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郑州知州苏琦言时宜三事。其一，国家肇造区宇，西北余孽未平，关辅、平凉、北平、辽右与夷虏相接，一有警急，调兵转粟，事难卒办。请议电田积粟，以示久长之规。其二，宜选股胧重臣，才兼文武，练达边事，分镇要害，以统制诸番。若其来归也，待之以诚，怀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义，示之以威，专明恩信，远示绥怀，勿启边衅，以疑远人;勿连兵祸，以劳中国。其沙漠非要害之处，当毁其城郭，徙其人户于内地……上谓中书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驭夷狄之长策。李牧、赵充国常用此道，故能有功……琦言有可采者，其参酌行之。’”《明太祖实录》卷50，洪武三年三月丁酉。尽管朱元璋对这一规划颇为赞同，但同时又制定了进攻蒙古大漠的计划，可见当时朱元璋本人处在攻或守的矛盾之中。而岭北之役促使朱元璋决定采纳苏琦的建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营长城防线。如洪武六年便将北边战略改为防御。“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分遣左副将军李文忠……分驻山西、北平等处，相机擒讨残胡。遣指挥李玉入奏。诏可之。”见《明太祖实录》卷83，洪武六年六月丙午。直到洪武后期，朱元璋才藉纳哈出投降之机，命蓝玉奇袭北元汗廷，但旋即再次回归长城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