧”中，性格就是人物的命运，并且人物的性格往往由环境造成。而在萨特的“境遇悲剧”中，没有先验的东西存在，性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人物的存在是通过人物在具体情景中的自我选择来完成的。这一点对于自由的提示和强调，使得“境遇悲剧”虽不说成为传统悲剧的扬弃，也至少成为后者的一种有益补充。

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倡者，被誉为“存在主义的鼻祖”。其主要作品有：《恶心》（1938）、《存在与虚无》（1943）、《苍蝇》（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