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亚非团结

在执政期间，苏加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对召开1955年的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荷兰殖民者重返印尼后，苏加诺于1948年12月被逮捕，并被流放邦加岛。直至1949年8日荷印（尼）圆桌会议承认印尼独立才得释回到日惹。同年12月再次当选为印尼联邦共和国总统。1955年积极倡导并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开幕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洲际会议……”

倡不结盟运动

1959年兼任总理，并先后任最高议院主席，最高战时掌权者，民族阵线主席等职务。一贯主张执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合作。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加诺在国内革命势力和国际形势的推动下，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

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有过这样一件事：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对某项议题的观点并无多大矛盾，但却形不成统一的方案，原因在于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支持纳赛尔，一些亚洲国家的代表倾向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眼看就要轮到印尼的苏加诺发言，苏加诺当着听众的面走到纳赛尔和尼赫鲁跟前，和他们分别耳语了一阵，纳赛尔和尼赫鲁听了连连点头。苏加诺然后上台提出印尼的方案，结果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大家都认为，苏加诺提出的方案正是纳赛尔和尼赫鲁刚才点头认可的。而事实上，苏加诺对纳赛尔和尼赫鲁耳语的是邀请他们会后共进午餐。

政变下台，去世

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以后，其总统权力逐步被军人集团剥夺。1967年3月被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1970年6月21日在雅加达病逝。

四夫人黛维

苏加诺一生结过四次婚。黛维是他的第四位妻子，又称黛薇夫人，原先是东京帝国饭店的一位女招待，原名根本七保子。1959年6月，在日本商人久保正雄的牵线下，根本七保子同正在日本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相遇，同年9月15日，根本七保子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开始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同居。

七保子在回忆录中对她初入总统府那天有这么一段描写：“从那天夜里开始，苏加诺和我开始同居了。总统府一个没有电灯的、黯无人声的角落，成了我们长期约会的地点。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房子……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初夜晚，他向我说：‘我希望你能给我愉快，给我力量！’”1962年6月6日，苏加诺和黛维在总统府内的清真寺里举行秘密结婚典礼。

1965年9月30日，印尼爆发军事政变，黛薇夫人流亡法国。在欧洲期间，黛薇夫人曾多次和法国社交界人士传出恋情，还多次宣布订婚，但她最终还是没有再婚。

1991年，黛薇夫人移居美国纽约，不久后选择重返日本定居，之后黛薇夫人活跃在日本各家电视台的综艺节目。

2008年12月，日本的解密外交档案披露，20世纪60年代，黛薇曾是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和苏加诺总统之间的秘密信使，协助双方就二战后滞留印尼的原日军士兵等问题，进行若干“桌面下的交易”。

据新浪体育报道，2017年，在朝日新闻关于亚冬会阿帕酒店事件的辩论节目上，发表反华言论。

结发妻英吉特

苏加诺的发妻英吉特，比苏加诺大12岁，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结婚。英吉特不但是苏加诺的忠贞伴侣，也是苏加诺反对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亲密战友。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苏加诺随即发表了《8·17独立宣言》，宣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刚过不惑之年的苏加诺被推举为共和国总统。年过半百的英吉特为了让新生的共和国总统有个年轻美貌的第一夫人，主动同苏加诺离婚，并将自己年仅17岁的养女法玛瓦蒂许配给苏加诺。以后荷兰殖民军入侵印尼共和国，在1948年的反抗荷兰入侵的斗争中，苏加诺为荷兰侵略军所俘，并被荷兰殖民当局囚禁在北苏门答腊岛的监狱里。这时仍在外坚持抗荷斗争的英吉特就是通过法玛瓦蒂向狱中的苏加诺传递消息，为苏加诺洗衣送饭的。英吉特是一位人格高尚，感情朴实，富有牺牲精神的妇女，她一向忠于和支持苏加诺的事业，关心苏加诺的安危。

