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霍克菲尔德成为耶鲁大学的讲师。

1991年升为副教授，1994年成为正教授。霍克菲尔德一直致力于哺乳动物脑发展的研究，尤其在致命性的神经胶质瘤方面有所成就。她首开在脑研究方面使用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先河，发现了导致癌细胞在脑内扩散的蛋白质家族和基因。

1998年到2003年间，霍克菲尔德担任耶鲁大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生院院长。2003年1月，霍克菲尔德被任命为耶鲁大学教务长，负责管理耶鲁大学各院系的教育政策、学术计划和奖学金计划。霍克菲尔德同时还负责耶鲁大学运营和研究预算的管理。

2005年5月，霍克菲尔德就任麻省理工学院第十六任校长和神经科学教授。2012年2月16日，霍克菲尔德宣布她决定辞去麻省理工校长一职。霍克菲尔德在新一任校长产生之前将继续任职。2012年5月16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董事会选举拉斐尔·莱夫（L. Rafael Reif）为麻省理工学院新一任校长，于7月2日接替霍克菲尔德，成为第17任校长。

霍克菲尔德首开在脑研究方面使用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先河，发现了导致癌细胞在脑内扩散的蛋白质家族和基因。她一直致力于哺乳动物脑发展的研究，尤其在致命性的神经胶质瘤方面有所成就 。她首开在脑研究方面使用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先河，发现了导致癌细胞在脑内扩散的蛋白质家族和基因。

霍克菲尔德博士的研究主要是哺乳动物大脑发育及神经胶质瘤，一种致命的脑部癌变。她在脑研究领域率先使用单克隆抗体技术，并因此发现了在哺乳动物生命早期阶段控制神经元结构变化的一种蛋白质。她研究发现了一种基因及其蛋白质系的产物在脑部癌细胞扩散中的重要作用，这可能导致对神经胶质瘤的治疗有了新的目标。

作为一名关注研究哺乳动物脑发育的杰出神经学家，霍克菲尔德博士是第一位领导MIT的生命科学家，同时兼任脑与感知科学系神经学的日常教学工作。霍克菲尔德博士很注重加强MIT个院系、学科间的合作交流，以此来保证MIT始终处于全球科学创新的领先地位。她相信，MIT在工程学及科学方面的领先地位能使MIT处于新技术、跨学科领域及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实践的最前沿。加之以MIT的传统强势学科，如建筑、规划、管理及人类学、艺术、社会科学等，这将使MIT继续有能力成为解决时代挑战的先锋。

在她的领导下，MIT开展了有关能源的全校性大型科研与教育项目，并在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间加强合作，尤其是对癌症的研究。MIT还着手于为学生的生活及学习提供可持续支持，如本科课程改革，并斥资7.5亿美元进行大规模校园改造工程。

霍克菲尔德博士相信MIT有责任为全球教育及科研开发新模式，因此继续保持了MIT的长期传统，与全球相关政府和科研机构积极进行人员和信息的流通。霍克菲尔德博士在麻省理工担任校长期间，非常重视在国际上的产学研合作。2007年，麻省理工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成协议，共同建设马斯达尔科学技术研究院，世界上第一所专注研究另类和可持续能源、并培养研究生的高等院校。2009年，浙江大学、麻省理工与新加坡达成协议，共同建设新加坡技术与设计大学，2011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2011年俄罗斯斯科尔科沃基金会与麻省理工学院达成协议，共同建设斯科尔科沃技术大学，2013年投入运行。

在霍克菲尔德博士的领导下，麻省理工在中国积极寻找教学和科研的合作伙伴，也取得一些成果。2009年11月15日，清华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低碳能源大学联盟，在北京成立。2010年6月21日，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成立，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和香港中文大学候任校长沈祖尧共同为联合中心揭牌。在联合办学方面，麻省理工也在积极努力与南通市政府、上海交通大学开展合作，争取共建一所研究型的科技大学。

迎接人类第三次生物革命

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举行的科学和技术政策论坛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女士就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演讲，她表示，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发现的

