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苏联建成了1500多个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大型工业企业，在苏联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拖拉机、飞机制造、汽车、重型机械、机床制造、化学合成工业、精密仪器制造等新兴的工业部门。1932年的工业产值是1913年的234.5%。其中，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9倍，比1928年增加3倍。1932年苏联的发电量达到173亿千瓦时。1929年开工建设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苏联的发电量比1913年增加了6倍。苏联的石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装备大部分都能在本国制造了。苏联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克拉玛托尔斯克建成了规模巨大的重型机械厂。在斯大林格勒欧洲最大的拖拉机厂于1929年破土动工，1932年第一期工程建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开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苏联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由1928年的48%上长为70.7%；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重也由计划1927年的60.5比39.5，变成46.6比53.4。整个国民收入从1928年的244亿卢布增加到1932年的455亿卢布，增长了68%。苏联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落后的农业国的面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增长幅度之大，超过了同期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最佳方案的许多重要产品的计划没有能够完成，许多新建成的大型企业，由于不懂得管理和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严重缺乏，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比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1932年3月一期工程投产时每天才能生产3台拖拉机，1934年才达到一天生产68台，勉强达到设计水平。

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之年，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了。从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一场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它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全球，袭击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但是，它却给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苏联利用西方迫切需要向外国输出资本、技术和寻找摆脱危机出路的有利时机，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技术人员和资金，在各主要工业部门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业，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时，欧美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开始转移到苏联寻找出路。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也第一次出现向外移民的倾向，先后有10万美国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申请移居苏联。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是以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钢铁公司的格里工厂为模型设计的。苏联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引进美国技术设备，雇用美国技术专家，于1933年建成的。著名的高尔基汽车厂是30年代初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援建的新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整套建于美国，再拆运至苏联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设备是德国和美国制造的，并由美国人担任建设总工程师。在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方面，美国供应苏联飞机或飞机附件，并给予技术援助。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32年上升50%左右。

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曲折探索

苏联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在农村发动组织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29年上半年，斯大林视察农村，要求加快对个体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中伏尔加边区的党政领导提出要迅速把全地区变成全盘集体化，并着手大规模组建集体农庄。只二个月时间，就组建起500个集体农庄，全地区62%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在斯大林提议和主持下要求马上在全国范围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

一场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很快席卷全国农村，集体化农户占总农户数的比例逐日上升，仅两个月时间就有一千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0%。在全盘集体化高潮中，各地不同程度出现偏差，如片面追求速度、数量和提高公有化程度，强迫实行住宅、小牲畜和家禽的公有化，等等。对富农的政策也急剧向“左”转。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党在农村中的政策，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一场暴风雨般的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在全国掀起。凡是被划为富农的，地方政权机关立即没收其财产，将他们“扫地出门”。

1930年和1931年，全国有6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有52.5万富农被强迫迁往西伯利亚、乌拉尔、北部边区。到1932年底，富农作为一阶级已被消灭了。集体农庄运动的强制性做法和过火行为，引起农民普遍不满。农民纷纷滥宰牲畜、家禽，以免被充公或被划为富农。1929年—1930年，全国约有一半以上的马匹被屠宰，约三分之一的猪、羊被宰掉。有些地方农民甚至用暴力手段对抗工作队。千百万封发自全国各地的信飞到莫斯科，表示抱怨和抗议。斯大林的亲信奥尔忠尼启则过去在许多问题上同斯大林保持完全一致的立场。他到各地农村考察后，对集体农庄运动提出了不同看法，对斯大林触动很大，加上其他中央委员的意见，令斯大林认真总结反思。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批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违反农民自愿原则的过火行为，严厉指出：“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头脑，失去了理智和冷静的眼光。我指的不仅是地方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别省委工作人员和个别中央委员。”3月4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决议要求坚决制止用威胁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禁止强制性的实行住宅、小牲畜、家禽、自用产乳牲畜的公有化，重申集体农庄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可是，在纠正过火行为中，出现了大规模退社的浪潮。到1930年6月，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户由原先的1400万户降为630万户，占总农户数的比例由60%降23.4%。这时，斯大林眼看大批农民退出集体农庄，心焦如焚。在1930年6月底召开的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改变了几个月前的态度，在政治报告中又提出了“你是支持还是反对集体化运动”的问题，提出要同时在城乡向资本主义成份展开全线进攻，促使个体农民联合成集体农庄。1930年秋，集体农庄运动又重新大规模展开。至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3%，集体化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9.1%，全苏已基本上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方向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后，应引导、帮助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贯思想。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虽然有偏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却把几千年来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经济基础；它基本上解决了多年来困扰苏维埃政权的商品粮供应问题，并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为国家工业化的资金积累作出了贡献；它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提供了基础。但是，斯大林片面的认为农业集体化的公有制成份越高越接近社会主义，他按照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的思路去组织和管理体农庄，搞统一经营、统购统销，否定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忽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力遭受损害。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政府严厉的行政命令和采取半军事化手段，激化了与富农阶级的矛盾，苏联农村出现了剧烈地阶级斗争和社会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滥用，从斯大林到基层干部的思维都是将一切矛盾归为敌我矛盾，打击和惩治是严厉的刚性的，结果造成苏联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样的教训值得汲取。

1932－1933年乌克兰和南俄等产粮区粮食歉收，而苏联政府仍然继续征粮，乌克兰地区农村的阶级矛盾尖锐，苏联政府强硬的流放打击富农，再加上强迫命令，农村形势动荡。而苏联政府采取了“无产阶级专政式”的作法，农村中对抗集体化政策的富农和民族主义分子遭到镇压，严重的被处决。但是剧烈地政治斗争的结果是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再加上1932－1933年乌克兰遭受严重的干旱，形成了乌克兰大饥荒。苏联地方政府隐瞒实情，等到斯大林等中央委员知道情况后，深感情况的严峻，1933年春末，才调集了35万吨粮食救援饥荒地区。根据西方学者的估计大饥荒造成200－400万人死亡。造成饥荒的原因既有苏联地方政府干部的严重错误，也有天灾的重要因素，更有斯大林激进式的集体化政策的严重后果。

生活的改善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大工业的职工人数由1928年的310万，增长到1932年的650万，增加1倍多。超额完成计划57%。国民收入1932年增加到450亿卢布，比1928年增加85%。职工的全年平均工资比1928年增长68%，超额完成18%。职工的社保金额1932年为41.2亿卢布，是1928年的3倍，超额111%。但是农民的收入总体处于停滞水平，这是政策折腾造的结果。据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学会推算，1928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15亿美元，人均为190美元。（2005美元）；1932年增长到578亿美元，人均341美元。苏联的教育迅速普及，1932年识字人口达到90%，在校小学生1910万，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6%。苏联在西伯利亚、远东等偏远落后地区大力进行教育投资改造，普及七年义务教育。亚洲小学儿童入学率由1928年的54.7%提高到92.5%。欧洲地区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8%以上。中学生的人数1932年是580万。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由16.7万增长到52万。五年计划为国家输送了18万名专家，广大工人农民享受免费的小学至大学教育。苏联人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和国民素质极大的提升。1927年之后，党中央加强了社会风气和各级党团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苏联几乎消灭了卖淫、赌博现象。黑帮绝迹，犯罪率由1919年的十万分之三百七十五，下降为十万分之三十九。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崭新的社会呈现出巨大的优越性。苏联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比1928年之前恶化了。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1928年之前，苏联欧洲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优越程度，比许多工人好许多。但是1932年，工人的生活水平就好于农民了。城乡差异大、工业与农业的不协调发展，不注意保护农民的民生是苏联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