1970年6月21日苏加诺逝世时，已是耄耋之年的英吉特，仍不顾劝阻，步履维艰地到苏加诺的灵柩前吊唁前夫。

二夫人珐玛瓦蒂

二夫人法玛瓦蒂是位秀外慧中的女人。她和苏加诺结婚后生有一男三女，前任印尼共和国总统梅加瓦蒂即是法玛瓦蒂的亲生长女。

苏加诺总统是爪哇族人，而法玛瓦蒂是苏门答腊的马来族人，他们之间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都有些差异;加上法玛瓦蒂性格倔强，为人刚直不阿，有独立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更不依附权势，因此与苏加诺时有摩擦。1954年，当她发现苏加诺总统爱上哈蒂妮时，便愤然离开总统府，与苏加诺分居。法玛瓦蒂早期跟随苏加诺参加独立斗争，为印尼的革命事业立过汗马功劳。1945年8月17日印尼共和国宣布独立时，在首都雅加达升起的第一面红白国旗，就是法玛瓦蒂亲手缝制的。

法玛瓦蒂离开苏加诺之后，仍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并担任印尼全国妇女协会主席，在政坛上活跃一时。由于她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虽然和国父、总统———苏加诺已分手多年，但一直被尊为“国母”和“第一夫人”。

三夫人哈蒂妮

哈蒂妮是爪哇族人，在同苏加诺结婚前，她是美孚石油公司一位高级职员的妻子，已育有5个子女。哈蒂妮长得比“国母”法玛瓦蒂漂亮。她雍容典雅，性格温柔，多愁善感。哈蒂妮经常披着轻纱外出，此时的她，犹如含苞欲放的茉莉花，既俊俏水灵，又芳香四溢。

苏加诺格外喜欢她那妩媚之态。据说，当年苏加诺同哈蒂妮结婚时，全国舆论哗然，多为法玛瓦蒂鸣不平，政敌更对他进行无端的攻击、谩骂，左右之人也颇有微词，但苏加诺泰然处之。正当“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风度翩翩、擅长言辞的苏加诺总统向国人发表广播演说:“我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一向恪守伊斯兰教教规。既然真主允许穆斯林同时娶四个妻子，那么，我同哈蒂妮的结合自然是合法和合理的。真主祝我和哈蒂妮幸福!”这样，一场沸沸扬扬的反对“国父重婚”的风波戛然而止。哈蒂妮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一直隐居在茂物的总统别墅内。哈蒂妮同苏加诺婚后又生了两个男孩。哈蒂妮拥有印尼第二夫人的称号。

苏加诺英俊潇洒，仪表堂堂，风流倜傥，浪漫多情，私生活放荡不羁，身边常有美女陪伴，甚至出国访问时，也要洋妞侍候左右。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苏加诺访问突尼斯，两国首脑举行会晤时，本来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要商谈，不料苏加诺向布尔吉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我要一个女人”，布尔吉巴顿时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据说，苏加诺至少结过六次婚，女友和情妇无数。

尼克松评价苏加诺

像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一样，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也是一位富于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他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然而，苏加诺也象恩克鲁玛一样，一旦独立得到巩固，他又变成一种灾祸。这两个人都只会摧毁，而不会建设。

苏加诺长得很英俊。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自恃到了趾高气扬的地步；他还具有一种令人兴奋的、使群众为之着魔的风度。然而，他又是一位允许革命发展成为宗教的革命领袖。这种革命并不是实现某一目标的手段。

1930年代期间，苏加诺一再遭到荷兰人的监禁和放逐。这段经历使他十分忿懑，怨气难平。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并站稳脚跟之后，他还通过在荷属新几内亚制造混乱的办法，继续推行他自己的、反对前殖民主子的革命。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苏加诺。在我们会见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不是谈论本国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是大谈其对荷属新几内亚——印尼人称之为西伊利安——的领土要求。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苏加诺对伊利安耿耿于怀，这是尽人皆知的。就在这次会见的前几天，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曾经在堪培拉警告过我，要我到印尼以后，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听一堂课。

我总想把我和苏加诺的话题拉回到他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去，但他就是不谈，而是想在越南问题和法国人不义的问题上也给我上一课。当我问他我们在越南该做些什么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什么也不用做了。由于你们不支持胡志明，已经把这件事毁了。”

1960年代初期，苏加诺下令突袭荷属新几内亚，最后占领了它。但是，他的“辉煌胜利”是一种付出了过大代价的胜利。没过几年，他就下台了。

在他对伊利安问题大叫大嚷、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印尼共产党人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国内的贫穷和动乱、印尼与大陆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苏加诺愿意接纳共产党人进入其政府的态度，都使共产党人大受鼓舞。

苏加诺曾经声称，他本人是反共的。1950年代中期，他在访问华盛顿时还向我吹嘘过：“我对共产党人并不担心。我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他们。”但是，印尼共产党人在1965年还是作了一次政变的尝试，结果被军方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军人们从苏加诺手中夺取了全部权力，并且在1966年对他实行了软禁。