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为生命科学的两次革命奠定了基石。这两次革命分别是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前者揭示了编码在DNA内的信息是如何通过核糖核酸(RNA)解译给完成生命功能的蛋白质的，后者帮助人们揭示了基因组所携带的信息。苏珊认为，人们面临着许多独特的科学机遇，而在生命科学方面，人们看到的将是生命科学与物理学和工程学融合的所带来的第三次生物革命。

重要工具

苏珊认为，在过去数十年中，生命科学知识的加速扩展正是建立在生命科学和工程学两者间的合作之上。无论是对DNA、RNA和它们蛋白质产品的结构和功能的认识，还是医药开发和临床诊断，人们均借助了物理学和工程学开发的新手段和工具，如电子显微镜、断层扫描仪和核磁共振成像仪等。在人类基因组破译项目中，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以及强大的新型基因测序技术成为生物学家依靠的重要工具。

保护这三项研究

苏珊指出，或许从表面上看，生命科学和工程学之间的这种合作更像是工程师在为生物学家提供服务，然而正是它们的合作才孕育了生命科学再次革命的来临。她表示，两门学科紧密的关系已经演变进化成了强有力的、富有成效的新生体，它们逐渐形成平等的关系并出现两者走向融合的迹象。在未来，它们各自将从融合中获益匪浅。为阐述自己的观点，苏珊列举了麻省理工学院正在从事的癌症医学、电池能源和环境保护这三项研究。

癌症医学方面

在癌症医学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科赫综合癌症研究所中有十多名癌症研究科学家和十多名工程师，他们领导着多个研究小组研究和开发新的癌症诊断、治疗和预防途径。人们所期待的成果之一是针对癌症细胞的化学疗法，利用纳米送药载体将药物直接送达病灶灭杀癌细胞；在电池能源方面，学院研究人员开发出了将病毒用于制造锂离子电池的阳极和阴极的技术，这种新型电池可在室温下制造，不会排放有毒物质，在电能容量上与普通锂离子电池相当的情况下，具有更佳的充、放电性能，适合用作插电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池。这是生物学帮助能源工程学的鲜活实例；在环境保护方面，学院土木和环境工程师利用基因组学技术解密海洋的微生物生态系统，以及监视微生物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反应。

苏珊认为，人类社会面临着众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问题，从流行性疾病到失策的全球经济，再到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能源体系，无不让人深感压力。为此，人们应该采取措施，促进生命科学和工程学的融合，让人类早日分享生命科学的新革命带来的丰硕果实。她建议通过四种特殊的手段加速生命科学第三次革命的来临。

激发热情

首先，必须鼓励年轻人投身于生命科学和工程学融合的事业，应激发他们的热情，同时为他们提供包括生物和工程、计算机和数学等跨学科教育，让他们能够共同轻松驾驭多门学科的基本知识。

建立新的学术机构

其次，建立新的学术机构。在麻省理工学院，细胞和分子生物研究机构自然“孵化”出了生物工程新学科，这优于将生物学家和工程师简单组合起来的模式。“孵化”过程的结果是，研究人员既懂工程语言又懂生命科学语言，还出色地掌握了生物工程语言。由于十分熟悉生物知识，生物工程师在工作中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至：分析复杂的系统、解释预期的数学模型、找出基本设计原则，并随后设计全新的问题解决途径。苏珊认为要向全美推广麻省理工学院的做法，并鼓励各学科之间加强交流和合作。

第三，将经费发放机制转为偏重跨学科的研究工作。必须继续为新兴研究机构中跨学科领域和项目的研究和从事研究的年轻人提供经费，不能单单教育和培养跨学科学生而不提供从事跨学科研究生涯所需的资金。此外，苏珊还认为，应该为由不同系、不同学院和不同研究所的人员共同参与的项目提供资金，并为简化他们获得投资的申请手续。