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在我认识的革命领导人中，苏加诺是能老练地摧毁一种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国家的最好例子。明摆着的事实是：印度尼西亚是非共产党世界中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比东南亚其他任何一国更多的自然资源，但是，它却缺乏合适的领导。苏加诺暂时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们忽视自己的问题；他本人则从未动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印尼尽管土地肥沃，苏加诺的人民却非常穷困。他不是用物质上的繁荣、而是用他称之为“象征性的空想的富裕”来支撑他的人民。他那从未付诸实现的五千一百页的经济计划共分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条。但它不过是为了纪念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从荷兰手中获得独立而制订的。此外，他还象恩克鲁玛一样，任意地、愚蠢地挥霍国家钱财。结果，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在战后的世界中居于首位。

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富裕与赤贫经常同时并存。不过，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贫富悬殊的情况象苏加诺的雅加达那样严重。

1953年，我们从机场驱车穿过这座城市时，看到地上尽是敞开的污水沟和绵延几英里的、简陋不堪的棚屋。苏加诺自己却住在占地几百英亩的、葱翠的花园中的宫殿里。当我们抵达他的官邸的大门口时，他在门前的台阶上迎候我们，身穿洁白夺目的、裁剪得非常合身的西服。他的宫殿也是纯白色的，在明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如果我们直视它，准会刺伤眼睛。

苏加诺是一位高贵显赫的主人，丝毫没有许多小国领导人在欢迎大国代表时常有的那种阿谀奉承的样子。他不象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自卑情绪。相反，他给人以不仅觉得自己应与别人平起平坐，甚至还要高人一等的印象。他讲地道的英语，在陪同我们参观他那座满是印度尼西亚艺术的无价之宝和漂亮的印度尼西亚女人的宫殿时，甚至流露出一种自我陶醉的优越感。那天晚上的宴会也是很高雅的。我们在一个宽阔的人工湖旁进餐，周围是一千多支火炬，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开满了白色的荷花。这顿晚宴用的餐具全部是金质的。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体上的纵欲，把苏加诺搞得精疲力竭。1953年我访问他时，他像谈论挤满了他在雅加达的宫殿的美女一样，肉麻地谈论着革命。他把革命视为一个国家宣泄感情的痉挛，认为它尽管可能造成损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还认为革命应该永无止境地反复进行下去。他曾经说过：革命使我神魂颠倒。革命强烈地吸引着我。浪漫主义使我发狂、入迷。革命象波浪一样，几乎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汹涌澎湃，发出闪电和雷鸣。来吧，兄弟姊妹们，让我们不断地煽动欢跳的火焰吧！让我们变成木柴，使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更旺吧！

我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亲眼看到苏加诺在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演讲的情景。他使听众入迷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又象举行仪式似地不断高呼“曼达加”，以此来结束他的讲话——这个词是印象尼西亚革命的战斗口号，也是自由、尊严和独立的象征。群众也一再高声呼应：“曼达加！”陷于几乎难以置信的狂热之中。我瞟了一眼苏加诺：他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

苏加诺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他知道自己具有磁铁般的、吸引人民的魅力。我见过的最有煽动性的政治演说家中，有些人谈吐很文静，私下谈话时甚至还有些害羞，因此，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那种感人的、超凡的魅力，只是为需要这种品质的场合而存在的。然而，苏加诺却表里如一，身上没有一点老谋深算和深思熟虑的影子。对他来说，群众的激情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象食物和水一样重要。这场革命把人们的激情释放了出来，又使人民不顾一切地恣意行动，而苏加诺还要把他的这种革命无上境地继续下去。我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读到，印度尼西亚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苏加诺就立即要求赫鲁晓夫提供款项来建造大运动场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当时，苏联总理则迷惑不解，他原来估计苏加诺会要求提供粮食，或者提供武器。但是，苏加诺要的却是一个他可以继续举行大规模集会的场所。

然而，苏加诺也关心比较细小的事情。他告诉我，在来宾的浴室里，既有一套新式的淋浴设备，又有一个老式的水桶。他说，他喜欢用后者。尽管他的生活过分奢侈，但他仍然与最贫穷的人民保持着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联系。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总是喜欢让汽车在路边停下来，与人们握手、攀谈。我在其他国家见到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我们许多驻外人员——尤其是在亚洲的人员——认为这有失尊严。

但是，苏加诺并不这样看。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农村访问时，发现这些村庄比我们在雅加达地区看到的更为贫穷。我们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停了下来，看到他炸红薯作为午餐。我们还参观了一家乡村的咖啡馆，而且与店主闲谈。人们看到一位美国副总统与他们在一起，似乎有点惊讶，但是，当他们见到自己的总统时，却没有表示出吃惊的样子。苏加诺定期地到农村巡视，和他的人民打成一片，并在失修的村舍里过夜。

苏加诺感人的、超凡的魅力，不仅吸引着印度尼西亚人，而且也吸引着美国人。1956年，他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由我陪同他。作为欢迎仪式的一部分，我们到首都市政厅的特区大楼去，苏加诺就在那里接受这座城市的钥匙，他穿着一身卡其制服，戴一顶穆斯林的无沿便帽，还拿着一根镶嵌着象牙的轻便手杖，彬彬有礼，心情很愉快，装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突然，使我们的安全分队毛骨惊然、但使群众兴高采烈的情况出现了：他挤过了警戒线，与男人们握手，和孩子们活跃地交谈，还亲吻妇女们，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高兴得尖叫起来。

在政治上自我放任的同时，苏加诺在肉体上也是纵欲的。我向突尼斯的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提及苏加诺。哈比卜·布尔吉巴本人也是同时代的一位革命领袖，而且是一位国家的建设者。当我说到苏加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时，他皱着眉、摇了摇头，说：不。首先，他坚持说苏加诺是由日本人扶上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与日本人相勾结，以此作为把荷兰人赶出印度尼西亚的一种手段。接着，布尔吉巴又补充提出了另一条反对我的看法的理由，说：“我记得很清楚，当苏加诺来到突尼斯时，我们本来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讨论，而他要我办的第一件事情，却是要我给他找‘一个女人’。”

苏加诺至少结过六次婚。在他掌权的整个时期里，他的性能力和性欲是无数传说和故事的话题。我在1953年出访之前，接到国务院给我的情况简介，其中强调了他的性格的这一方面，而且指出，他喜欢人们在这方面奉承他。很明显，性和革命使他那种要别人敬慕他、并为他作出牺牲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不幸的是，一位称职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所需要的品格，恰恰是与他这种品质相反的。对苏加诺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应该是人民大量而迫切的需求，而不是他自己的需求。

然而，他却把政府当作在政治上和肉体上炫耀男子气概的场所。荷兰殖民主义曾使他个人蒙羞受辱，对他的男子气概是一种挑战。苏加诺在执政的二十年中，以毫无约束的私生活和向荷属新几内亚进行大叫大嚷的威胁来显示他的这种气概。

这些狂热最后终于把他本人吞噬了。苏加诺和恩克鲁玛的事例，同时证明了一条关于领导问题的可叹的真理：那些最善于在感情上接近人民的人，其纲领往往却是最糟糕的。蛊惑人心的行为还是起作用的。由于这样的人缺少责任感，所以他们可以信口开河，选择那些最具有感染力的词语，以便触动听众的感官最基本的机能。恐惧和憎恨是强大的力量。蛊惑民心的政客可以把这些力量利用起来；希望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蛊惑民心的政客又善于抛出虚假的希望，诱骗那些非常愿意相信这种希望的人们，使他们把对于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空想之上。

苏加诺有一个纲领——从殖民统治下取得自由。他围绕这个纲领来塑造自己的形象。除此之外，他的统治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来说就只是意味着一场灾难了。

但是，他依然把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曼达加”的口号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二是由于他本人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吸引力和演说家的气质，三是由于他喜欢吹嘘的作法对那些崇拜英雄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在殖民主义结束之时，新兴国家中那么多新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蛊惑民心的政客，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摆脱殖民统治是一种单打一的运动。它为蛊惑民心的宣传提供了合适的场所；

蛊惑民心的宣传，又特别适用于这种运动。它要求相当大的、激起人们感情的力量。实际上，它又把一个国家变成了全民皆兵的国度，至少是造成一种可能出现全民皆兵局面的威胁。它丝毫不需要审慎的、错综复杂的均衡。而这种均衡正是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这种运动只要求把人民扭成一股足以威胁宗主国的力量，使它觉得继续保持控制将是危险而枉费心机的，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