必须建立联系

最后，国家研发经费发放机构之间必须建立联系。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NIH)是联邦政府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发放机构，其他还有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和国防部。苏珊表示，这种科研投资形式难以营造统一的研究环境。经费发放机构之间应该建立联系，并与科学家成为合作者，共同确定更有机遇的投资领域和首要的科学挑战，共同制定统一的研发战略。

将改变人们的生活

苏珊最后说，第三次生物革命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她表示，在20世纪初，没有人想到人类的生活会因源于物理学和工程学结合的工业所改变。如今，人们也无法预知生命科学与物理学和工程学的融合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工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生的工业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活。她相信，美国面临的问题是需要改变美国科研机构和调整联邦政府运作以加速开发新的生物革命的潜能，这将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国家的繁荣和地球的生存。

尽管从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成功，但是在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女掌门人看来，美国的教育并不是在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惟一优秀的模型。实际上，美国高等教育是经过3个世纪的改良，从别的国家和高校获取模型和想法，才获得成功。“展望将来，大学将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那些不管源自何处的教育、研究方面的最好的实践。”她说。所以，美国以外的高校如果只是简单照搬在美国改良了3个世纪的高校形式，并不意味着一定获得成功。

同样的道理，美国以外的高校借鉴学生创业经验也并不一定取得成功。自从1983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两名MBA学生举办了第一届创业计划大赛后，这种创业形式风靡全球。至今美国已有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20多所大学每年举办这一竞赛。据统计，美国最优秀的50家高新技术公司有46%出自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计划大赛。但是，在美国的大学生的创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与其成熟的配套机制分不开的，而这一模式不一定适应于所有的学校。

所以，这位女院长最想探讨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如何能做得更好。在她看来，全世界的大学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大学应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敏锐发现新机遇，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应该放弃自己的长期任务。霍克菲尔德院长认为，作为研究性机构，大学应该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开拓知识；作为教育机构，大学应该培养下一代的领导者。在她看来，最成功的大学是那些在进取、冒险等方面密切合作的大学。

正是由于竞争，美国大学成为了创新的温床，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但霍克菲尔德院长认为，以创新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忽视那些与实用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

她强调，在麻省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艺术同样在研究和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麻省理工学院最大的学院就是工程系，而与其规模相当的一个院系就是科学院。实际上，学院还将进一步推进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新的跨学科合作的工作。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基础力量源于教育和研究的融合。这位女院长强调，教育不仅在于学生必修的特定学科。当学生离开校园，他们将在工作中管理团队，领导组织经历变迁。他们必须创造，并成为企业家。并且，他们不得不在随时变化的环境和趋于复杂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工作。“显然，我们的毕业生将用到的技能是在教室或实验室中学到的。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正式课程以外的活动中学到的知识。”为此，麻省理工学院强化了一些活动。

比如说实习。麻省理工学院有个国际科学与技术中心(MISTI)。这个中心把学生分配到世界各地的公司、研究实验室和大学进行实习。在他们离开前，实习生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在国外的经历使他们有能力在不同的国家与文化之间建立长久的职业联系。

智力开发和独立是领导必备的素质。麻省理工学院有个著名的本科生机遇研究计划(UROP)。在UROP中，学生直接与教师一起进行最前沿的研究。合作形式有一对一的学生―――教师合作，也有由不同学科的教师和研究员组成的小组。学生获得宝贵的第一手经验，并享受与良师益友共同工作的乐趣。在MIT，有85%的本科生参与UROP。

“独立，竞争，创新，跨学科合作，与世界的紧密联系，这些美国最好的大学的价值观可以帮助在全球化时代力争上游的任何一所大学。”霍克菲尔德说。

霍克菲尔德博士获得包括布朗大学、清华大学、冷泉港实验室沃特森生物科学院荣誉学位，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其他荣誉包括耶鲁大学Wilbur Lucius Cross奖章、罗切斯特大学Wilbur Lucius Cross职业成就奖，以及美国解剖学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natomists)Charles Judson Herrick奖，此奖颁给那些在该领域获得杰出成就的年轻科学家。

2005获得国际学术成就金奖，2004年获得耶鲁大学Sheffied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